【金秋卷•散文篇】《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作者：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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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第1期，总第213期
··共同见证··
早上，我跑步来到家乡的南山公园，站在最高的亭子上，迎着初升的太阳，放眼望去，只见山花烂漫、层峦叠嶂、风景如画，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傍晚，我在大凌河广场漫步，夕阳晚照，景色怡人。两河交汇处的宽阔水面上，京沈高铁大桥如一道彩虹横跨大凌河，“和谐号”列车正疾驰而过。平静的河面倒映着城市的倩影，一副优美的画面，禁不住再次唱起：“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和祖国一起出生，和祖国一起成长，和祖国一起走过了从贫穷到富强的七十年艰苦历程。
1949年杏花开放的时节，我出生在红山女神的故乡——辽宁省凌源县鸡冠山脚下、黄金带河旁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度过了困苦而又快乐的童年少年。那时候的中国农村是贫困落后的，住的土平房，睡的是火坑，全家男女老少挤在一铺炕上。点的是煤油灯，烧火做饭是大灶火。那时没有细粮，吃的是苞米面饼子、高粱渣子粥，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白面饺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连粗粮都不够吃，只得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那时，凡是能吃的野菜我都挖过，如：苣荬菜、灰灰菜、苦麻子、刺菜、婆婆丁，山上的抽老婆条子、樊梨花叶子、榆树皮，还有地瓜秧子、高粱乌咪等等。有时候断粮了，妈妈就用食盐拌一颗大白菜，就是一家人的晚饭了。穿的就更不用提了，衣服总是补了又补。鞋子是妈妈千针万线纳的千层底鞋，一双鞋不穿到前露脚趾头、后边露脚后跟，舍不得扔。冬天穿的是空桶子棉袄棉裤，从来没穿过什么衬衣衬裤，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在艰苦生活中度过来的。
小时候生活虽然艰苦，却也有很多乐趣，比如：到村边的小河摸鱼、玩狗刨，到南山的树林里掏鸟窝、采蘑菇，白天在村子里弹玻璃球、老鹞子刁小鸡、打嘎（木质两头尖的玩具），晚上在院子里藏猫猫、掏家雀，小学时课间活动找朋友、丢手绢、瞎子摸象等游戏，都给自己留下了快乐的印记。
我们的国家在建国初期也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整个国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经历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经历了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变化，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我们的国家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生活才有了初步的改善。自己的少年时期是和整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
1966年我刚要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律停课闹革命。本来我在班级是个学品兼优的学生，不仅学习拔尖，而且担任团支部书记，安照当时“推荐和选拔”的政策要求，我们班推荐15名学生升学，我名列第一。可是，整个教育制度都被砸乱了，教育机构都陷于瘫痪状态，升学无望，只好回乡务农。
当时我只有十七岁，却要承担起繁重的农活，春天的播种、薅苗，夏天的除草、施肥，秋天的收割、运送，冬天还有起粪、倒粪，各种农活我都干过，吃尽了苦头。虽然年少，但是我能吃苦耐劳，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还被推选为生产队的干部。
1969年冬，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祖国北部边疆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1969年的3月5日、15日，我边防军在珍宝岛与苏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9次进攻，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安全。值得骄傲的是：我参军的部队正是珍宝岛保卫战的参战部队，而且还出了三个战斗英雄。我在部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我成长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入伍时正是冬季，已经是很寒冷的时节，到了北疆，这里更是天寒地冻、哈气成冰。当时珍宝岛战斗刚结束不久，中苏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时期，苏军百万大军压境，部队也处于战备状态。新兵连训练结束之后，部队就赴命开赴偏僻的农村疏散。我们班被安排住在达翰尔族人家，战士和老百姓住在一间土平房的对面铺，外面冰天雪地，战士们要到雪地里去寻找苞米秸回来取暖。军衣洗了放在院子里晒，不一会儿，就冻得像铁板一样。达翰尔族老大妈就把饭锅烧热，用热锅把我们的铁板衣服烤干，此时此刻，我真实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军民鱼水情”。
说到军民鱼水情，还有一段佳话。1972年，我们部队到齐齐哈尔市郊区雅尔塞公社的嫩江开展游泳训练，住在老百姓家。这里的群众很欢迎部队的到来，其中一户农家的十来岁的姐弟俩，为了让解放军住上干净的房子，自己动手打扫房间，还用石灰把房子刷得干干净净，迎接战士们的到来。我当时正在团报道组，得知此消息后采访了姐弟俩，写了一篇通讯投给报社和广播电台，齐齐哈尔日报很快刊登这篇稿件。更令我欣喜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少儿节目也广播了《齐齐哈尔市郊区两个少年热爱解放军的故事》。
在从军的六年时间里，战士们每天都要“天天读”，就是天天要坐在床铺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小时。还有“天天练”，也就是每天训练一个小时。训练场上矗立着“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八个大字，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战士们都要在训练场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雷打不动。1969年部队处于战备状态，训练的主要在从军的六年时间里，战士们每天都要“天天读”，就是天天要坐在床铺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小时。还有“天天练”，也就是每天训练一个小时。训练场上矗立着“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八个大字，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战士们都要在训练场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雷打不动。1969年部队处于战备状态，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准备打仗，我们这些新兵很快学会了使用步枪射击、拼刺刀，投掷手榴弹，还学习使用六零火箭筒，练习打坦克，还有擒拿格斗、战术训练等等。当兵期间部队要执行各种任务，比如：到小兴安岭中苏边界修筑国防工事，按照毛主席的11.24批示进行冬季野营拉练，扑灭兴安岭森林大火，到江河进行武装泅渡训练。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及良好的品质，六年的军旅生涯，我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从一名新战士成长成一名班长。班长虽然最小，但是对于培养一名青年的组织能力是很有好处的，为我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从军的六年时间里，战士们每天都要“天天读”，就是天天要坐在床铺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小时。还有“天天练”，也就是每天训练一个小时。训练场上矗立着“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八个大字，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战士们都要在训练场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雷打不动。1969年部队处于战备状态，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准备打仗，我们这些新兵很快学会了使用步枪射击、拼刺刀，投掷手榴弹，还学习使用六零火箭筒，练习打坦克，还有擒拿格斗、战术训练等等。当兵期间部队要执行各种任务，比如：到小兴安岭中苏边界修筑国防工事；按照毛主席的11.24批示进行冬季野营拉练；扑灭兴安岭森林大火；到江河进行武装泅渡训练。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及良好的品质，六年的军旅生涯，我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从一名新战士成长成一名班长。班长虽然最小，但是对于培养一名青年的组织能力是很有好处的，为我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的部队主要是步兵，机械化部队几乎是零，部队的转移行动主要靠两条腿。战士们使用的是56式步枪，还有59火箭筒、60迫击炮、75直射炮、120加农炮，战斗机是歼七。武器不行，打仗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现在我军的装备已经今非昔比了，步兵不再靠两条腿，而是攻防兼备的步战车，车载自行火炮、99A坦克及装甲车。我们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战斗机已经到歼20了。火箭军、导弹部队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兵种了，还有信息战略支援部队、电子侦察部队、三栖特战兵等等。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大阅兵，展示了我军几十种军事装备，我这个老兵已经都不认得了。不仅是武器装备，部队的军事素质也显著提高，在国际军事比赛中，中国军队多次名列第一，取得优异成绩。现在，我军已经是装备精良、敢打胜仗的现代化世界强军了。
局车务段当一名铁路工人，脱掉绿军装，穿上了蓝色的铁路服；摘掉了领章帽徽，佩戴上铁路路徽，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历程。当时铁路职工在全国最早恢复职业装、工资最高，而且还发有管内的免费乘车证，铁路职工是很受人羡慕的职业，我为成为一名铁路职工而感到挺荣幸的。铁路局有十几个段，比如：车辆段、电务段、机务段等等，但是，车务段是火车运行最主要的机构。到车务段后我被安排到锦承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当扳道工，这是庞大铁路系统一个最小的岗位。在火车站的两端100多米处，各有一个仅有四平米的小房，四面窗子，便于瞭望。这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只凳子、一个信号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我所在的扳道房四处没有房屋。只有一片庄稼地和一片小树林。铁路实行倒大班，24小时一轮换，这条线车次非常少，一天没有几趟，寂寞孤独可想而知。实在无聊，我就借来书籍阅读，或是到扳道房旁的空地活动，打打拳、做广播体操。虽然是枯燥无味，但是我忠于职守，认真执行操作规程，保证每一列通过的客、货列出安全通过。
我刚到铁路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厂矿企业多数处于停产整顿时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中国铁路也处于混乱状态，交通事故不断，旅客列车晚点已成家常便饭。这时，党中央发出“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号召，首先从铁路这个全国经济的大动脉抓起，派万里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到任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安全、正点、多拉、快跑”的八字方针，很快改变了混乱局面，出现了安全快跑的大好形势，铁路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官”。
在扳道员这个岗位上，我干了六个月，后来段领导把我调到车务段担任宣传干事。在此期间，在锦承线上有个367·368次小客车，乘务员全是年轻的姑娘，她们热心为旅客服务，获得许多的好评。为此，我专门随车采访，一路上看到姑娘们勤勤恳恳工作，主动热情地为旅客分忧解难，做了很多好事。回来后，我连夜赶写了一篇通讯《三八包乘组的故事》，很快在朝阳日报刊登，从此，“三八包乘组”的故事在辽西、热河一带传为佳话。在铁路工作期间，由于我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科室党支部书记。1978年铁路局政治部正式下令我为政工干事，实现了从工人到干部的转变。
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六年可谓是一帆风顺、不断进步。后来，由于父母年迈又加上两地生活，不得不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岗位，调回了家乡所在地，至今已经38年了。38年里，中国铁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是蒸汽机车，需要工人不断地向锅炉里投煤，才能保证列车前进，时速只有40公里，干线才能达到60公里。现在，我国的高铁时速已经达到每小时350公里，流线型的内燃机车“和谐号”取代了上百年的蒸汽机车、绿皮火车，全部实现了自动化驾驶。我想，车站两端的扳道房、信号板恐怕早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现代化信号系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铁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
1981年5月5日，我又回到了阔别12年的家乡——凌源县。12年前的凌源几乎没有工业，现在，这里已经有两家大型国企落户凌源，一家是辽宁省凌源钢铁公司，一家是辽宁省凌河汽车工业公司，我报到的新单位就是汽车工业总公司，这也是我爱人所在的单位，她在总公司政治处工作。
到总公司上班后，我被安排在宣传部，一年后又调到总公司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凌河汽车工业公司主要生产“凌河牌”中吨位载重汽车，当年的汽车规模和产量仅次于一汽、二汽，在全国居第三位，汽车的销路也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总公司下属汽车发动机厂、汽车铸造厂、汽车组装厂等十个子公司。公司秘书工作十分繁忙，会议的安排、来宾的接待、工作总结、领导讲话、公文处理、上传下达、办理事务等等，我认真履行职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热心为机关服务，得到领导的好评，三年后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1988年总公司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中层干部实行聘任制，公司总经理聘我为办公室主任，那时只有39岁，成为总公司机关最年轻的中层干部。竞聘后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人员“三个服务”既“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热情、周到、廉洁、务实、创新、高效、”的工作要求。建立工作人员“一日工作制”，对每天的工作进行记载，一个月后对完成工作的质量效果进行考核，叫做“日记实、月考核”，以此增强办公室人员的责任心和办事效率，年终总结表奖，办公室被评为优秀处室。
我青年时期工作的铁路和汽车行业都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铁路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大动脉”，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有幸在这两个重要国企奉献自己的青春，也亲眼目睹了中国铁路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壮大。八十年代我国汽车工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汽车品牌单一，性能较差。当时的轿车只有一气红旗、上海大众、天津夏利等几个品牌，以后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逐渐引进了国外知名品牌，比如广州本田、北京现代、华晨宝马等等。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加快了自主品牌的研发制造，国产车日益强大，生产了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中华轿车，奇瑞轿车。国内汽车厂家也是风起云涌，轿车厂家已经多达74家，各种品牌的轿车更是如雨后春笋，比如奇瑞、华晨、比亚迪、吉利······数不胜数，品种已经达到143个，年产量已经达到3000万辆。为了满足不同消费阶层用户的需要，我国的汽车正在向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自动挡取代了手动挡，近年来国家又大力提倡发展电动车、新能源车，不久将来，无人驾驶汽车也将进入中国百姓的生活。
我当年所在的单位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办公大楼前挂两块牌子，一边是辽宁省凌河汽车工业总公司，一边是辽宁省司法厅凌源劳改分局。（1989年监狱法颁布之前称劳改分局、之后称监狱分局，劳改犯称为服刑人员）。凌源劳改分局是司法厅的派出机构，主要承担凌源五所劳改支队上万名罪犯的监管改造工作，汽车公司属于劳改企业，从属于分局。
八十年代初，我国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根据新时期在押犯成分的变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刑事犯罪多、青年犯罪多），提出了新的改造罪犯的方针政策，改变了监狱几千年的封闭状态，允许罪犯走出去参观社会，欢迎社会各界到监狱开展社会帮教活动。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对罪犯开展教育，我局组织了一次青年犯到社会参观。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文明村”、“文明厂”建设。根据犯人多数来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局选择了到朝阳市的文明村——喀左县白塔子乡参观。我的一个战友恰好在这个乡当党委书记，经局领导同意也随同前往。回来后，我把参观活动写成一篇通讯投给报社，没想到《人民日报》竟然给发表了，题目是《凌源劳改分局组织青年犯参观”文明村“》。《人民日报》以本报讯 通讯员郭英报道，详细介绍了凌源劳改分局组织青年犯参观朝阳市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文明村”的情况。《人民日报》是把它作为一种新事物宣传的，这篇报道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年后，分局领导从加强新时期监管改造出发，调任我为教育改造处处长。从此开始，我从事监狱的主要业务12年之久，而且在此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为中国的监狱事业做出了贡献。
凌源监狱分局是全国大型改造场所之一。1986年司法部邹瑜部长到凌源分局视察，随同的监狱局王名迪局长在全局干部大会上概括凌源分局有五大：“摊子大、贡献大、困难大、包袱大、前途大”。人民日报记者到凌源采访，回去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一座特殊的城”，介绍了凌源既是一座汽车城，又是一座劳改城的特殊地位。日本法律专家左左木静子到这里参观，回国后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我在凌源劳改城坐着汽车看了一整天还没有看完。”
我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后，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关闭了数千年的监狱大门打开了，社会各界都可以走进监狱大门开展社会帮教活动。我在任期间就接待了沈阳、丹东、辽阳等十几个市的社会帮教团体，还有全国人大代表、电视剧《冷姨》的原型冷淑梅、辽宁省著名美容师陈宝岩、全国第一个个体户姜维、国民党原将领沈醉等来监狱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教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担任教育改造处处长之后，首先对在押犯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犯人中普遍存在改造意识淡化等倾向，于是组织全局从事教育改造的干警编写了《帮你走出改造误区》的教材，对在监犯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
九十年代的监狱，监管警戒设施严重老化，犯人超体力劳动，伙食非常差，经常有犯人逃跑。我们辽宁省监狱每年逃跑人数大约一百多人，全国大约两三千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在凌源分局，我们组织了有逃跑史的5名犯人，到所属监狱巡回演讲，讲述逃跑的痛苦经历和造成的危害，对全体犯人进行反逃跑教育。我处还搜集局内外犯人逃跑的资料，编制了防逃教育的系列音像教材：配乐通讯《自我毁灭之路》、实况录像《痛苦悔恨之路》、纪实文学《越狱犯逃亡记》发行给全国监狱，对遏制罪犯逃跑发挥了预防作用。
犯人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参加过司法部组织的犯人改造质量定点调查，九十年代重新犯罪率在百分之十左右。据新闻媒体报道，社会上很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大多是刑满释放人员所为。调查发现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局在犯人出监前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请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来监狱授课。我们开办的课程有农业技术、果树栽培、家电维修等等，为释放人员出监自谋职业创造了条件。为了让刑释人员走出一条光彩的道路，我特意走访了省内外的先进典型，写了一本纪实文学《光彩的新路》正式出版，时任司法部长的肖扬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书中记述了犯人刑释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先进人物。在采访过程中，有摄像师随程录像，同时出版发行了【光彩的新岸】录像带。
从事管教工作期间，著名美容师陈宝岩女士三次来监狱帮教一名青年犯，我亲自陪同并采写了《美容师与青年囚犯》的长篇通讯，在当时辽宁省公安刊物《水晶石》发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我国出版了献给世界妇女大会的《当代巾帼风采》书籍，此书收集了“中国十大女杰”及各行各业杰出女性的事迹，还有国家领导人陈慕华、彭佩云、吴仪等的专访，我采写的陈宝岩的报告文学也收入其中。从事管教期间，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多篇论文发表在司法部刊物《犯罪与改造研究》、中央司法警官大学刊物《中国监狱学刊》、上海刊物《改造理论与实践》。还有通讯报道在《中国监狱》、《特殊园丁》、《大墙内外》、《法制与文明》刊登，囊括了当时国内司法机关的主要刊物杂志。
进入新世纪的2001年1月，上级调我到辽宁省司法警官培训中心任政委职务，我面对的对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穿着囚服的罪犯变成了身着警装的青年警官，他们是人民的卫士、祖国建设的保卫者。
省警官培训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对新录用的警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警衔晋升培训、初级警官晋升中级警官的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人民警察条例、规章、纪律；警体训练（包括警容风纪、警体技能、队列、射击等）。我和他们一起到靶场实弹射击、学习擒敌拳。1986年全国监狱警察岗位大练兵，按照年龄56岁以上是免训的，我除了负责组织领导之外，也和干警们一起参加训练，大练兵结束考核验收时，按照老、中、青三个年龄段，达标、良好、优秀三个标准考核，我参加青年组的考核，而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大练兵后省警官培训中心还组织了登山比赛，我超过了所有中青年教官，登上了南山最高的亭子，第一个到达终点。
2003年一场非典向全国袭来，上级要求培训工作全部停止，也禁止一切外出活动，这样全体教官一下子闲了起来，无所事事。我向上级领导建议，成立警官铜管乐队，利用封闭期间学习训练。我的建议得到上级支持，还拨来专款让我们购买乐器。这样警官铜管乐团很快组建起来，在两个月的封闭期间，大家从初学到能够演奏很多乐曲了，我也利用此机会学会了萨克斯。在以后的警衔培训时，开班典礼、结业典礼仪式，由佩戴绶带的警官乐团演奏《国歌》、《监狱警察之歌》、《欢迎曲》、《欢送曲》等雄壮、欢快的乐曲，使典礼仪式显得更加庄重。警官铜管乐团还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成为司法警官培训中心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在全省司法系统的文艺汇演中，还获得器乐类第一名。在此期间同时成立了民乐团，能演奏各种民乐合奏、独奏曲，节目还被选送到司法部。我也借此机会学会了扬琴、二胡、巴乌。
为了满足青年警官学习新知识和提高学历的需要，我专程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联系开办法律专业的研究生班，得到学院领导的支持，政法大学派教授来授课。同时还与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开办了MBA在职研究生班。两个研究生班为辽宁司法警官进修学历开创了方便之门。
我在培训中心还负责校园绿化工作，栽植花草树木六十多个品种，花开时节，姹紫嫣红，非常美丽，当年被授予辽宁省绿化先进单位。宣传部还录制了专题片《鲜花盛开的警营》，在内部电视台播放，引来不少的赞誉。我的一篇工作体会还被辽宁省委机关刊物《辽宁工作》选用。在省培训中心政委的岗位上，我荣幸地被司法部授予高级警官。
2009年12月，工作了四十年之久的我退休了。回顾一生，经历可谓丰富，职业可谓齐全：农民、工人、解放军、企业干部、国家公务员、人民警察、领导干部。在党的培养下，我逐步成长起来，无论在哪一个岗位，我都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没有能成为名人，但是我可以成为一个达人。我从参军那天起一直坚持早上跑步、打拳，已经半个世纪了，从未间断，跑步的里程按照每天5公里计算，从黑龙江的北极村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已经有几十个往返了。2009年的《中国体育报》曾经以“坚持长跑40年”做过报道。
我热爱通讯报道和文学写作，我没有能成为记者、作家，但是我几十年来坚持写稿，在国家、省市报纸都发表不少稿件。我也爱好文学，二十多岁就在市《群众文艺》发表了反映军民关系的小说《买药》，后来在《鸭绿江》、《作家天地》、《辽西文学》多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有的作品被收入《祖国好华语文学艺术典藏》、《东方美全国诗联书画作品集》、《中国文艺精品博览》。
我没有能够上全日制大学，但是我在职期间考上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参加半脱产班学习。之后又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MBA在职研究生两个学历。
我响应国家晚婚的号召，30岁才结婚；响应国家计划生育 “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只生了一个男孩。儿子中国刑警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2017年参加全省警察技术大比武获第一名，被授予广东省十佳警官。2018年侦破特大网络贩枪案，荣立二等功，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我退休了，儿子又走上了保护人民安宁、保卫公共安全的岗位。
我和祖国同一年诞生，一起走过了70年的征程。我的祖国从当初的贫穷落后、外辱内患、民不聊生到如今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我国的科技创新，举世瞩目。全程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中国高铁里程已经达到5万公里以上，领先于世界；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飞机成功首飞；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踏水腾空；航天探月工程再创辉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大显身手；还有超级计算机、移动通信技术、北斗导航系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世界地位越来越高。
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以我家为例，刚结婚时，18平米的筒子房，四家一个厨房一个厕所，现在我们住着146平米的大房子。辽宁省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四次搬新家，一步一层楼》的文章，被《老同志之友》选中，以一个版面刊登。工资更是翻倍上涨，从刚参加工资时的40元，到现在已经将近六千元，翻了120倍。我个人也在不断地成长进步，从一名铁路工人逐步成长为国家干部，从县处级领导到人民警察的高级警官。
我和我的祖国一起出生，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成长。
回顾一生的历程，我足矣！我给国家做出了贡献，国家也给了我优厚待遇，如今安度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老年大学宽敞明亮的演出大厅里，我和几十个与共和国年龄相仿的老干部在排练迎接建国70周年的节目。我在民乐团担任扬琴伴奏，一首充满深情的歌曲从演出大厅飞向山野村寨，飞向大江南北，在祖国的万里晴空久久地回响······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我要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中国·····
作者简介：
郭英，青年时参军，在部队就发表小说，采写的稿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从部队转业后，所写作品在《人民日报》、《作家天地》、《鸭绿江》等期刊发表。人物特写被收入“95世界妇女大会”文集《当代巾帼风采》。担任编导拍摄的电视片《光彩的新路》，由辽宁广播电视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所著纪实文学《光彩的新岸》获时任司法部长肖扬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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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顾问：
孔灏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相裕亭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法律顾问：
吕庆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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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顾问：
侍少华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
李敬伟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摄影顾问：
王红军先生（江苏摄协会员、《江苏摄影》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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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主播：
水.寒傲似冰女士
宁静女士
清山先生
愚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