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我就是一株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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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图书馆 志 勇 摄
最近几日，不知为何，脑子中总是萦绕着《病梅馆记》里的句子，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
这样的句子屡屡浮上心头，总是有其原因的。屡思之后，终于明白了——却原来我就是一株病梅嘛。
我出生于大饥荒之后，属先天营养不良。记得就读高中时住校，从家里带干粮，多是窝窝头、煎饼就咸菜，直到上了大学，伙食才有改善。在正长个头时营养却跟不上趟，难怪我比弟弟们都要矮。
而这还远非最要命者。好读书，却无书可读，村里的学校，既无阅览室，更无图书馆，除了印有“万寿无疆”“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语文课本，就是看课余同学之间传阅的小说如《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苦菜花》等。还有电影放映队会定时到村里来放电影，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卖花姑娘》《地雷战》《地道战》《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南征北战》等。
受此影响，最热衷的游戏，便是和小伙伴们在土堆上开挖地道，有一次地道塌了，还把小伴埋在里面。在马路当中挖坑，上面用小树枝、草叶盖上，撒上浮土，躲在旁边，看行人颠倒而取乐。兵分两队，相互间用土坷垃开仗，或与邻村孩子打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就是和弟妹们用宝贵的零花钱买连环画看，至今，家中就还保存有整整一箱，不外《战开封》《再战开封》《李自成》《密林歼匪》《陈胜王》《激战五峰山》《不怕鬼的故事》《武松》等。至于大量阅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及其他世界文学名著，那是上了大学后的事情了。当时读到的是《水浒传》，反复读，吃饭也读。记得父亲曾拿回来一本《封神演义》，老师借去看，再转给同学，同学转同学，最后不知所踪。我清楚地记得，《海岛女民兵》是借同学的，只允许看一个中午。于是放学后，我没回家吃饭，蹲在教室门口，用午休时间将其快速看完，其实也就是浏览个故事梗概而已。去同学家玩，在窑洞炕上发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十分有意思，索性趴在炕上读了起来，事后回想起来，大约是巴金的《家》。《平原游击队》则是考上县中后，借一名父亲是当副县长的同学的而读。
中学当然有了图书馆，但似乎只有学习委员方可代表班级去借，反正我一次也没借过，当然功课重也是原因之一，那时要考大学了吗。因此，上了大学，我就像掉进书海里的人，拼命阅读，虽溺亡亦不悔也。许多同学也是如此。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一个人求知若渴的青少年时代，而不给他书读，那就是一种犯罪。
曾和一上海同事闲聊，她说自己读初中时去安徽农村插队，村里当然无书可读，有一同学随身带了本《新民晚报》的合订本，于是大家轮流来看，都快翻烂了。可见，精神上之饥渴笼罩着大江南北的学生们！如此半饥饿状况下，我的精神之发育，恐怕还远不及身高。
非但此也，我读小学、初中时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际，每日高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放学回家吃饭。贯彻“五七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自小学至高中毕业只需九年。还有就是勤工俭学，去河滩砸石子；自己动手垒水泥乒乓球台等。
“批林批孔”运动掀起高潮之时，某日县里要来视察，于是老师留下几个同学来，有写批判稿的，有用毛笔誊写到白报纸上的，我是专门负责写稿的，老师出个题目，我和几名同学作文，不外引用一两段“M 语 录”，然后再加以发挥罢了。剩下的人用毛笔抄写到白报纸上。一直忙到次日凌晨鸡叫时分，方将学校整整一面墙用大字报糊好回家。至于孔老二，以前本不知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个人，经过此番批判方才有所了解，当然他的智慧，是连辩日之远近的两小儿、在大道上玩筑城游戏的小孩子也不如的。法家当然是正确的，而儒家则是反动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讲，日日讲”，人纯粹是个阶级生物，只有阶级性，毫无人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边看电影，一边嘲笑那在讲台上大讲“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国民党反动派只打内战不抗日……
当 M 去世的噩耗传来后，全校师生集中在大院里，席地而坐，校长在台上一边哭一边宣布这一噩耗，大家则在台下哭成了一片，当时的感觉就是：万寿无疆的M 他老人家怎么会就走了呢？苏修、美帝眼看要打来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这可怎么办？
简单的二分法：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矛盾也分敌我与人民内部，是非须以阶级而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领袖说的都是对的、真的，“一句顶一万句”，敌人说的当然都是错的、假的了，“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正面人物个个高大伟岸，反面人物无不萎缩渺小；银幕上的日本鬼子、蒋匪军、美军一枪毙命，而革命战士即使中弹，临终前也要拼命杀敌或上缴党费。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破四旧”，不砸烂旧世界，就无法建设一个新世界……
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就是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沐浴着如此之光线而成长定型的。一方面是精神极度饥渴，另一方面则是大量非人性的、讲阶级斗争的、扭曲片面虚假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之灌输，我能够长成个什么模样，完全可以想见！当时之社会，不正是在做着“斫直、删密、锄正”的勾当么？我不是株病梅又能是什么？
剑桥大学图书馆 志 勇 摄
好在改革开放了。恢复高考那年，我考入县中，两年后进入大学中文系，假如用裹小脚来作比的话，我只相当于一个半成品。小脚裹到一半，突然停止了，裹脚布除去，任其自由生长了，那年我十七岁，才试着迈开半残疾的双脚学步。进入大学后，在老师引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尤其外国文学名著，几乎老师讲到的，我全部去读，当然是囫囵吞枣，来不及好好消化了。但裹过的小脚虽比天足更渴望自由，然其对自由的适应，毕竟有些畏首畏足。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没回家，留在学校帮同学看寝室，一个暑假，我把范文斓主编的《中国通史》通读一过，然收获极为有限。工作后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却发现历史原来长这样？再后来读《纲鉴易知录》，张荫麟《国史大纲》，萧一山《清史大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问学谏往录》，《知堂回想录》等，一点一滴重建自己的历史观。当然，齐邦媛的《巨流河传》，王鼎均的《人生四部曲》，周德伟的《落笔惊风雨——我的前半生与国民党的点滴》，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也有助于我了解历史真相。
如果说当初是文学将我引进门的话，那么，走出校门后，种种因缘际会，我由文学而心理学、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至师专教书，读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少女杜拉的故事》，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眼前似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还有钱锺书、梁实秋、林雨堂的文章，然后是台湾作家如三毛、琼瑶等人的小说，张继高、陈之藩的散文，徐复观、殷海光、周德伟的哲学，则如海面上吹来的清风。然后便是遇见知堂，惊为天人，他的书见一本买一本，记得那年去乌鲁木齐出差，在书店见到广州出版社出的《周作人文选》四本，买下，舍不得托运，放在随身行李中，坐飞机带回。相当长一段时间，知堂成了我读书的引路人！
近几年来则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约翰·密尔《论自由》，爱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以赛亚·伯林《自由论》，《殷海光文集》《周德伟论哈耶克》《甘地自传——我追求真理的历程》，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阿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阿林·弗莫雷斯科《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等，一扇理性的大门又向我打开了。
人不仅有阶级性，更具人性；且人性非常复杂，绝非黑白两色所能概括的。文艺就不仅是为工农兵服务，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从来就不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之为人，便是要追求真相与真理，是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割裂了与传统的联系，而传统并非现代化的敌人。人就不是要安安心心做一枚小小的螺丝钉，而是成为他自己。宗教信仰并非统治者用来麻醉劳动人民的毒药。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么计划文化呢？不是我们要去扛着枪解放天底下四分之三受压迫的人民，而是首先要来解放自己。同样是殖民地，甘地先生领导印度人民就通过非暴力抵抗运动而取得了民族独立。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来养活的，而非相反……
真理就像阳光一般，在去掉蒙蔽之后，它在哪里，我的头就朝向哪里！这期间有过反复、挫折、阻挠、非议，然而那颗向着太阳的心却永远没变！
龚自珍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他购买了三百盆病梅，“毁其瓮，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又希望“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先生大力宏愿，我真替那些病梅感到庆幸。然我这株病梅，又靠谁来医治呢？恐怕只能依靠自己了。唯一感到幸运者，就是自己的精神虽然弯曲斜歪着，然其中之神经尚未坏死，当蒙蔽一旦去掉，它就激励着我去追寻阳光，而努力地长啊长，虽然我十分清楚，无论如何努力，我这个裹到一半的小脚，永远无法像天足那般健康的，但这就是我的宿命。
当然，只要我这株病梅存在一日，就会提醒后来者，那病梅馆曾经的存在，这大约就是不幸的价值吧。
二O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上午至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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