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妻子以红珠为念独守47年，后代皆成才

1975年，一位老人在长沙病逝。生前，她是长沙街道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她的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过着寡居生活。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她已经守寡守了足足47年。

47年前，二十出头的她一个人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四处辗转，拼命做工，誓将女儿培养成才。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她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是即便颠沛流离，生活拮据，她也没有想过另嫁他人以谋求安稳，因为她的心早已被就义于敌人屠刀下的丈夫牢牢占满。

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郑家钧，她的丈夫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夏明翰。

曾经沧海难为水

夏明翰与郑家钧的相爱，颇有革命主义浪漫气息。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夏明翰一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一边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有一次，夏明翰领导的人力车工人罢工游行遭到敌方武力镇压。子弹眼看就要打到夏明翰的身上，一个清秀的女子纵身上前，用自己的右臂为夏明翰挡下了这颗子弹。

这个清秀的女子就是郑家钧，彼时的她是长沙湘绣厂的一名普通女工。

当时长沙是革命中心，各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进步人士熊瑾玎正是郑家钧的表哥。常年的耳濡目染，让没有读过书的郑家钧也对革命主义心生向往。正是因为如此，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替夏明翰挡下这一枪。

夏明翰被郑家钧的勇敢坚强深深地感动了。出于愧疚之心和敬佩之情，他经常去探望受伤的郑家钧，与她谈革命，聊理想。在一次次的接触中，夏明翰发现郑家钧温柔平和，聪慧善良；郑家钧也感到夏明翰见识不凡，能力超群。

夏明翰一提到郑家钧，就是三个字——“家钧好”；郑家钧一说到夏明翰，也是三个字——“顶强的”。

两颗心越发靠近了，但两个人都不好意思捅破这层窗户纸。

好在有一个媒人及时出现了，这个媒人正是毛泽东。

有一天，毛泽东去看望夏明翰，看到夏明翰正在洗衣服，不禁感叹道：“明翰，该找个伴侣啦！郑家钧不是对你很好嘛！”夏明翰一听到郑家钧的名字，激动道：“家钧好！家钧好！”

毛泽东早就看准了夏明翰和郑家钧是一双璧人，高兴道：“你俩情投意合，道同志合，早点成家吧！”

经过毛泽东的“保媒”后，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夏明翰和郑家钧在清水塘4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人前来贺喜，并为这对有情人带来了新婚礼物。最有趣的是，他们巧妙地利用夏明翰和郑家钧夸赞对方的口头禅，写就了一副贺喜对联——“世间惟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

夏明翰与郑家钧

除却巫山不是云

在那个以“门当户对”为结亲准则的年代里，夏明翰和郑家钧可谓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典型。

夏明翰出身豪富，家中世代为官。祖父夏时济乃晚清进士，历任户部主事、两江营处总理等职；父亲夏绍范曾由光绪皇帝亲授三品顶戴花翎，进封资政大夫，代理秭归知州。作为夏家长房长孙，夏明翰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过着锦衣玉食的地主少爷生活。

郑家钧则出身寒素，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年纪轻轻就来到长沙湘绣厂做工，以求糊口。

如果是奉父母之命的传统包办婚姻，夏明翰和郑家钧绝无成婚的可能。但是，事情妙就妙在夏明翰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在母亲陈云凤（晚清“铁面御史”陈嘉言之女）的教导下，夏明翰自幼就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对饱受压迫的穷人更是抱以深切的同情。最终，他逃离了由祖父掌管的封建家庭，投身到革命洪流中，由此结识了郑家钧。

婚后，夏明翰和郑家钧住进了望麓园1号，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比邻而居。当时院子里往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几乎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郑家钧。才学出众的夏明翰没有嫌弃郑家钧没文化，而是主动提出教她读书认字。

夏明翰曾在湘江中学担任过教师，教起书来很有一套。他通过编故事、讲笑话的方式教郑家钧识字，在郑家钧因学不会而沮丧的时候耐心开导她。

1927年春节，夫妇俩郑重约定：工作之余，不走亲，不访友，专心学文化。

作为湖南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夏明翰平日里十分繁忙，但是每天回家之后，他总是能以热情洋溢的态度投入到教学中去。尽管学生只有郑家钧一个人，他也像在学校里教书那样认真备课。在夏明翰的帮助下，郑家钧进步奇快，她不但认识了很多字，还能写诗填词。

夏明翰是郑家钧的好老师，郑家钧则是夏明翰的贤内助。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她时而充当地下交通员，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时而扮演阔家太太，为革命事业打掩护。

1927年秋，郑家钧生下了一个女儿，夏明翰欣喜万分，为女儿取名“赤云”，希望女儿长大后承袭红色革命理想。

取次花丛懒回顾

女儿出生后，郑家钧需要时时照顾女儿，不能一直陪伴在夏明翰左右。每次夏明翰外出工作，郑家钧都对他的安全颇为担忧。夏明翰看出了郑家钧的心思，他决定送给妻子一样特别的礼物。

有一天，夏明翰回到家中，故作神秘地掏出了一个纸包，递给郑家钧。郑家钧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粒红珠，纸包上还写了一句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郑家钧开心地笑了。她将丈夫送给自己的红珠珍藏起来，仿佛珍藏着世间最昂贵的宝物。

1928年初，夏明翰与妻女依依惜别，到武汉就任中共湖北省常委。郑家钧带着女儿在家，日夜盼望丈夫早日归来。

夫妇俩没有想到，那一次诀别竟成了永诀。1928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遭到反动派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早已做好牺牲准备的夏明翰不为所动，在狱中为远方的郑家钧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

“亲爱的夫人钧：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望眼，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写完这封家书后，夏明翰咬破嘴唇，在家书上留下了一个血色的吻痕。

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在刑场上英勇就义，年仅28岁。临刑前，他一挥而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郑家钧抱着不满半岁的女儿，哭到不能自已。

半缘修道半缘君

夏明翰不在了，可是郑家钧还要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生活下去。考虑到反动派会对革命后代“斩草除根”，郑家钧将女儿改为母姓，取名忆芸。随后，郑家钧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躲到了乡下的娘家。

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赚钱养家、抚育幼儿、照顾老母、躲避追兵等一系列的担子都压在了郑家钧的身上。为了养家糊口，她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给人绣花缝衣。为了躲避兵灾匪患，她推着一辆三轮车，放几件简单的家当，带着母亲和女儿，这里住十日，那里住半月。

由于怕女儿对外说出自己的身世，郑家钧只能把对夏明翰的思念压在心底，从来不在女儿面前提起丈夫的名字。但是，她牢牢记得丈夫的遗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女儿培养成才。她宁可自己做绣活做到视力衰退，也要送女儿去学校读书。

抗日战争期间，母女俩的日子过得更苦了。郑忆芸小学还没毕业，日本人就打到长沙来了，郑家钧只得再次带着女儿南下逃难。靠着一张难民证，郑忆芸在湘南临时中学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书。

八年时间里，长沙城里周边，乃至郴州、耒阳等地，处处都留下了母女俩逃难的足迹。郑家钧的收入来源不稳定，家中经常面临断炊的危机。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郑家钧就带着女儿去挖野菜，甚至捡别人的剩菜剩饭吃。

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飘零乱世，孤儿寡母日子之艰，生活之难，再犀利的笔锋也难以描绘出其中的万一。每当觉得自己熬不下去的时候，郑家钧就拿出红珠看一看，丈夫生前的殷殷期盼又给了她苦撑下去的勇气。

再苦再难，郑家钧也没有想过另找一个男人来依靠。她守寡多年，守的不是传统观念，而是对丈夫的无限思念。

后记

抗战胜利后，郑忆芸恢复父姓，改名夏芸。1949年，夏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又转入到北京农业大学，因为该校对烈士子女实行的是供给制。

夏芸学习十分用功，毕业后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常年驻扎深山工作，从不叫苦喊累，最后成为我国的第一代有色金属专家。夏芸与张景禄结婚后，育有三男一女。儿女长大后，或为国家干部，或为企业工程师，均遵循革命家风，低调行事。

郑家钧晚年与外孙

郑家钧的苦日子渐渐熬出头了，但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一个人过着清贫的生活。

随着年纪的增长，郑家钧视力大不如前，做不了绣活的她靠糊纸盒赚钱。组织曾派人接她去北京生活，她说自己能养得起自己，不劳组织费心。她一生自立自强，从不以烈士遗属自居，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夏明翰的妻子。

几十年前，夏明翰对她一见钟情，因为世间惟有家钧好；

几十年后，郑家钧报他一生忠贞，因为天下谁比明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