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周易

《周易》（以下所引《周易》文本均见黄寿祺等著《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处只标明其所在篇章。）在中国历史上被尊为群经之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它塑造了中国人的语言、思想和存在。不理解《周易》，也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但《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它根据以阴阳为基本元素的卦象来预测人和事的命运。与此不同，《易传》则是对于《易经》的解释和说明。但从《易经》到《易传》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也就是从卜筮之书到智慧之书的变化。《易传》并非是《易经》的简单附庸，而是一个在《易经》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易传》将《易经》中的迷信改变成思想，将其遮蔽的真理变成了显露的真理，将其关于人事的预测升华为天地变易之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是从《易经》去理解《易传》，而是从《易传》去理解《易经》。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通往《周易》的正确通道。

但《周易》的伟大之处究竟何在？这在于它说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智慧，也就是所谓的易理。何谓易理？易理有三：不易、变易、简易。

首先是不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传》第一章）《周易》所揭示的正是天地之间的真理。在天地之间，卑高、动静、万物、象形都是定位的、断分的、生成的和显现的。因此，天地之道是不变的和永恒的。

其次是变易。“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同上）《周易》永恒的真理却是关于天地万物变化的真理。这是因为天地之道就是阴阳之道，而阴阳之道就是变化之道。

最后是简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同上）《周易》的永恒的、变化的真理也是非常简明的真理。这在于天地之道如同天地万物一样的简明。因此，易理容易被人认知，也容易为人所实践。

一、圣人作易

一般认为，《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为伏羲、文王和孔子所作。但圣人们是如何作易的？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传》第十章）《周易》虽然是圣人所作，但并非出自人为，而是来自天然。这在于，《周易》不是一般人思虑和行为的结果。当一般人思虑的时候，人怀着一种意愿要去想出某种事物的本性。因此，人力图借助思想自身的力量去构造事物的图形。当人作为的时候，人努力根据自己的思想去改变或者创造事物。于是，事物成为人的行为的产品。在上述情形中，事物自身的本性不仅没有显现出来，反而被遮蔽，被扭曲。与此相反，圣人作易的时候，任运自然，不关思虑，故无思；任运自动，不假营造，故无为。当圣人无思无为的时候，他的身心便处在静止虚无的状态。由此，他能向万事万物敞开，能期待和接纳它们。同时，万事万物也能向圣人走来，如同在镜子之中揭示自身的形象和本性。这就是圣人和天下万物的相互感应。通过这样的感应，圣人能够认识万物，并作为天下。在这样的意义上，无思乃思，无为乃为，具有一种神奇的特性。

圣人与天地之间的感应是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观。“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第二章）观是看，与盲目相对。盲目要么是不能看，要么是虽然看，却由于视点的限制而没有看见什么。但真正的看也不同于一般的看。作为看法或者意见，一般的看只是随便看看而已。它并没有看到事物自身的本性，而只是看到事物外在的一些现象。因此，意见是似是而非的。真正的看却不同，它是洞见，也就是能够洞察事物自身所是的样子，并能够区分是与非。圣人的观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观。观就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之道。当然，圣人的观还具体化为仰俯近远。在这些不同形态的观中，观自身的视点和距离发生了变化。于是观克服了某种单一的观的限制，而成为了周观和遍观，从而能穿透事物的本性。与周观和遍观相对应，所观的是一切存在者，也就是天地万物，还包括人自身。但圣人所观的并非是事物具体性的特点，而是象、法和文。这些就是事物的存在的显现及其显现物。在此基础上，圣人观到了天地的存在本性：阴阳的变化；并观到了天地间以阴阳来组合的八个基本元素：八卦。由此，圣人揭示了天地万物的奥妙。

当然，圣人除了观自然，也观人类。因此，《周易》不仅是关于自然演变、也是关于人类历史演变的书。一方面，六十四卦既是对于自然变化的描述，也是对于人类发展的记录。另一方面，每一卦的意义的解释既相关于一个自然的事实，也相关于一个人类的事件。除此之外，《周易》特别打上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烙印。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同上，第七章）作者忧患什么？他并非忧患某个可能突发的危险性的事件，而是忧患命运本身每时每刻所面临的危机。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并防范危机的时候，危机才可能变成机遇。《周易》正是一部强调危机并解决危机的书。“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同上，第十一章）所谓易道，其根本就是使事物的发展由危险转化为平易。

二、卦爻辞的一般意义

《周易》经的部分虽然有六十四卦，但实际上是由八卦重卦而来，而它又源于阴阳二爻。这就是说，阴阳组成八卦，八卦重爻成六十四卦。在此基础上，人们撰写了卦辞和爻辞。

阴阳二爻是《周易》最基本的要素，它们的意味是值得探讨的。从阴阳的字面上讲，阴源于月亮，阳源于太阳。但阴阳二爻的符号来源却并非非常地明晰。阳的符号是一长横，阴的符号是两短横。这两个符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人们认为它们也许分别代表了男女性器官的形状，也许是龟卜兆纹的归类和简化，也许是基于人类日常生活中其它经验的总结。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对于天地间普遍存在的阴阳现象，为什么人们只是采用这种一长和两短的横线，而不是运用其他符号？这也许在于，一长和两短的横线是最简明的，而且是易于不断组合的。人们能想象出比一长和两短的横线更好的符号来表现阴阳吗，例如点、曲线、三角形乃至多边形、圆形和椭圆形等？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可以说，只有一长和两短的横线最能表达阴阳。鉴于这种分析，我们关于阴阳两爻的思考需要改变其方向。人们无须猜测一长和两短的横线究竟代表了什么具体的事物，而是应追问圣人为何用它们来代表阴阳两种根本的自然现象。

以阴阳二爻作为基本的元素，圣人们制作了八卦。它们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的每一卦由三爻构成。为什么是三个？人们说它意味着天地人三才。但事实上，阴阳只有三次重叠才能形成八卦。每卦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其阴阳的构成的数量是不一样的。这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三阴或三阳，二阴或二阳，一阴或一阳。由此，每卦的阴阳不是均衡的，不是阴多阳少，就是阴少阳多，或为全阴全阳。每卦之间的区别还在于阴阳二爻排列的顺序。除了三阴或三阳之外，两个二阴或一阳，两个一阴或二阳的差异就是其从下经中到上的阴阳序列是不一致的。因此，不仅阴阳的数量，而且阴阳的序列的组合决定了八卦自身的个性。从阴阳到八卦的变化已经由两种抽象的事物的特性发展到具体的事物的现象。实际上，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不仅意指它们自身，而且意指它们自身所具有的特性。于是，八卦也分别代表了健、顺、动、入、陷、丽（附着）、止、说（悦）。由此出发，八卦也指具有健、顺、动、入、陷、丽（附着）、止、说（悦）特点的事物，包括了自然和社会现象，乃至人的身体自身的生理构造。在这样的意义上，八卦可以说是对于天地间一切存在者的分类。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天地间只有八卦？同时为什么万事万物只能归结为八类？这对于《周易》尚未成为一个问题。也许对于圣人来说，八卦是一个自然给予的自明的事实，而无须任何追问的。此外，就八卦自身而言，这八种现象和特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逻辑在此可能会显得无能为力。八卦虽然陈列，但它们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根据阴阳的数量和序列来确定的。

八卦两两相重，便构成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其中每一卦由六爻构成。由于相邻的三爻可以组成一卦，所以，任何一个由六爻构成的卦实际上不只包括了两个卦象，而是包括了四个卦象：除了两个构成的卦之外，还有两个交互卦。于是，这给予了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以丰富的解释空间。实际上，六爻中的爻位从初到上的序列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表现了这个卦所代表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系辞下传》第九章）这表明，六爻中每一爻由于其地位的不同，其意义也是具有差异的。一般而言，初位是开端，应潜藏勿用；二位是发展，应适度进取；三位是小成，应谨慎行事；四位是上升，应审时度势；五位是大成，应显扬功德；上位是终结，应转换危机。总之，卦中的六爻以一种符号的形态描述了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整体，也就是开端、中间和终结。

六十四卦是《周易》的主体，也就是经的部分。传统的易学研究都将它分为上下两经。上经从“乾”始到“离”止，共三十卦；下经从“咸”始到“未济”止，共三十四卦。这表明，上经是从天地开端的，乾坤就是天地；下经是从男女开端的，咸就是男女的感应。这是因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社会。由此出发，可以断定《周易》的上经是一部自然的历史，而下经则是一部人类的历史。不过，从这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六十四卦的顺序还是有些困难的。这在于，上经并非是纯粹自然性的，下经也并非是纯粹人类性的。毋宁说，上下两经其实都共同关涉到自然和人类的现象。因此，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难题是，六十四卦是依据什么原则来排列其顺序的？这里必须考虑到卦象之间阴阳的关联。其实，人们已经发现，六十四卦在乾坤作为开端确定之后，每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不是相反的，就是相因的。所谓相反，是一个事物在发展中成为了另外一种事物，于是，前卦是肯定，后卦是否定；所谓相因，是一个事物和后一个事物构成因果关系，于是，前卦是原因，后卦是结果。整个六十四卦就是依此原则而构成了一个阴阳大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也包括了开端、中间和终结。但终结是“未济”，也就是未完成。它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新的开端。

《周易》对于六十四卦和爻都有简单的说明，这便是卦辞和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系辞上传》第十二章）《周易》在观物取象和假象喻意之后，就是以言表意。虽然就《周易》自身的表达结构而言，象和意优先于言辞，但言辞自身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相反，正是言辞才真正表达出象所含有的意，也才使意义充分地显现出来。如果没有言辞的话，那么《周易》只是一部无人能懂的天书。只是有了以言释象之后，它才真正成为了一部天人之书，一部通过语言向人的心灵敞开了天的奥妙的书。

卦爻辞主要是对于卦象及其变化作出描述并给予判断。“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者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同上，第三章）卦爻辞针对事物具体的情况提出具体的判断，而分成吉凶、悔吝、无咎等。它们表明了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吉凶的不同层次。这也提醒人们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基于上述特点，《周易》的卦爻辞就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系辞下传》第六章）正是因为卦爻辞深入细致地说出了阴阳变化的道理，所以《周易》能够揭示人的命运和事物的发展。

三、易与天地之道

虽然《易经》的卦爻辞是针对六十四卦的解说，也就是针对六十四个具体事物的解说，但其自身已经隐含了一系列智慧性的思想。《易传》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这种隐含的智慧性思想充分地敞开出来。这种智慧性的思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关于天地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同上，第十章）这表明，天地之道或者天地人之道规定了《周易》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卦和六爻，同时也影响了吉凶的产生。卦不过是像天地人之象，六爻不过是效天地人之动而已。

《周易》正是基于观象，而知道了天地人之道。一方面，《周易》显明了天地人之道，另一方面，天地人之道表明于《周易》。在这样的意义上，《周易》就是天地人之道自身。它们是同一的。“《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传》第四章）《周易》知道了什么？它知道幽明、死生和鬼神，也就是一切遮蔽的和显现的存在者，一切在场者和离席者。正是因为知道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可以泰然任之，如天地万物那样去生存。不仅如此，人还能与天地同体，和万物同生。

作为对于天地人之道的表达，《周易》最根本的意义是揭示了天地人的存在的命运。“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传》第一、二章）《周易》的卦爻辞固然来源于天地人之道，但它并非是简单的反映和摹写，而是探求、发现，让天地人之道的奥秘自身充分展示出来。这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但什么是理、性、命？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关联？一般的观点认为，理是物理，性是人性，命是自然的命运。但这并不吻合《周易》文本的原意。事实上，这里并没有关涉物与人的不同。理既是物理也是伦理，性既是人性也是物性，命当然遍及天人。理和性在此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甚至可以互换。但在事物存在的意义上，它们有表达的强弱的差异。理是关于事物存在意义的一般表达，性则是关于事物存在意义的较强表达。至于命，则是关于事物存在意义的终极性表达。《周易》不仅深究了理和性，而且把握了命，也就是天地人终极性的存在意义。当《周易》理解了存在的命运之后，它就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生生灭灭。在这样的意义上，《周易》就不仅阐释了天地人之道，而且创建了天地人之道。如果没有《周易》，那么天地人之道就是遮蔽的；正是有了《周易》，天地人之道才是显露的。天之道是阴与阳；地之道是柔与刚；人之道是仁与义。

在天地人之道中，天道的阴阳之道是最根本的，地道和人道都被天道所规定。因此，《周易》的天地之道一般都等同于阴阳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之道是天地间的根本大道，但人们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对于它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以至于对于它毫无理解，这就会导致阴阳之道被遮蔽。尽管这样，阴阳之道却显示于万事万物之中。

但何谓阴阳？阴阳是天地间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力量。它并非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可感觉的对象。毋宁说，它是一种充塞天地间的气，因此，阴阳可以表达为阴阳二气。人们往往用正面和反面、积极和消极、肯定和否定来描述阳和阴的特点，但必须注意，这种判断是存在性的，而非价值性的。

但阴阳不仅表现为阴阳二气，而且体现为事物自身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如刚柔、健顺、进退、开闭、伸屈、贵贱、高低等。在自然领域，阴阳具体化为天地、日月、暑寒、明暗、昼夜等；在人类领域，阴阳又刻画为男女、君民、君子小人等。

在所有这些阴阳现象中，天地亦即乾坤是最根本的。乾坤被理解为通往《周易》奥秘的门户。“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下传》第六章）在此，乾坤和易是不可分离的。这在于，乾坤作为天地，一个是纯粹的阳，另一个是纯粹的阴。因此乾坤就可以等同于阴阳。一切阴阳大化不过是乾坤的变化而已。“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上传》第六章）乾坤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因此它就是宇宙的奥妙。

虽然阴阳和乾坤有如此非同寻常的关系，但它们仍然是有差别的。前者是形而上者，后者是形而下者。“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同上，第十二章）道与器显然是不同的。但不同在什么地方？一个最直观的差异就在于无形和有形。阴阳作为道，是无形的，遮蔽的，甚至是不可思考和不可言说的；乾坤作为器，是有形的、显现的，是可思考和可言说的。但道要表现为器，器要去表达道。于是，道器要统一成一体，正如阴阳和乾坤是同一的一样。

阴阳之道作为天地之道在根本上是阴阳的关系之道。因此，揭示阴阳之道的关键在于揭示阴与阳之间是如何建立其关系并变化的。

阴与阳虽然是作为天地间的对立因素，但在根本上是同属一体的。这也就是阴阳未分的混沌或者是太极。即使是阴阳已分时，它们也是共生的、互补的：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如果没有阴，阳将不存在，反之亦然。这就是说，阴阳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同时也将自身作为对方存在的条件。这种互为条件就否定了或此或彼的存在，而肯定了共在。

当然，阴阳的共在并非是一种机械式的并列，而是彼此感应的、交流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第五章）天地的阴阳是交感的，也就是彼此感应对方的存在。一方面，阳走向阴；另一方面；阴接纳阳。正如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一样，《易》中出现了一个定律，凡阳爻之行，遇阳爻则阻，遇阴爻则通。阴阳的交感使各自包括了对方的存在，亦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因为如此，它推动了天地万物的发生和发育。

在阴阳的交感过程中，事物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阴阳自身不再保持为自身，而是转化成其对立面。于是，阴变成阳，阳变成阴，阴阳互变。“《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同上，第八章）这种变易的思想是《周易》的核心，并贯穿其始终。就六十四卦的每一卦而言，其六爻都是变化的。乾坤两卦作为纯阳纯阴的卦描述了纯阳纯阴自身的变化，那些阴阳交错的卦更是凸显了阴阳之变。从初爻到上爻的六爻不是阳转向阴，就是阴转向阳。就六十四卦的整体而言，从前卦到后卦的过程也是变化的。无论是关于自然的卦象，还是关于人类的卦象，它们都是被阴阳的变化之道所规定。

但易的阴阳变化之道的根本在于生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第五章）这种易的生生之德正表明了天地的生生之德。易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生生就是生而又生，生而再生，生生不息。按照这样的理解，天地既不是上帝或者神灵的创造，也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异在，而是一个没有绝对主宰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时，生生既不源于何物，也不为了何物，只是本然如此。天地万物自身只是以自身为原因，以自身为目的。

《周易》对于生生的过程有一个图式化的说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同上，第十一章）这本身是《周易》的占卜的程序，但同时也被理解为宇宙生成的过程。太极是阴阳未分的原初状态。两仪则是太极分化而来的阴阳二气。由此继续分成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八卦就是天、地、山、泽、风、雷、水、火八个事物。从太极经二仪、四象的演变可以理解为宇宙整体的发展，但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因此，事事都有太极，事事都有阴阳。同时，事物的发展从开端进到终结，同时也会从终结回到开端。只是当事物如此发展的时候，它才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四、圣人之易道

圣人是《周易》的创造者，也是它的遵守者。无论是就创造者而言，还是就遵守者而言，圣人都是在根据天人合一的原则去认识和行动的。

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圣人具有特别的地位并获得了独特的身份。他是人，但并非一般的人，而是和天地最亲近的人，因此，他可以成为天地与人的一个中介。一方面，他从天地之间获得启示，另一方面，他将这种启示传达给人，使天地人合为一体。虽然天人合一对人是一个普遍性的主张，但事实上只有圣人才真正地完成了它。

圣人在创造《周易》时，实现了天人合一。虽然阴阳八卦已经存在于天地之间，并且作为天地之道在运行，但没有圣人的观象和仿效，阴阳之道就不能充分地显现，也不能为人们所理解。可以说，天地之道通过圣人将自身揭示出来。同时，圣人也不是放任自己的认识和行为，而是完全依照天地之道如其所是地将它们表现出来。“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系辞上传》第十一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既不是片面的天，也不是片面的人，而是天人的共在。一方面是天向圣人敞开自身，另一方面是圣人对于天的仿效。正是这种天人的彼此感应，才有了《周易》的诞生。

圣人在遵从《周易》时，也实现了天人合一。这就是说，圣人并非按照日常生活世界的一般规则去生活，而是按照《周易》所规定的阴阳之道去生存，从而达到天人一体。圣人的易之道集中表现了根据易理而修身。“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同上，第七章）效法天地一方面具体化为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具体化为礼节的教育。通过不断的本性的修炼，人就可以找到通往道义的大门，与天地相通。

但圣人的易道更具体地落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思想与行为之中。“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同上，第二章）这还可以更明确地表达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同上，第十章）关于圣人的四道还需要详尽的解释和说明。

第一，以言者尚其辞。对于《周易》而言，卦爻辞是圣人揭示天地阴阳变化的语言表达，因此，辞包含了事物命运吉凶的奥妙。对于一般人而言，人自身的言辞也是人自身的生活和思想的直接显现，而且能传达给他人。“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上，第八章）人的言辞不仅是人与人的交流，而且也是人与天地的沟通。在这样的意义上，言辞是一个人与他人、人与天地之间的一个关键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要慎言，而且要根据事实如其所是地言说。

第二，以动者尚其变。既然变化是天地万物的根本，那么人们就应该知变和善变。《周易》认为，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天地还是作为个别的事物，其变化都表现为时。但时并非是一般的时间，而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也即是一个事物的关键点或者临界点。在这样的时刻，事物的本性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人们认识并把握这样的时机，时行时止，达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但人要能及时变化必须能够观几。几是事物的细微变化，是吉凶的征兆。作为萌芽，它正孕育着一个事物的死亡和另一个事物的新生。当人们能知几见微的时候，就能及时地应变。君子见几而作，如同神人知变且善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于是《周易》的变易之道也就成为了不易之道。

第三，以制器者尚其象。《周易》中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圣人们一方面是观物取象，另一方面是依象制器。人虽然如同其他生物生活在天地之间，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劳作去生存。其中器具的发明、使用和革新是一个起跳点。《周易》认为，所谓器具的发明并非是来源于生活自身的经验，而是依据象的启示。正因如此，圣人们为人的衣食住行、生和死发明了众多的器具。这如何可能？这在于，象是对于天地万物的仿效；但决非简单的象形，而是复杂的象征，因此它所表达的是事物的道理。圣人们借助于象，首先认识了事物的道理，然后依此道理制作了器具。

第四，以卜筮者尚其占。一般而言，善易者不占。但占又的确是《周易》最初的本性，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关于占卜的书。然而占卜本身是有疑问的。一个物品，如龟甲、蓍草等如何可能预测人和物的命运？事实上，关键并不在于占卜所使用的工具，而在于占卜的人如何去占卜。《周易》说：“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这里已经表明，占卜人不仅用手，而且用心。也许心占是最根本的吧！圣人的心灵是虚静的，由此它可以感应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知道人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凭借如此，圣人可以告诉人们那不可知的神秘莫测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