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关于减税的逻辑：六个层次的认识

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减税的逻辑”分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以下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分论坛上的发言。

谢谢剑阁理事长，大家好！我想了想，这个单元的主题叫"税收的逻辑"——稍微勾画了一下，我觉得至少得讲6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说客观地看，不能够没有税。为什么从很古老的时候就流传下一句谚语式的话，就是“只有死亡和税收无可逃避”？它是人类社会进入民族国家形态后的一个基本现实。道理是说你如果没有政府，当然就没有政府收的税，但是无政府主义行得通吗？无政府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假设没有政府，人的本能里的丛林法则，会生出一大堆黑社会让你更难受，更不可预测是什么负担落在你头上，这是第一层。

按这个逻辑往下讲，既然税不可避免，这个税怎么优化？税收理论里，有一个理论上的假设，税它如果有一个合理的结构以后，它那个负担所体现的税率，是可以寻找最优税率的。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这个最优税率到底是什么样的量值，只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大家去琢磨，如果税收法定，应该有公众参与，通过立法把税制结构尽可能合理化，把每个阶段上的税率尽可能去向最优方面靠近。实际生活中这个税率的优化，往往会形成一个不对称，就是前面晓求校长说到的，管理部门它有税收任务的情况下，它愿意尽可能把这个任务体现为他的政绩，多收税这就是他的光彩。财政部门更多有了税收收入，他过日子、在表现自己工作成绩方面，就比较轻松。很多的时候，可能这个税负的实际的平衡点，是更偏向于多收一点税为好的，这个我们也不必讳言。当然，刚才晓求校长的批评可能过分了一点，说财政部门只知道完成税收任务，那也不至于，我在80年代当财政系统的研究生的时候就知道，天天讲要“跳出财政看财政”，要服务全局。但是怎么服务好全局这个问题，还得继续探讨。但是在理论上来讲，你如果在可能降税的情况下尽量降税，是一个什么效应，这就是剑阁理事长一开始点题的，供给侧它怎么样合理化呢？是放松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潜力。一个宏观层面看起来的财政税收政策，它会落到微观千千万万市场主体这方面，让他们更好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这个逻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减税它的理论原点——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毕竟是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它的活力能不能发挥，是最关键的问题。降税，就要服务于让这些市场主体的潜力尽可能发挥出来。

再往下说还要说到刚才晓求说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减税它确实要对应于反周期。所以，没有绝对固定的最优税率。你在经济高涨的时候，一般来说税率可以高一点儿，这个时候企业和员工的收入也高，税率高，多收了以后，经济升温受到抑制，政府拿了这个钱只要用得好，可以给大家的福利、公共服务做得更好。但是经济低迷的时候，一定要减税，这是一种扩张效应，是对周期的调节。这就要说到，美国的税制是直接税为主的，直接税有一个特点，它在典型的个人所得税方面，设计了超额累进，这就成为一个自动稳定器，普遍收入上升的经济景气高涨期，它自动往上跳档，增加税负以后就给经济降温；到了经济落潮的时候，收入下降了，自动落档，又给经济升温。这个自动稳定器中国是学不来的。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是非常边缘化的一个税。中国现在还不要谈多少自动稳定器，那就得说还有一个可调节的稳定器，美国人的减税，它就是在自动稳定器基础上又来一个可调节，往下降，而且这次特朗普降税的力度很大，它就是降的直接税。我们中国也得降税，我们也是往下调，当然这调的是中国现在过日子最为主要的间接税了，最典型的第一大税——营改增以后的增值税，占了中国整个税收收入的40%左右，别无选择，这是重头戏，要往下降，就是为了释放供给侧的活力。在反周期这方面，就有更明显的现实意义。

再往下就要说到第四个层面，我刚才已经点到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实话实说，美国在减税的旁边它不用再加一个说法还"降负"，中国却必须"减税"、"降负"一块说。为什么呢？中国除了正税——刚才孙局长说的18种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税外负担，"五险一金"在国际比较来说，我们是最高水平之列，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一下跑到最高水平呢？没办法，我们不到最高水平，东北就过不了日子，到了这种企业要交20%的高水平，东北前些年仍然过不了日子了，现在是非常吃力的，中央想办法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他把日子过下来。"五险一金"旁边还有什么呢？还有可以称得上多如牛毛的行政性收费，各级政府红头文件规定的收费，过去是达千种以上。这么多年克强总理反复强调降负，现在降到多少呢？几百种。娃哈哈曾经反映过，他们统计下来，要交500多种有依据的行政性收费。这下发改委、财政部坐不住了，马上派工作组去核，核的结果是有些小项它分列了，应该并在一起，并在一起还有多少呢？370项出头儿。任何一个稍微带点现代化色彩的经济体，很难设想还能开出这么长一个清单，交了正税以后还有300多项行政性收费，这些行政性收费未必每一项特别大，但是它很麻烦，还可以讨价还价，带来很多实际的综合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它要用度量衡里那个量器秤，有台秤，有电子秤，有称中药用量的杆称，有关管理部门说必须监督，这是它来审批、监督过关不过关的，跟着要一个检测费，每一台要收60块钱，人家中药铺跟它说，我这杆秤现在市场上30块钱就能买到，但这个不管，每年你必须交60块钱这杆秤的检测费。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你说这60块钱多不多？也未必特别多，但是很麻烦，加在一起好几百种。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减，这也是中国不能回避的问题。除此之外，实话实说，还有隐性的成本。很多东西八项规定以后，他不好意思让你来进贡了，请客送礼这些东西、这些成本看起来少了，但是他拖着不办，你找不到门道怎么打点他，时间成本也是隐性成本，事情过不去，比如这个消防章你盖不下来，你就只有嗷嗷叫，企业没有消防部门盖章——几十个章里包括的这一个章，他的生产车间和他的办公场所一用就违法。怎么把这关过了呢？很多企业想方设法的去打点打点，最后弄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这章盖下来了。这不是成本吗？这都是中国减税旁边降负必须要一块考虑的问题。所以，我的说法，现在中国的正税要继续降没有问题，但是你从国际比较来看，所谓宏观税负——正税和其他的税外负担合在一起30%多，似乎也不特别高，在发展中国家大概就是平均水平，但是正税之外这种不合理的成分，更明显的各种各样的负担怎么降？这是一个中国改革的硬骨头，一定不能忽视，不能只讲"减税"两个字。

第五层意思，确实如一开始中车的詹总说到的，我们大家要理解，现在企业降负是直接的感受，流转税在企业那儿它有压力，一下子降低了这个税负以后，企业当然高兴，但是企业在竞争中这个流转税的税负（其实包括正税之外其他的负担），跟着它的流转额走的这种负担，是可以在竞争中想办法加在价格里往后传递的，这叫转嫁。经济学早就分析说清楚，这个转嫁最后或多或少、一般情况下是大部分都要落到最后无可再转的那个环节，就是最终消费者的环节。换句话说，中国看起来这么多的流转税它最后的负担归宿，是落在中国的消费大众头上，而中国的消费大众现在不是橄榄型，不是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两头小、中产阶级中间大，中国总体来说还是金字塔型，除了上面有巨富，巨富的绝对额单子应该挺长的了，数量不少，但你和14亿人相比，它是很少的上面的尖，中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但还有更大的低中收入阶层，是金字塔下面的底座。换句话说，这么多年来总体的判断，仍然是中国以低中收入阶层为主的消费大众，给国库不断做着主要的贡献，这是跟我们以间接税为主的整个税制结构一致的、实际上分配里的真实情况。当然，现在这个减税，首先在前端环境上，是企业感觉轻装上阵了，最后的结果，是造福于整个社会成员，特别是消费大众中的中低阶层，他们减轻了这个负担，虽然他们不太知道，但现在纳税人意识上升，他也知道馒头里有税，月饼里税，过去的价内税感觉不到，现在纳税人意识上升以后，他们也应该感受到这样一个结果，是使更多的低中收入阶层更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第五层。

最后一层，说到上面这儿还不够，中国企业现在特别强调的减轻负担，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融资成本：一个企业他往往要过这个坎，不是你给我减了税以后我一个月少交这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小微企业充其量按照现在最优惠的办法一个月少交千把块钱，这就是最顶级的降低负担了。他可能最急迫的却不是减少这一千块钱的负担，他可能是需要得到一笔50万的贷款，这个“融资成本”过得去过不去，可得性和成本问题如何？这就不能光讲减税、降负了。还有物流这方面的成本，怎么降低，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性的降低成本的问题。政府牵头最主要的是要降低制度性成本，至于企业自己努力可以降低的它那些成本，政府不要去操这个心，企业竞争中自己能降的成本它一定在努力降，关键是制度的成本要通过配套改革这个概念来真正把它往下降。所以，从减税开始到降负，再说到配套改革要攻坚克难，在改革的深水区要啃硬骨头，很多的事情要说到涉及李克强总理说的“拆香火”的事儿。整个行政系统要伤筋动骨、甚至脱胎换骨式地推进大部制、扁平化的等等改革，我们的吏治必须真正澄清，不能够拖延着不给人办，把企业拖死，它们受不了。到了道路上，这儿一个关卡，那儿一个关卡，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物流成本，天天在那儿造成荒谬的现象，一方面说物流成本很多都是运费造成的，但是运费如果说在实际生活中应往下降，这么多年却没有真正降下来。它不超载，似乎整个流程供应链就没法运转，超载它才能让这些主体有积极性。到底怎么解决问题，一定不是简单的面上所说的减税这个概念能概括的，一定是要联系到整个配套改革，把中国的吏治加以澄清，这些手上有执法权的人的所谓自由裁量权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监督，能够阳光化地让它不能轻易地随便在那儿加码。这些问题必须放到配套改革的概念上加以解决。我就说这六层意思。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