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后来人 李春雷 、我的大哥几个姓 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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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后来人   李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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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十月，曾志回到井冈山与石来发全家合影

◆青年曾志

◆李春雷

我们大多读过那首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夏明翰。

众所周知，湖南衡阳的夏家，是中国革命史上牺牲最惨烈的家庭之一。夏明翰、夏明衡、夏明震和夏明霹兄妹四人，于1928年3月前后，陆续遇难，大哥刚刚28岁，小弟年仅19岁。

由于他们实在年轻，“后来人”问题，便格外令人关注。

据记载，夏家兄弟均无留下男儿。这样的结果，不免让人感叹唏嘘、遗憾万分。

但是，在烈士去世70年之后，事情有了转机。夏家儿孙，骤然问世。

只是，他们的姓氏，已经蜕变了。

红巾丽人

秀发如云、肌肤似雪、明眸皓齿、亭亭玉立。16岁的她，实在是一位惊鸿翩翩的美少女。可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位风风火火、打打杀杀的女战士，头裹红头巾、手执大片刀，带领一众人马，雷厉风行地抄没浮财、开仓济贫。

1928年2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战郴县，她身手矫捷，悍然爬上城门，点起一把大火。烈火熊熊中，城楼訇然坍塌。

曾志，女，1911年4月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殷实的书香门第。1926年秋，她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旋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县县委秘书长。

在此期间，曾志与夏明震结为夫妻。

夏明震，男，1907年2月生，湖南省衡阳县人，系夏明翰之弟。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湘南起义、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先后担任中共湘南区委组织部长、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长、郴州特委书记、中共郴县县委书记。

但是，新婚不久，大祸临头。

那一天，曾志永远记得——1928年3月21日上午。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一群暴徒突然袭击郴县县委。曾志侥幸逃脱，马上向附近的朱德、陈毅部队搬兵求救。平定暴乱的第二天，曾志找到了丈夫遗体。夏明震仰面朝天、怒目圆睁、双拳紧攥，身上被刺十余刀。

其实，就在夏明震遇害的前一天，其兄夏明翰已在武汉就义。弟弟夏明霹和姐姐夏明衡的牺牲时间，分别为22天前和3个月后。

葬埋亡夫之后，曾志跟随朱德、陈毅队伍，走向井冈山。

路途漫长，且战且行。曾志与蔡协民相随相知，成为伴侣。

蔡协民，1901年7月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幼年就读私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组织3000余人的农民义勇队，配合北伐军作战；1928年1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赠娃

井冈山上，蔡协民先后担任红30团、32团和31团党代表，而曾志因为身怀六甲，暂时留在后方，协助建造红军医院。

1928年11月7日，曾志诞下一个儿子。由于难产，丈夫蔡协民日夜守护在身旁。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部队时时转战。曾志奶水不足，孩子每每啼哭。一位石姓副连长，当地人，老婆产子后夭折，很想有个孩子。正好老婆的嫂子刚生了孩子，乳汁正旺，可以一道喂养。曾志只得捧出刚出生26天的孩子，无奈赠送。

产后40天，曾志被任命为红军后方总医院总支部书记。

战争愈加惨烈。1929年3月，红军医院被攻破，130多名伤员来不及转移，全部被枪杀在小溪边。曾志再次侥幸逃脱，成为唯一幸存者。

不久，石副连长和妻子也不幸遇害。孩子，被转送到石妻的娘家。

从井冈山撤离之后，曾志和蔡协民来到福建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1934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蔡协民遭逮捕，不久壮烈牺牲。

此后，曾志又与陶铸结为夫妻，并前往延安。1941年，生下女儿陶斯亮。

石姓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志先后担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虽然官居高位，政务忙碌，但此时，寻找儿子成为一个母亲最大的心愿。

1951年，经过多方努力，曾志终于找到已经23岁的儿子石来发。石来发从小跟着外婆，以讨饭为生。外婆的双眼，早已哭瞎。现在，分到土地，生活好转，刚刚娶妻。

母子见面，相视无言。

母亲端庄优雅、风姿绰约、精神干练，是一位高级干部，而儿子呢？土头土脑、黑黑瘦瘦、目不识丁。曾志愧疚如剜，劝他留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

儿子并不羡慕城市的光鲜。他说外婆瞎眼了，要养老送终，还有妻子和稻田。母亲长长叹息，只得送他返程。

1952年，国家民政部门开始统一登记烈士名录。石来发以蔡协民后代的身份，成为烈士遗属。

蔡家之后

母子再次见面，是1964年11月。

“四清”运动中，身为生产队记账员的石来发，被查出5角钱的经济问题，因而受到严厉审查。万般苦恼中，前往广州，寻找母亲避难。

此时的母亲，已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她的丈夫陶铸，更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其实，这些年，石来发早已悔恨万分。若是当年听从母亲、留在广州，哪有今天的苦难？这次，他主动恳请，希望落户。

但是，曾志却拒绝了儿子。

什么原因？

难以定论！

1967年，当地一位驻军政委偶然得知石来发的身世，大为惊喜：“你不姓石，你是革命家蔡协民的后代！”于是，坚持让户籍部门为他改名换姓，取名蔡石红。两个儿子石金龙和石草龙，也分别更名为蔡接班、蔡接光。

这一番操作，居然帮助石来发厘清了身世。很快，蔡家派人前来认亲，他也前往蔡协民的原籍——湖南省华容县三峰乡甫安村，拜见蔡家族长，正式进入蔡家祖谱。而他的大儿子石金龙，也以蔡接班的身份留在蔡家读书。

只是，由于石氏父子俱已成人，社会形象更是根深蒂固，所以对外交往仍是原来姓名。

不久，陶铸倒台、曾志落难，石来发一家受到牵连，被补划为现行反革命。他经常被人揪斗，游街示众、鞭打棍捶，两个儿子也被勒令退学。

一块被遗落的石头，默默地承受着狂风暴雨的鞭笞。

夜半重逢

1985年9月底，石来发父子直接向北京拍发电报。由于不清楚具体地址，收件人信息只写“中组部转曾志”。

“文革”以来，石来发与母亲的联系全部中断。1977年12月，曾志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事务繁巨。而后，她又把精力投入到青年干部培养和中顾委工作。

几天后，曾志复电，约定10月20日见面。

石来发的大儿子石金龙，永远记得双方见面时的情景。

那一年，石金龙已经34岁，是井冈山垦殖场的一名赤脚放映员，农民户口，生活困窘。虽然他知道北京城内有一位奶奶，却从未谋面。

火车到达北京时，已是深夜。

奶奶住在海淀区万寿路的一栋大楼里。

凌晨3点，曾志仍然枯坐客厅，痴痴等待。一盏孤灯，一头白发，一团沉默，一脸沧桑。

石家父子三人，站在中厅，呆呆无语，像几块石头。

石来发怯怯地走上前，拉住曾志的手，颤抖着说：“阿妈，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曾志慢慢地说：“我们，不是又团圆了吗？”

儿子年近六十，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佝偻身腰，似乎比母亲还要苍老。

也许双方都已衰老，历经磨难、看穿生死，此时竟然都没有流泪，只是默默相顾，恍若梦中。

曾志又把两个孙子唤到身边，细细地看着、摸着。是啊，孙子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房间准备好了，住在家里。床上拥挤，就睡地板。

那些天，曾志特别兴奋，每天陪他们说话、吃饭、逛北京。

这次进京，父子三人还有一个最大心愿，就是解决商品粮户口。那个年代，农村和城镇户口，实在是天壤之别。虽然困难重重，但县里的实权人物，还是可以办理。自己是革命家兼烈士的后代，从小被迫分离，受尽了世间磨难。而且，母亲又是刚刚卸任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条件，办理城镇户口，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完全合法啊。但是，憨厚的石家父子，居然说不出口。

11月7日，是石来发58岁生日。内疚的母亲，摆设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第一次为儿子庆生。石金龙看着奶奶心情不错，便壮起胆子，说出了父子的心愿和请求。

饭桌气氛，霎时冷清。

曾志愣怔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指着桌面说：“金龙啊，你看咱们今天吃的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你们在农村有土地，有房子，何必要转商品粮呢？”而后，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石家父子，面面相觑，欲哭无泪。他们是多么的无奈啊。面对古怪的老太太，老天啊，只能怪自己命苦！

我爱你们

但是，古怪的老太太，自有施爱的方式。

曾志经常打电话联系孩子们，希望见面。她规定，儿孙们来到北京，坚决不能去宾馆，必须住在家里。

石金龙的儿子石玉承，在曾志的建议下，改名蔡军。从名字中可见，曾志希望曾孙当兵从戎。果然，蔡军18岁之后，参军入伍，还入选了组建中的驻港部队。

还有石金龙的女儿，本来在当地上学，但曾志执意邀请其到北京读书。学费住宿，她全部负责。毕业之后，在长城饭店工作。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祖国。曾志打电话给石金龙：“你看电视了吗？”“看了。”“看到（蔡）军儿的部队了吗？”“没有啊。”

“那你看什么电视啊？”曾志嗔怪。“怎么啦，奶奶？”石金龙惊问。“你知道这是什么部队吗？”“知道啊，驻香港部队。”

“你、你、你真是石头。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井冈山的红31团，你爷爷就是这个团的党代表啊。现在，军儿在里面，我们家又有一个小红军了。好啊、好啊，哈哈哈……”

夏氏之根

其实，这些年，在女儿陶斯亮的心底，始终盘桓着一个谜团。

哥哥石来发的生父到底是谁？

作为一个细腻的知识女性，她从夏明震的忌日和石来发的生日之间，早就读出了疑惑。

1998年6月中旬的一天，陶斯亮终于下定决心、探问究竟：“妈妈，您一定要回答我一个问题，这很重要！”

“什么事情？”母亲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此时，曾志早已身患绝症，经过12次化疗，体重只有37公斤，枯瘦如柴，奄奄一息。

“您要如实告诉我，哥哥是不是夏明震的儿子？”“怎么啦？”曾志一顿，似乎有些意外。

“爸爸有我，蔡协民有春华，可是夏家几乎满门抄斩，都那么年轻，没有来得及留下后代。'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只是烈士的豪言壮语，可如果哥哥真是夏家的后代，那对于在中国革命史上牺牲最惨重的家庭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

曾志闭上眼睛，沉默良久，而后徐徐地说：“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

“那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

曾志骨灰下葬百日，陶斯亮再上井冈山。石氏父子聚集后，陶斯亮严肃地对石来发说：“哥，我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告诉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石来发惊诧：“什么事？”“你的血脉问题。”听着陶斯亮的缓缓叙述，石来发一家人逐渐石化，变成一片石林。

整整70年过去了，一切原来如此。

1998年10月1日，石来发父子来到位于郴州市的夏明震墓前，跪拜先人，认祖归宗。

夏家子孙，后继有人！

石与夏

2001年2月，夏明震儿子石来发因病去世。

现在，作为夏明震孙子的石金龙，身份实在尴尬啊。

从小生长在井冈山的石家，石家对自己有着天高地厚的养育之恩，而且作为姓名的石金龙三个字，早已写入石氏家谱；1967年，自己重新被认定为蔡家血脉，户籍和身份证名字，均已改为蔡接班，且又进入蔡氏家谱；而现在，最终却是夏家人。自从正式认祖之后，夏氏家谱也要补修，族长屡屡提示自己确定新的名字。

当下的公安户籍身份，严密而精准，每人只允许持有一个合法信息。

怎么办呢？真是一个大难题！这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也都是历史。

于是，石家两代人经过反复商议，最后形成决议：过往一切，尊重历史，不再更改；新添人口，重起炉灶，另立姓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公安部《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等相关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在此，“姓”是指原有的法定姓氏，而新创姓氏，则没有提及。

现在，这个新问题出现了。为此，石金龙，不，蔡接班，不，夏明震孙子户籍所在地——井冈山市罗浮派出所的干警们颇为犯难。他们曾多次开会研究并向上请示，最后，批准了他们的换姓申请。

于是，中国姓氏名录中，诞生了一个最年轻的成员：石夏。

2005年8月，石金龙的孙女出生。这个小女婴，便成为这个创新姓氏的第一个载入户籍的“开山之祖”：石夏欣！

  的确，石姓，本是一个多源流姓氏，来自姬、子、嬴、李及少数民族；夏姓，原是中国最古老姓氏之一，滥觞于大禹后裔。

石夏，这个由两姓组合的复姓，不仅为中华姓氏名录增添了新成员，更记载了近百年来一段鲜为人知却又感天动地的中国故事。

历史，必将铭记这个中国故事！

历史，必将呵护这个最新姓氏！

新民晚报2021.9.12

我的大哥几个姓    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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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曾志与石来发及孙子蔡接班登长城

1998年4月，曾志与石来发、蔡春华夫妇、陶斯亮在北京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本文作者与侄子、侄孙子、侄重孙女合影于北京家中

◆陶斯亮

“真有后来人”的夏家儿孙的曲折往事9月12日在本版见报后，感动了无数读者。陶铸、曾志之女陶斯亮写来专稿授权新民晚报独家发表，其中披露了更多细节。

我大哥石来发是一个苦命孩子。他是湖南革命烈士夏明震的遗腹子，英勇就义的蔡协民的继子，一位石姓农民的养子。在党的早期革命家生涯中，这样的子女境况并不少见。

话转正题，我大哥家有几个姓？比较复杂，在他众多儿子、孙子、重孙辈中，有的姓石，有的姓蔡，如今又多了个“复姓”——石夏。原先从没获得泽被的大哥一家，如今却要肩负三位父亲的宗族传承，真够难为他们了！

长话短说

我母亲曾志与石来发的故事，说来也漫长，回溯有93年之久。母亲早在1999年出版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已有记述：“这个孩子被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石连长去世后，来发继承了石家香火，植根井冈山。至于石来发苦难的经历，他如何能在以后的腥风血雨中生存下来？井冈山人民对他有怎样的大恩大德？他为何不来广州与我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以及他为何至今还是一个农民？这些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写清楚。”

现在，这本“书”由我的侄子和侄孙子完成了，他们讲了两千多场红色家史，听众达百万人次，那血泪家史感动了无数的听众。

生于劫难

我母亲是参加湘南暴动后跟朱老总上的井冈山。这之前她已经与夏明震结为夫妻。夏明震时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不幸在暴动中壮烈牺牲，身上被捅了十几刀，弃尸于河滩，年方21岁。我母亲怀着大哥走上井冈山，在根据地立足未稳就临盆了。有一位热心善良的毛大嫂用杉树皮和竹子编的墙，为母亲建了个小小产房。

“1928年11月7日我临产了，因为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疼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母亲这样回忆道。

生下大哥后，产后凶险的并发症母亲一个也没落下。先是产后大出血，一次次昏死过去；然后生乳疮，乳房疼痛难忍，变成又红又肿的脓疖，根本无法喂奶；紧接着患上产妇最可怕的产褥热，几天高烧不退。而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却没曾停歇片刻。

母子分离

母亲九死一生才保住性命，可如何抚养孩子却让她愁肠百结。她在自传里写道：“当时我年仅17岁，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说来也巧，正在犯愁的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石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我，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于是她就高高兴兴把刚出生26天的孩子抱走了。”

母亲回忆说：“一旦母子真的分离，我又难过起来，孩子毕竟是母亲的骨肉至亲，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母亲一生很少流泪，这是一次。

蔡氏血脉

夏明震遇难后，我母亲与蔡协民结为伴侣。工农红军撤出井冈山后，蔡协民与母亲曾志去福建开展地下工作，那恰是我母亲精力充沛的韶华时光。闽西打游击，建立福州、厦门中共机关，搭乘粪船去漳州向主席汇报工作，后又建立闽东革命根据地，只身收编海匪……可见母亲当年的精明干练。网上流传的一幅“丽人照片”，那是我母亲与蔡协民去厦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相馆老板把为我母亲拍摄的单人照，陈列于橱窗，才得以保留。

蔡协民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我母亲又一次深受打击。不过，因为蔡协民，我又有了一位二哥。

蔡协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声望很高，所以根植井冈山的大哥自然而然地领取了蔡协民的烈士证，与二哥一起成了蔡氏血脉，而他并不知自己的生父其实另有其人。

寻而复返

1949年后，第一时间我母亲就托人分别从井冈山和福建找回了我的大哥和二哥。二哥留在了母亲身边，后来去东北上学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娶妻生子。但大哥又重新回到井冈山。

大哥第一次被接到广州，后来为什么又回井冈山了？对于这一段，1997年母亲在接受江西电视台采访时，有以下叙述（根据采访视频整理）：

“1950年，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组织一个团去井冈山慰问，我说你去跟我找孩子。他去了以后，他就帮我找到了。石来发一天书也没念过，我就叫他在工厂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学习，那时工厂里都有夜校，我叫他学习，他不愿意。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另外的父母，我是我的祖母带大的，养父母后来很快就死了，我要有良心，要祭祖坟，不能离开。’另外，他老婆也很能干，还有五亩山林，有十几亩土地，他也舍不得，他就不来。我说你不来也好，你来不来都是革命的儿子，当农民、当工人的儿子都一样。”

就这样，大哥又回到生他养他的井冈山。这次寻而复返，大哥尽显纯朴、善良、可爱的本色，母亲也顺其自然。

艰难选择

1964年社教运动中，大哥犯了一点小错，跑到广州避难，这次他请求母亲让他留下。“但是，曾志却拒绝了儿子。什么原因？难以定论！”我的年轻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发表的《真有后来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母亲为什么拒绝大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岁月，那是一场大灾难的尾声，又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前夜。做为生产队记账员的大哥被查出有错，并正在审查中。极“左”的四清运动无限上纲上线，大哥私来广州恐铸成大错，母亲把大哥留下来在当年既有失公正，也违背原则。再说，大哥时年36岁又是文盲，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更是难以安排。

简言之，这是老一辈革命者在自律与亲情的纠缠中做出的艰难选择。

再次相聚

待后来母子又相见，中间相隔20年。直到1984年，母亲以74岁高龄从中组部退休，又燃起她对亲情的渴望，于是召唤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见大哥是1985年，当年井冈山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和火车，大哥带着两个侄子路途迢迢，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这一趟总得走个三四天吧！母亲这边也是很兴奋，破例让吴秘书和司机小邢去火车站接他们。平时母亲是不准家人搭乘她的专车的。

终于见到了大哥！他个不高，清瘦，不同于我和二哥的泡泡眼儿，他眼睛深邃，面部立体，笑容真诚。“大哥年轻时一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两个侄子长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两个侄子衣着虽然简朴陈旧，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庄稼汉模样。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担子千山万水来看望母亲的，这份情真是太重了！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装的是井冈山的土特产，另一个箩筐装的是珍贵的石拐（石蛙），这些家伙吓我一跳！这是大哥能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了。现在石蛙已经被列为井冈山保护动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亲更是高兴，一连几天陪他们去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不顾年迈陪儿子登上了长城。

血浓于水

后来母亲又于1987年和1993年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大哥一家。刘朝辉秘书回忆1987年陪母亲上井冈山的情景：“曾老从一进门就握住石大哥的手，吃饭时也不曾松开，那种慈母情溢于言表。”

后来，母亲把她的二孙子草龙和曾孙女石丽接来北京。母亲为石丽联系了北京旅游学校，毕业后我带她去了广州。我向一位搞房地产的老板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石家、蔡家以及夏家的悲壮故事，后来这位老板接受了石丽。石丽在做房产销售时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境殷实的广州小伙子，如今孩子都上大学了。妹妹蔡燕也来了广州，也嫁了个好人家。草龙的两个女儿也都在广东发展。唯有全家长子蔡军，在驻港部队完成兵役后，回到井冈山，在中组部办的干部管理学院工作，是位素质很好，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话扯远了，再说回大哥。自从1985年重逢后，与大哥一家就建立了亲情关系，侄子们常来常往，我在母亲去世前后更是频繁上井冈山，每次都在大哥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农家菜。大哥不善言辞，但他一声妹妹的称呼，一句对妈妈的问候，就足以表达对母亲真挚的爱了。

最后告别

大哥再来北京，则是陪母亲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我在《曾志与夏明震》一文中，描述了这个生日场面：“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

刚强又倔强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两个儿子的原谅，说明在她心中始终都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那天，二哥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相较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我很敬重大哥，他过得清苦，他的房子破旧，他有很多的艰难，但他恭敬温厚，朴实真挚，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反而一再对我说：“我们不能照顾妈妈，全靠妹妹了，妹妹辛苦了！”他在母亲面前的从容得体，让我暗自惊讶，不愧是夏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纠结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冲出井冈走向全国。侄子们讲述大哥和母亲的故事中总少不了一个情节，就是母亲不为大哥一家办商品粮这件事，可能这是两个侄子一直最纠结于心的事吧。他们的讲述本是为了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则性，但也有不少人感觉这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这纠结的原因就在于两代人对土地的看法不一样。

解决孙子们的商品粮问题，对奶奶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经问过母亲：“你一向热心助人，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单单不帮一下自己的孙子呢？”妈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得到一块田地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这个道理如今越来越清楚了，我曾再三对家里从农村来的阿姨说：“上面再怎么忽悠你，你都绝不能卖你的地！将来最值钱的就是土地！”

很多亲朋好友都去过我大哥家，无不艳羡赞扬我大哥家的田园风光。虽然房子破旧些，但风水特好。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屋后是一座翠岗，长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树木，还有石家祖坟和我大哥的墓，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如今听侄子金龙（蔡接班）说，他们已经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这方好山好水，不知道侄子们现在会不会幡然醒悟，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啊！

说到底，侄子们的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巨大的城乡差别，致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理解侄子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毕竟在城市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能挣到更多的钱，无可厚非。

亲情与命运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龙，跟我大哥一样，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务工。他们朴实善良，知恩图报，孝敬祖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两位侄子，讲他们的苦难家史，讲奶奶在井冈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态的，充满了井冈山泥土气息，我曾听过，感动不已。我有时不禁沉思，在这个姓氏繁杂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一个？是的，但是个例外。

1945年父母亲奉命南下开辟新游击区，也把我向残疾红军、贵州农民杨叔叔托孤，要不是日本在那节骨眼儿投降，我的命运也未可知！所以，虽为一母所生，不若命运的偶然。

我与两个哥哥血脉相通，感情至深，我们唯有感激母亲让我们此生成为兄妹一场。

新民晚报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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