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符号学的艺术因素与当代影响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我国音乐语言学开拓者、“中国科学社”的创立者之一。1926年，时年34岁的赵元任在自己与同道共同创办的《科学》杂志上刊发《符号学大纲》一文，在汉语世界正式提出了“符号学”命名。赵元任认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和用法的普遍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在这篇文章中，赵元任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汉语“符号学”与英语“symbolics”“symbolology”的不同之处，他认为英语中的这两个符号学都有偏重符号的哲理，而自己所讨论的符号学则是普通符号学。既然是普通符号学，就要对各种符号原理的通律进行研究，因此，沟通语言符号与音乐符号就成为赵元任普通符号学的题中之义。吴宗济在给《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写的前言中记述显示，赵元任对自己早年关于汉语连续变调和语调音准问题的研究论文，因缺乏乐器的相关测量，而感到非常遗憾。
我国学界一致认同赵元任在汉语世界提出“符号学”命名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系统深入地挖掘这一命名的深层指向，没有注意到赵元任所提出的符号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民族特性。赵元任的普通符号学包含深层的艺术因素，这就需要结合他跨界开拓的语言音乐学来进行分析；同时，在学理层面阐明赵元任普通符号学对当代符号学研究的影响，才能从源头上为汉语符号学的世界意义注入深层动力。
符号的特质是符号学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艺术的特质构成了普通符号学的基本初衷。赵元任给符号学设定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是打通学科的壁垒，研究和创造能够共通使用的“好符号”。在《符号学大纲》一文中，赵元任认为，虽然有些学问里的符号系统十分发达，而在别的学问里研究到事理上与前者很相近的题目，并没有采用或仿效它，还只晓得用很笨的符号。赵元任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排戏练戏由于缺乏语音学的相关研究，造成戏本的写法不能把演奏法与得神的诀窍写得一目了然。因此，用什么样的符号成为赵元任符号学首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从汉字形、音、义三个角度来分析赵元任所提出的“符号学”对“符号”的美的要求。
首先，从汉字的字形上来看，作为汉语语言符号独特性的字形成为赵元任研究符号学的根本基础。从符型上来看，汉字符号是典型的方块字，相对于拼音文字线性书写体现的时间性不同，汉字的外形体现出空间的建筑美感。相对于拼音文字形成的任意性，汉字书写与所指之间并不能绝对任意，在外形上要参照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赵元任认为，好的符号系统是容易被辨认的，这一点使看似复杂的汉字结构却成为优点，因为一旦学会了汉语的文字系统，它丰富的花样就有助于辨认，这比多次复现同一些少量的要素优越，便于产生、传递和复制。此外，汉字笔画的双向度排列，在赵元任看来具有重要意义，允许设计结构上的多样性，能够大量节省篇幅，加快阅读速度。汉字超强的稳定性使民族文化得以精确保存，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准确认读古代的文字。尽管汉字的字音由于不同地域的方言有很大差别，但是，汉语存在着文言，文言成为一个民族的通用文字，它不但存在于依靠需要视觉经验介入的纸面之上，而且存在于使用者的口头，这就是历代汉语所形成的“官话”。所以，文言的存在，不但有书面语的性质，也有语言规则的性质。汉字字符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空间句法”，字体的间架结构在不同的书写体式里有不同的要求，这就是书法。
其次，在汉字的发音方面，赵元任在继承前人关于汉语音律研究的基础上，独创语言音乐学，主要关注音乐和语言声律之间的有机连续性。赵元任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中，开篇就以岑参的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论述了汉语的语调和韵律在象征方面的言外之意。赵元任认为，在这首诗里，前两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音节都是以迫促的入声结尾，象征了冬天到来万物凋零的场景；而后两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结尾以流畅的平声字结尾，同样也可以象征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万物复苏景象。在声音上存在皮尔斯所说的“像似符”现象。由于汉语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声调，而不同声调的字在一首诗或者一句话里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字调加在语调的起伏上面，很像海浪上的微波，形成了声音动力非常充沛的语流，是非常优美的语言。
再次，从符号系统意义的生成机制——汉语符号的语义来看，赵元任认为，汉字符号语义形成的途径是联想。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但感知的方式在中西符号学中不尽相同。索绪尔符号体系中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搭配具有绝对的任意性，正是这种任意性保证了社会规约的稳定性。也就是说，符号的社会功能、符号的意义框架主要由社会性的规约关系决定，而较少渗透艺术因素的联想。皮尔斯符号学体系认为，符号和对象之间是一种具有科学认知特质的逻辑关系，更加注重符号与思维之间的形式关系，强调的是其逻辑功能。而赵元任认为，符号和对象相关的途径是“联想”，联想的程度愈深，符号就愈有效，并且以音乐符号来举例论证。符号联想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唤起情感，而美的符号在唤起情感时尤为重要。可以说，赵元任对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的界定，具有明显的审美心理学倾向。
赵元任提出的普通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之间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符号学虽然同样划归哲学领域之中，但由于汉语符号本身的艺术特色，以及赵元任自身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音乐素养，汉语符号学携带着浓厚的艺术因素，体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芬兰学者埃尔基·佩基莱在《音乐·媒介·符号——音乐符号学文集》的序言中写道：“赵元任曾经研究过音乐与语言的关系……在汉语中，语言和音乐之间至少有四种媒介形式，因此，语言和音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更像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赵元任开创的语言音乐学比西方学界借助信息技术提出的音乐符号学时间更早，与汉语本身结合的程度更加紧密，对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言、诗、情、音、乐、歌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毛诗大序》中记载：“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乐本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声与音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从声符号到音符号，情贯穿其中，文字是声与音的过渡。作为我国古典美学重要的范畴“韵”，如后世演化而来的“气韵生动”、古典舞的“身韵”，以及我们翻译的西方美学中的“灵韵”，从字源上来讲，都与音乐有关，“韵”从音从匀，其原始意义是对音的计量与审定，而其计量与审定的作用或亦可根据上文，推论为以让五音“各有其位”的和谐状态。音乐主要是听觉艺术，除了西方符号学的符型、符义与符用研究之外，中国的语言音乐学是通过文本走向声音的，要通过对语言声音特征的研究寻找与音乐最匹配的韵律搭配。这对符号学从文本中心到视觉中心的转移毫无疑问是一种矫正，也是与当代艺术提倡全方位的身体体验相契合的。
现代学科划分使研究走向深入，然而也造成了研究的偏狭；一体化的诗乐舞被分割为文学、音乐学和舞蹈学。符号学研究寻找艺术的“通律”，语言音乐学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结合人工智能、计算语言学等相关学科，走向更加深广的研究。因此，无论是符号学研究，还是音乐符号学研究，我们都应该充分挖掘赵元任所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专业的民族话语资源和理论生长点。（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