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瑞涛：三国侧影
好好先生司马徽
乱世之中，法纪、规矩、风俗、道德统统会失落掉太平时代的那份威严，先是社会底层中一群群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破产户铤而走险，冲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重重纲纪，揭竿而起，在刀尖上讨口仅为活命的饭食。而后，立刻就会跳出平日里便不甚安分的各路豪强，或是把宝压在起义的农民一边，或是力挺朝廷打出“忠义”的旗帜，两方都毫不客气地把旧时混吃闷睡、行尸走肉的朽官儿们扒拉开，夺过大印，号令四方。再然后，做大的豪强变成了枭雄，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或计划着一统天下，或盘算着割据一方。这些乱世的成功者根本上无不依着丛林原则行事，只是恶斗胜利后才将传统风俗、道德法纪拿来遮掩他们的兽行，于是血流成河的彼此攻杀便给描成了所谓的“功业”。精于此道者如刘备，装了一辈子，终于修成匡复汉室的英雄;厌倦此道者如曹操，偶尔本色示人，便摘不掉枭雄的帽子。
可无论英雄、枭雄，都会忌惮如自己无所顾忌、跃跃欲试的弄潮儿们，同时面对以道德相标榜的朝野名士，在笑他们迂腐的同时又不免生出些莫名其妙的不安。因而在乱世的天空下，归入百姓的农工商者命如蝼蚁，而高人一等的士大夫们，无论倾危弄险还是困守道义，也都人人自危，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比如在民间演义中被描画为才高轻浮的杨修，史书中却着实有些狼狈。曹植失宠后，以杨修的聪明，自知该撇清关系，却因“植故连缀不止，修亦不敢自绝”，不得不接着给曹植出点子，只是点子出得太精彩，无不对答如流，“操怪其捷，推问，始泄。操亦以修袁术之甥，恶之，乃发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收杀之”。
或如益州的名士刘裕，在刘璋手下时曾讥讽过刘备，好在以仁德自居的刘备不计前嫌，保全了性命的刘裕偏又管不住自己的嘴，私底下装神弄鬼地预言刘氏江山不固，很快就被人告了密。玄德公“尝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裕遂弃市”。
由此看来，乱世之中各路名士莫说是落到个心胸狭隘、气量狭小的二流货色手中，即便投靠到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的枭雄和英雄门下，虽为芳兰，不知不觉或迫不得已生到了东家门前，也难保性命！相比于前面两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任性后辈，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司马徽就落到了个二流货色手中，幸亏他谨慎异常，才得以苟全。
科举取士之前，汉代朝廷起用新人，中央有征召，相国等机关有辟举，郡国有定期举荐，汉末天下大乱至六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变化虽大，但名流推荐都是其中重要一环。司马徽善于识人，洞明世事，庞统的叔叔庞德公敬称他为“水镜”。庞统出道时，承蒙他“称统当为南州士人之冠冕”，庞统“由是渐显”。刘备来访，他只说了句“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立刻放下身段，三顾茅庐去也。
司马徽誉满士林，说话很有分量，为世人所重，天下大乱之际却跑错了方向，避难于荆州。当时，刘表稳守荆州八郡，保有一方平安，还摆出个礼贤下士的姿态，引得天下英杰多避乱于此。尽管刘表非碌碌之辈，却性暗多疑，气量狭窄，贤达云集却鲜为其所用，史书中称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在与韩嵩的交道中，尤见其为人之一斑。
官渡之战前夕，从事中郎韩嵩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举棋不定，便派韩嵩拜见曹操一探虚实。韩嵩走前对刘表说：“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大义名分提前讲得如此清楚，刘表满口答应。
韩嵩到了许都，果然被天子拜为侍中，迁零陵太守。等韩嵩回荆州复命，刘表竟翻脸不认账，大骂韩嵩背叛自己，不杀不足以平心头之恨。幸亏刘表的老婆蔡氏相劝，指出韩嵩乃楚地名士，这么出尔反尔地杀人，恐怕人心不服，刘表只得将韩嵩关进牢房，但还是斩了随同韩嵩出使的几个倒霉鬼泄愤。
司马徽避难荆州时就寄居在这么个矮檐之下，缄默不语吧，偏偏刘表自命不凡，不说话就是不给上头面子，曲意逢迎又会损折了自己名士清名，直言高论早晚引得刘表忌恨，不得善终。于是，凡来请他品评人物的，他總是一个字：“佳。”久而久之，连自家老婆都看不过去，非常严肃地劝谏道：“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司马徽乖乖听完老婆的数落，很认真地回应说：“如君所言，亦复佳。”
司马夫人听了这话，不知会不会发些“不意天壤之中，乃有司马郎”之类慨叹自己嫁错人的牢骚，然而司马徽毕竟不是王凝之那样的饭桶，他的一肚子苦衷实在无法讲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人家听。据说刘表知道大名鼎鼎的司马徽避乱于荆州，还专门接见过他，事后刘表对人说：“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言语中透着居高临下的不屑，又颇有些放心的样子。司马徽回到家中，摘下好好先生的面具，估计也是颇有些放心的样子。
宋襄公式的益州牧
魏晋时的史学家张璠评价刘璋时说：“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这个评价颇为中肯，且刘璋的“愚弱”与春秋之末的宋襄公相比，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宋襄公既已在后人眼中成为笑料，刘璋自然难免厄运，但若不以成败为论人物的唯一标准，乱世纷争中的失败者未必也是历史舞台上彻底的输家。
益州牧刘璋生在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却凭借着蜀地山川险峻，得以苟且一隅，他的施政纲领总结起来恐怕就八个字：不求进取，保境安民。这对于百姓而言实是幸事，可对于欲倾危弄险以搏功名之徒来说，自然倍感压抑、绝望，慨叹自己生逢其世、不逢其人。刘璋麾下的张松、法正就是这类人，眼看着自家主公如此没出息，二人不惜铤而走险，暗通刘备，借汉中张鲁坐大之机，向刘璋力荐刘备入蜀助讨张鲁，暗地里则计划与刘备里应外合，一举掀翻刘璋。
刘璋对道教祖师爷正无可奈何之际，听到大汉皇叔可能来帮忙之讯，欢喜得不得了，不顾麾下黄权苦谏、王累死谏，忙不迭地往圈套里钻，说他昏庸真不委屈，不过也是他那位宗亲刘备演技太好之故。对于益州这块肥肉，曹操欲夺，孙权想抢，刘备借驻荆州时，孙权曾派孙瑜率水军过夏口欲攻西川，刘备劝孙权罢兵，讲了番道理，大抵三条：一曰，“益州民富地险，刘璋虽弱，足以自守”;二曰，“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沧海，观兵于吴会”;三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于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
刘备的三条理由，前兩条讲现实，后一条讲理想，现实的理由骗不了孙权，益州虽富、山川虽险，却兵民柔弱;曹操刚经赤壁大败，亦无力南下，只有关乎理想的理由，刘备讲得情真意切，占尽大义名分。孙权大道理讲不过刘备，便想硬闯夏口，结果刘备摆出一副死守之势，放话道：“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为顾全大局，孙权只得召还孙瑜，等到刘备攻打益州时，孙权闻报气得大骂：“猾虏，乃敢挟诈如此！”
格调标得如此之高，难怪当年法正入荆州献夺蜀密计时，刘备犹豫再三，他知道自己能与曹操周旋，绝不是靠兵强马壮，只因曹操有着“急”、“暴”、“谲”的名声，他才努力树立自己“宽”、“仁”、“忠”的政治形象收取民心，夺蜀虽然增强了军事硬实力，但是否可以抵补政治软实力的损失，他拿不准。而这般算计却也暴露出在刘备那里，道德、信义、亲情实际上不过是武器，而他是玩弄这些的高手，夏口危机中那番义薄云天的表演连孙权都给忽悠了，刘璋之轻信多少也在情理之中。
轻信既是智力不足使然，也是礼乐之邦民众率真朴实之表现，人们彼此信任，没有老谋深算，社会运转的交易成本，大家都能够放心自在地生活，所谓“三代”的理想便该如此这般吧。可惜，无论是智力不足还是率真朴实，但凡轻信，于政治人物来说就是致命缺陷，尤其在披着礼乐外套按丛林原则行事的汉末乱世之中，刘璋居然相信了刘备写在旗子上的政治口号，他果然是“愚”。
刘璋不仅仅是“愚”，还“弱”得厉害。当刘备不顾失信于天下，最终撕破宗亲面子、明抢起刘璋的地盘时，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献坚壁清野之计，指出刘备孤军深入，只要刘璋把巴西（今四川阆中）、梓潼的百姓强行迁到涪水以西，“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不需接战，百日后刘备必溃。这一计把刘备吓得半死，法正却不以为意，他太了解自己的老上司，知道他“弱”得下不了如此狠手。刘璋果然未用此计，还语重心长地对属下讲道：“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
益州兵力原本不强，刘璋又不愿意牺牲百姓，眼看着刘备一步步打到成都城下，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尽管如此，“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从事中郎简雍因而入说刘璋，劝其固守。古时由于军事技术条件所限，攻城一直是困难之事，加之刘备客军深入，久则生变，这也是条良计。
然而，攻城虽难，守城也实不易，固守首先会因战斗产生人员伤亡，孤城困闭又使城内卫生条件恶劣，时日一长城中物资供应必然短缺。因而，历史上久困之城都会因瘟疫、饥荒导致军民大批死亡，出现人相食的惨剧也非罕见。即便如此，很多城池明摆着守不住，城主也宁愿长守不降，忠义血性是个理由，但更多情况下，开城投降，城中军民可得保全，城主却首当其冲要承担抗拒之罪，所以宁肯搭出许多人的性命，也是能拖延一天算一天。
成都城中的刘璋面临着这般抉择：是搭上全城百姓苦守，还是宣布投降，把自己的命交到伪君子刘备的手里。最终，刘璋决定投降，他对属下说：我父亲（刘焉，公元188年任益州牧）和我在益州二十多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刘璋终于用行动坐实了自己“弱”的臭名，大门一开，投降了！
羞与老兵同列的武神
刘备帐下的悍将关羽虽然勇猛，但若抛开《三国演义》中的文学渲染，仅从史料上看，或如柏杨所评，关羽“事实上不过一个莽汉，既缺谋略，又缺修养，而且心胸狭窄，不识大体”。然而，这么一位将军因其狂妄刚愎而兵败被斩后居然在民间荣升为“武神”，不仅得到后世各族君王们的一致垂青，还成为黑道上诸路弟兄们共同的精神领袖，如此结果只能让人感叹：运气来了什么都挡不住。
虽然关公活着时并不知道自己死后得封武神，但做派上离死越近就越多被供在神位上的嚣张气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自封汉中王，尔后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当费诗来到荆州送交将军印信时，关羽听说黄忠居然与自己官位相当，大怒，拒不接印，破口骂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黄忠虽老，但并非一老兵耳，而关羽出言之不逊，作为即将上任的武神，果然拥有高高在上的神威，也颇具中华特色——精确些说，乃汉武帝之后的中华特色。汉武之前，西周兵制无从稽考，但据雷海宗先生推断，“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春秋时平民虽然能当兵，但仍不是兵的主体，那时当兵是很荣耀的事，大丈夫恨不能与老兵同列。
战国时形势剧变，之前贵族们杀戮不多、彬彬有礼的战争游戏至此结束，国与国间的兼并战越打越残酷，毁人之城、坑其降卒的事件屡见不鲜。由于战争规模扩大，任何一国的全体男性平民均被纳入到兵的队伍中，战争升级为无限性总体战，生在那个不幸时代，管你愿意不愿意，大丈夫都得与老兵同列。
秦并六国后收天下之兵，废旧有兵制，新兵制还在建设中，秦却亡了。汉初之际，为秦所废的全民征兵制表面上得到恢复，并细分为三种，即：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到边郡作戍卒，在所在地方服兵役（每年一个月）。国家在编壮丁年满二十岁时开始服第三种兵役，到二十三岁再服前两种兵役。除此之外，还有每年一个月的力役，力役与兵役一般相重合，总称为“更”。
虽曰复古，汉初兵制中还是有了些微妙变化，其中的“更”被分为三种，正常完成力役与兵役的叫“卒更”;如有“贫者”卒更后还想挣点钱，轮值者只要月出钱二千，贫者就被允许代其服役，这叫“践更”;天下人皆须戍边三日之规定对内陆臣民而言，除非作秀，实属牵强，变通之法是轮值者出钱三百便可免役，此钱由相关官员发给已戍边者，作为三日外继续干的补偿，这叫“过更”。这些变通之法颇为人性，不想竟深刻动摇了传统征兵制，使之向募兵制发展。
就在西汉初期，战国及楚汉争霸时的整体战以及与匈奴的无限性战争已彻底粉碎了人们对春秋“君子之战”的浪漫印象，朝野间总有拂之不去畏战和厌战情绪，在一般富裕的百姓看来，花几个钱能免去从军之苦，这钱可不白花！同时，完全的长子继承制即便在封建时代都未得到严格执行，汉武帝时颁布的“推恩令”则进一步化解了王公贵戚非谪长子们建功立业的冒险冲动，他们充分利用新兵制中的变通之法，最终导致“上等社会不服军役而将全部卫国责任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的肩上”。
当兵成了既危险又颇不体面的事业，甚至连小康之家也宁愿破财免役，到汉武帝连年大举用兵时，为了解决兵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募兵制便得以正式推行。可即使出钱招兵，还是有许多人不愿当这次等臣民，武帝自有对策，一边开始招募外族雇佣兵，一边强征“七科”入伍，所谓“七科”是指：犯罪的小吏，逃亡的囚犯，上门女婿，商人，有前科的人，父母有前科的人，祖父母有前科的人。
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共发动大小二十五次对外战争，只有三次清楚讲明使用了正规军，十六次兵源不明，有六次则明确记载用的是外族部队和强征的“七科”之辈。使用囚犯及当時社会价值观中的“下等人”入伍，虽说秦末汉初之际就有先例，但那都是不得已的救急之举，而武帝则将之常规化。如果天下罪人都不够用，则大规模招募外族入伍，做起了以夷制夷的“便宜买卖”。
汉武帝的做法影响深远，由于“军人多是浪人，所以很容易遭一般清白自守的良民的轻视。不过这种轻视没有武力作后盾，不能直接侮辱军人，只能在言语上诋毁。'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汉时开始发生的”。另一方面，囚犯和外族组成的军队平时遭人白眼，受人歧视，但手里毕竟有家伙，尤其是花钱买来的“外族替死鬼”，其生存方式就是杀戮抢劫，一旦军纪松弛，说不准就会反过来大肆报复，这样的兵在良民眼里与匪无异，更不愿参加其中了。
军人在民间受歧视，沦为下等臣民，而在军队内部，普通士兵也成了一级级将吏们欺压侮辱的对象。在春秋时诸国的军队里，军官与士兵职位上虽有差别，但大家都是贵族，所以官兵间的关系也以礼节之。但到汉武帝时期，军队内部不同等级间便有了天壤之别，士兵是囚犯、是外族奴仆，是低人一等的贱民，而军官则是王、是侯，是高人一等的达官显贵。
因而，卫青行军途中，“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时，用的全是因“七科”强征来的兵，出征后，虽然“行非乏食，战死者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竟使大批将士死在自己人手里，汉武帝因其万里征伐，最终“不录其过”。能打、不能打的将军都将士卒视作草芥、蝼蚁，一介兵卒，何得尊重！
进而，普通士兵的命运要么战死，要么年老无用时才得放归。战死者的情形，诚如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武帝时所云：“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一夫殉国带给民间的伤害是多么的惨痛和长久！至于那些熬到退役的老兵，等待他们的或许如汉诗所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归来发现旧家已是人亡屋毁，老兵最终落得个“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的凄凉结局。
汉武帝时代武功极盛，兵的处境、形象却从此跌落，之后的君王们哪怕再好武功，也都任由兵制腐朽、武德败坏，因而羞与老兵为伍的关羽，只不过表达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见而已。不过，人情总是互相的，当武神羞与老兵为伍时，老兵们自然也羞于与武神为伍。故而吕蒙攻占荆州后，略施小计，仅让关羽麾下知道家小无恙，士兵们便皆无斗心，纷纷偷跑回家降了东吴，只害得武神孤零零败走麦城，最终落了个被俘、掉脑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