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盐县斧型青铜器的探研蠡测
这是一枚来自浙江省海盐县的斧型青铜器，上端宽31、下端宽36、整体长69mm（包括柄部长5mm），主体厚度为4mm，重60g，最上端有扁短小柄，器物两面各有斜网纹装饰，其中一面宽大斜网纹下饰有一横状宽幅条带纹；一面在矩形凸楞下方饰有较窄密的斜网纹，弧形刃部呈单面斜坡。
整个器物装饰意味颇浓，局部泛出金色。本文拟就该青铜器的文化源由、纹饰、器形、用途等进行全面考据，发表一些浅见。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大约始于公元前20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中国青铜文化分布非常之广，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都有青铜器出土。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可以分作不同的地区类型。从该斧型青铜器来源地海盐县来说应该属于古“吴越地区”，“吴越地区”包括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全境、上海和福建北部。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这一区域为商周时期吴、越两国故地。海盐县是良渚文化发源地之一，1997年初在海盐、海宁和嘉兴三县市交界的横港乡桃园村发现了良渚文化期的龙潭港遗址，墓葬出土了数十件石钺、石斧和锥形器。1974年1月，海盐县东风公社立峄大队出土一件青铜甗,，仅存下部的鬲，伴出青铜锄、陶纺轮和石锛等，简报作者将其时代定为商周时期，郑小炉等定为商代。从海盐县博物馆馆藏的出土器物中，来自良渚文化层的石斧、石钺很多，其中一个有肩石钺（图二）在器型和大小与该青铜器很类似，从吴越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呈现明显的模仿和“好古”倾向特征而言，该斧型青铜器和上述良渚石钺应该存在某种渊源承继。而海盐县东风公社立峄大队出土的商周铜甗等则显示海盐一地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制造工艺应该达到了一定水平。
有肩石钺，良渚文化， 高 7.6 厘米，宽 3.6 厘米，厚 1.4 厘米，六里遗址出土
从青铜器的纹饰来说，该斧型器两面各有阳线斜网纹装饰，而这种网纹，是斜线交错的网形，在商代早期青铜爵上见有，以后很少发现。在目前发现可考的我国最早青铜器，一九八七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晚期鼎，就是装饰的这种网格纹。同时，在该斧型器一面饰有的横条纹——以宽阔的横条作凹陷的槽，据考见于西周中期，有通体饰横条纹的，如师虎簋。因此，从青铜纹饰上断代推测此斧型青铜器应产自商周时期。
网格纹鼎，夏晚期
按照现代农具的概念，斧本不应列入农具的范畴，但当原始农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时，斧、锛等则应看作是土地开发农具。“斧”字出现很早，原始农业时代可能已有。有人认为甲骨文中已有“斧”字，写法是“
”（孙云鹤：《常用汉字详解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诗经》中则多次出现“斧”字，如《诗经·豳风·伐柯》有“伐柯如何?匪斧不克”；《诗经·豳风·七月》有“取彼斧戕，以伐远扬”；柯，柯木；远扬，高挑的树枝也。以上说明，“斧”字在先秦文献中常有所见，并都具有砍伐的含义。显然在原始农业早期，砍伐树木和破开木柴，恐怕都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才需要大量应用，因而斧在这时应属农具范畴。以后许多书籍也常有对斧的解释，如《淮南子·说林》有“林木茂而斧斤入”。王筠《说文句读》：“斤之刃横，斧之刃纵。”《说文》又曰：“斨，方銎斧也。”毛传：“椭銎曰斧，方銎曰斨。”这里所说的刃的纵横、銎的形状，都是区分斧、斤的条件之一，这当然已不完全是指的原始时代的石制斧、斤，因为石制斧、斤是没有銎的。因此，青铜斧作为金属砍伐工具，一般应该带銎，而此斧型青铜器没有銎，形体小，厚度又薄，笔者认为作为砍伐实用器的可能极小。
从目前考古出土的器物来看，中国所有的斧形器物，最早都来源于距今1万年至17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斧形砍削器。这种砍削器大多是先民从河床上拣来砾石，把砾石的边沿加以敲打，产生刃口，用来作为刮割的用具。到了距今1万至4000年的时候，随着审美观念的转化，先民开始对石材的选取具有目的指向性，采集美石（或玉）来加工器物，磨削、雕刻制成各种器型，玉斧也就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尤以良渚文化的器物为最，从而使石（玉）斧成为一种生产工具或成为一种显示身份或祭祀礼仪用物。因此，斧形礼器我们通常称为钺，一般带孔和装饰纹饰且器型相对较大，以体现尊贵象征，而此斧型青铜器长仅69mm，重60g，轻而小且无孔，其作为礼器也不太可能。
先秦时期的金是青铜，白金为银。西周时的金或已转化为货币。燕侯在赏赐臣下时就贝金同赏。《宪鼎》（康王时器）载：“侯赐宪贝金”，贝为货币, 金与贝同赏, 金亦当为货币。事实上，殷末周初以后，青铜作为一种财富，已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经常用于贡献、赏赐、征收赋税、政府罚没、官吏傣禄及支付等。《左传·僖公三年》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作册旂觥（周昭王）载:“令年册贶土于相侯，易金易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谓“赐金”、“易金”之“金”，即是青铜。
1976年，海盐县农民在长川坝公社秦联大队修渠道时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土坑内发现一陶罐，内盛几十块青铜块，文物管理部门收集到三块，重量分别为276、249.4、184.6g。1977年，海盐县东府舍村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块，盛放于一几何印纹陶罐内。这些古越地出土的青铜块由青铜饼敲碎而成，但是，目前可考没有一处包括经科学考古发掘未遭破坏的成罐青铜块，都无法再复原成形，既不是入土以后碎裂，也不是为了埋葬才特意砸碎，而是将现成的青铜块归合在一起，作为财富入藏或陪葬的。我们可以推定，这些青铜块在入土之前已经发生过交换关系，很可能就是最早的金属材料类称量货币。金属最早作为货币时，未依一定形式铸造，亦无一定成份及规定重量，而这种称量货币在流通中还有个缺点就是交换时需分割称重较为麻烦，且携带不便。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成熟，客观上，青铜作为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在当时可以做成礼器、兵器、工具、农具以及装饰物等等，而这种器物类青铜既有实用性又有相对一定的重量，利于交换计算，因此，金属材料类称量货币逐渐过渡到金属器物类称量货币，人们选择其作为一般等价物，并依据重量结合多寡衡量来进行交换。以青铜斧为例，其作为生产农具，在当时代表着较高的生产效率，往往掌握工具的人生产的东西多，财富也相对较多，而要获得斧头等生产工具的人必须用相应的谷物粮食等生活资料去交换。同时，青铜在当时应属贵金属，使用面不会很大，长此以往，斧头的生产工具属性慢慢退化，交换属性则慢慢增强，渐渐取而代之。1959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青铜罍中藏有224只小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未见使用痕迹。《中国钱币》杂志2003年第2期41页，发表“宝鸡出土青铜斧锛凿”文章，再一次就出土的10件青铜斧的尺寸、重量、形制、铭文等方面，考证其为西周青铜称量货币。可以说，青铜斧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热门商品，容易取得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关键性的货币职能，“它本身具有取得称量货币的资格”。
贝币虽然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但在沿海的吴越之地来说，海贝并不稀见，用它来长期做为交换等价物不太现实，特别是对海盐县所在的古越地来说金属称量货币通行更为可能。1988年，在浙江省仙居县横溪区湫山乡上田村距地表1.2米处，发现一个印纹陶坛，周围散布许多斧、鼎、焦斗等铜器残片，坛内存放小件青铜器具18件，铜料19块，楚国布币2枚、蚁鼻钱16枚。这些青铜块与蚁鼻钱伴出，应能说明一定的问题。1994年4月，在古越境内（现江苏宜兴市市郊溪隐村）发现一座战国墓，出土铜质砝码一套八枚，更为吴越称量货币通行提供了有力佐证。但是，青铜块、青铜斧在作为金属称量货币通行中有个不可避免的矛盾，那就是如果存在大宗交易，其不易携带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因此，客观上需要“上币”来替代较重的青铜块、青铜斧进行流通。同时，从“吴矛越剑”的盛名亦可推测吴越早在商周时的青铜冶炼就已达到一定水平，对于铸币来说应无难度，那么海盐的这枚斧型青铜器作为原始上币来替代下币的实物青铜斧也在情理之中。《越绝书》载:“渔人曰:吾闻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赐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剑为?”《吴越春秋》卷四载:“吴王阖闾得吴鸿、扈稽双钩后，乃赏百金。”可见这里的百金、千金的“金”字既代表是金属属性——青铜，又是个货币单位。所以，这里的“金”，笔者认为就是个青铜铸币。它既有金的货币含义，又有标准重量含义。而古文中斧和斤经常通假，因此，斧从形状可联想定义为重量“斤”，青铜为“金”，1个斧型青铜或为1个斤金等于一斤青铜，百金就是一百斤青铜，也就是等于100个斧型青铜货币（斤金）。它是称量货币演化到铸币的中间过渡产物，它和称量货币同时并存，且可替代方便换算和携带，并随着称量货币的最终消失也随之消亡。从考古发现的佐证来说，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乡发现一座大型商墓 , 在出土的 480余件青铜器中 , 有手斧17件。据发掘者说 : “这批手斧，上部无可以安把，而扁平的柄部又不适于手握；下部弧形刃部未曾开锋，厚钝不适于割物；更未见有使用痕迹。其中一个标本柄部还铸有一个
字 , 据有关专家考证，实乃“贝”字之象形。故此批手斧当有可能作为特殊的商品—货币。在中原发现的大型商墓中, 多随葬大量货贝。新干商墓之随葬手斧，义应同此 ”。 新干的商代手斧虽较厚重，但非实用器，表明它们已从实物货币向符号化演进。显而易见，这种斧币与称量使用的金融货币不同，具体与宁乡黄材青铜斧相比，它无銎且钝厚。
总之，新干斧币笔者认为它形制固定，不能切割使用，呈现符号化手斧形态 , 标志着其已属于铸币范畴。这些从商墓出土的手斧 , 证明商代早已使用斧斤货币，当然从“贝”字铭文和其他数字铭文判断，它和贝币同时并存，并据以换算交换。按前所述，我们从宁乡铜斧、海盐斧币、新干手斧的数据对照表：
（单位：长度：mm；重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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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 规格 |
湖南宁乡青铜斧 |
浙江海盐青铜斧 |
江西新干青铜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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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
79-90 |
69 |
133-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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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宽 |
54-61 |
36 |
4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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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重量 |
167 |
60 |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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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纹 |
原始斧型有銎 |
美化斧型有纹 |
符号化手斧型有字 |
由此可以一观斧币的发展脉络：金属材料类称量货币（青铜块）→原始斧型，大小一致，有銎，较小，无使用痕迹，为金属器物类称量货币（宁乡铜斧）→美化斧型，有纹无銎，最小最轻，无使用痕迹，为具象铸币雏形（海盐斧币）→手斧型，有字无銎，较小且厚重，无使用痕迹，为符号化铸币（新干手斧）：
当然，我们还可古文中去考据：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有“旅即次 , 怀其资斧 , 得童仆贞 ”；又有“旅于处 , 得其资斧 , 我心不快 ”；还有“巽在床下，丧其资斧”等。高亨注云: “《易》文之斧指铜币之斧而言也”。王献唐撰《中国货币史》, 据其考定, 中国之有铜币, 盖在殷周之际，《易》言资斧 , 即其一证也 。可见钱币学家高亨和王献唐都认为商周之际的资斧是货币。《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金文《征人鼎》（恭王时器）载: “天君赏厥征人斤 、 贝 , 用作父丁尊彝”。天君赏赐征人以斤、贝 , 斤贝并称 , 贝是货币, 斤也当是货币，文献记载西周时的斧斤是货币 , 通过金文二重证明得以确认。据考，斧形货币的数量单位为釿 , 一个斧形货币叫一釿。铜器有《七釿罍》, 刘心源考释说: “釿盖古文金斤两字 , 古货币有一釿二釿之文，此铭盖云七釿也”。一个斧形币叫做一釿, 当斧斤形货币不使用了, 而数量单位釿却保留下来 , 战国中期楚地还铸行过“四布当釿”的长足布币 , 应是四个这种布钱相当于一个斧形币 , 后来重量单位斤两的斤, 可能就是由釿转化而来的，而这种“釿”的货币却前所未见。从江西新干的青铜货币铸成手斧形可推知，这一地区在此以前，很有可能斧头曾一度充当过一般等价物这一角色，一旦铸币产生，人们仍然选择大家所熟悉的斧头这一物品的外形作为新产生的铸币的外在形式，这与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分别铸成生产工具刀、铲的形体道理相同。因此，海盐县发现的斧形青铜器可以推知就是类似新干手斧样的金属货币雏形“釿”，只不过比新干手斧更具象，年代更早些，可能是当地最早的青铜原始铸币。这种吴越沿海的斧币与内陆的贝币并驾齐驱，连同其后同样在吴越出土的青铜戈币、蚁鼻钱以及黄河流域的铲币、刀币、环币，共同组成了灿烂的中华先秦青铜货币文化。
（海盐县博物馆馆长李林对本文进行指导修订并提供图片资料）
注释 ：
[1] 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第 : 3-24 页，两木出版社，1997 年，后收入《中国青铜器研究》， 第 475-4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肖梦龙 :《试论吴越青铜器的断代分期问题》。
[2] 海盐县博物馆 :《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 年第 10 期。
[3] 海盐县文化馆 :《浙江省海盐县出土商周铜甗》，《考古》1981 年第 1 期。
[4] 郎剑锋，2012 年 4 月山东大学博士论文《吴越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5] 夏鼎，高 20 厘米、口径 15．3 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敛口，折沿，薄唇内附一加厚的边。口沿上立二环耳，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空心四棱锥状足。腹饰带状网格纹一周，器壁甚薄。壁内一 侧近底处有铸残后修补痕。此鼎为目前所见唯一的一件二里头文化铜鼎，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青 铜器中时代最早的一件铜鼎。
[6] 《中国钱币》1985 年第 04 期。
[7] 朱活 :《古钱新典》5 页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物物交换，其斧的价值远比青铜块高得多，不能认其 为称量货币，见蔡运章 ；《论商周时期的金属称量货币》，《中原文物》1987 年第三期。
[8] 姚政 :《论西周的货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一期。[9] 邵鸿 :《新干大洋洲所出商代斧币考》《南方文物》1995 年第 2 期。
[10] 数据来源于傅聚良《商代铜斧的功能》，《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6 年 ；高至喜《湖南商 周农业考古概述——兼论有关古代农业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5 年。
[11] 数据来源于《江西通史 · 先秦卷》第四页。[12] 公元 355 年，越被楚所灭，战国时海盐县亦为楚地。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7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