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霍乱时期的蜕变
作者：奚耀华
1830年9月初，普希金离开莫斯科前往波尔金诺料理叔父的后事，那里是他父亲的领地，有一座属于家族的庄园。此时，其所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已经流行起霍乱，这是一种与鼠疫一样凶险的病毒，从欧洲一路弥漫而来。路客和商人开始纷纷逃离，此时的普希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逆行者。曾有人劝他尽快离开这里返回莫斯科，然而，几个月来与未婚妻家人因为婚事产生的交恶和龃龉，已使他身心疲惫，他几乎是以逃离的姿态奔向疫区，如同明知未来的婚姻不值得过分期待，而仍然飞蛾扑火一般，毅然决然。虽然波尔金诺是个贫穷甚至有些丑陋的村庄，但和想起来就令人厌烦的莫斯科相比，反让普希金感到了心情的松弛和愉快。他需要这浓云散乱的天空，广袤辽阔的视野和寂寞安静的环境。
不久，霍乱疫情便蔓延至莫斯科，普希金收到了未婚妻冈察洛娃的信，催促他尽快返回。而此时回莫斯科的路途已变得异常艰难——进入莫斯科要经历五个封锁区，在每个封锁区都要停留14天观察，这对于普希金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而事实是，在第一道封锁区检察官就没有放他通过。于是，他滞留在了波尔金诺。然而这种被动的隔离似乎是普希金求之不得的，不仅可以让他冷静地反思这场婚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给了他进行久违了的创作以心境和时间。逃离了负累和烦恼，他属于诗歌的灵魂得以回归。他在给友人普列特涅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忧郁的情绪已经消散，我要休息一下了。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流行……它随时都可能侵扰波尔金诺村，把我们全村人全部吃掉……你可能无法想象，我离开未婚妻来这里写诗是何等快活……这个小村庄多么美妙呀!草地，除了草地还是草地，四周没有人迹。你要是高兴，可以骑马在草原上奔驰，也可以坐在家里写文章，想写多久就写多久，没有人来打搅，没有人来捣乱，我什么都可以写，诗歌、散文……”走出精神的囹圄，自由的美丽让他无法抗拒。
关于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的情况，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在他的《普希金传》第七部第三章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涉及普希金这一时期的灵感状态，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在那一刻，普希金对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欣赏。他手下是一张白纸，他就在这张纸头上写起诗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文思如泉，周身的细胞都在歌唱。他似乎是某种特异力量的中心，他一动弹就会使世界发颤。”这段描写并结合上面的书信，我们可以判断，此时的普希金已完全进入了创作的最佳状态。
事实也确实如此，考察普希金的文学历程，在波尔金诺的三个月，是其创作的最重要时期，它之于普希金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超过了梅里霍沃之于契科夫。很多代表性作品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其中就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其实这两章在他来波尔金诺之前就已经动笔，只是在波尔金诺进行修改和最后定稿。这部诗体小说共分三部九章，除了后来将原来第八章“奥涅金的旅行”改为“奥涅金给达吉亚娜的信”外，其余的主要章节，都保持了波尔金诺定稿时的原貌。普希金曾计划写第十章，内容是描写奥涅金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情形，但考虑到时局的险峻，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完成，不只是一部巨作的收官，还成为普希金以自由精神为主导的浪漫主义创作向现实主义转型的标志，从他开始选择用纪实的叙事体进行写作，这种指向就已然清晰。主人公奥涅金出身贵族，他“生活过并思考过”进而厌恶人生，是一个游离于十二月党人和花花公子之间、语言大于行动的“多余人”形象——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普希金也因此而成为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在人物塑造上，奥涅金以及达吉亚娜的形象栩栩如生，率先成为普希金笔下真实环境中的真实人物，从而褪去了浪漫和虚幻的痕迹。这种蜕变自然有作者人生阅历和世界观发生变化的影响，然而波尔金诺凄凉单调却又朴实本真的景象，也潜在地启示并催化他采用更加严谨的手法和严肃的主题进行创作。过去诗人不屑表现的平凡事物，现在他已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去表达，哪怕是一棵歪脖树，一洼积水坑，因为那里有纯洁的美。他重新确立的创作宗旨是：只要善于发现， 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的描写对象。波尔金诺的滞留，使他积蓄了转型的心理储备，成为了促使其风格变化的关键。
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的创作欲望被彻底激活，之后陆续创作了四部小悲剧、若干短篇小说和几十首诗歌，几乎篇篇成功。小悲剧都是“骤变式”结构，情节场面高度概括，没有次要人物和多余情节，格局浓缩到不能再浓缩的程度。每篇剧本都有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背景。此刻他虽身陷疫区，但自由的灵感却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遨游——中世纪的《吝啬的骑士》、现代题材的《莫扎特和萨列里》、英国环境下的《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西班牙背景中的《石客》，剧中人物则多为生活放荡、碌碌无为却又酷爱自由的花花公子，持续叠加着“多余人”的形象特质。这些故事和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普希金自身生活和性情的影子，他穿梭在不同角色之间，旨在用作品回顾和反思自己的过去，以调整未来的人生坐标。
值得注意的是，四部小悲剧的主题无一例外的都是死亡，在今天的情境下，我们或许更为关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在结构上它是《石客》的续篇，作品通过那些无忧无虑快活人的笑声和歌声，来掩饰城里成千上万面对死亡者的叹息。这是一部普希金根据自己切身处境写出的悲剧——瘟疫包围着波尔金诺庄园，每时每刻疫情都可能夺走农民和仆人的生命，普希金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危险，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走我的路，就好像走向决斗场那样。”他把这种勇敢、沉着和毅然贴切地融进了剧中的人物性格：
一位英俊的陌生人吸引着我们，
奔向战斗，向着深渊的边缘走去。在汹涌澎湃的海洋，
在迷雾和浪花里，
在狂风卷起的狂沙里，
在瘟疫的喘息声里……一切会导致死亡的东西，
都能在我这死亡的心灵里，
唤起那难以描绘的快意。
这一时期，由于普希金确立了以叙述、纪实为主的表现手段，使得他小说创作也呈现出丰收状态，数量甚至超过了诗歌，这种变化是他创作观念转型在体裁选择上的必然结果。他的小说形态为典型的普希金式散文体，叙事与抒情同构，粗放与细腻并存，语言则是幽默风趣，这与他诗体剧本的风格如出一辙。他从不向读者介绍作品中的人物，而是让他们在故事的进程中自然成长，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人物的特点。其中著名的作品有《射击》、《暴风雪》、《驿站长》等。
为了避免以往受到的攻击，普希金这一时期的小说用的是“别尔金”的笔名，不过这一伎俩还是被识破，他仍旧遭到了布尔加林的批评。普希金作品中的思想深度和人物刻画的深刻性在当时还无法让人接受，他们更习惯于颓废的古典派风格和浪漫主义作品。直至后来，人们才发现那些作品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丰富内涵。以《别尔金小说集》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奠定并巩固了普希金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一些贫庸的、没有文化的、令人可怜的小人物成为作品的主角，从而诠释了他“任何一个主题都可以写成一部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这对后来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托尔斯泰在1874年曾说过：“您很早以前就读过普希金的散文体作品吧？为了我的友谊，请再读一遍他的《别尔金小说集》吧。所有的作家都应深入研究一下这部作品。”
纵览普希金这个时期的创作，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即不论叙事诗、戏剧还是小说，决斗的场面总是频繁出现，《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石客》和《射击》中也有，这使得他的才华和激情始终被一种戾气伴随着，这或许源于其性情中的挑战本能，却也仿佛成为了普希金最终死于决斗的结局预设和性格铺垫——这是他命运中注定的必然归宿？结论并不确定，只能作为一种推理和猜测搁置于对普希金一生的研究和评判中。
在波尔金诺的三个月，普希金还创作了约30首诗歌和一篇用八行体形式写成的诗体小说《科洛姆纳的小屋》，这部作品同样以普通、滑稽的小人物作为主角，用其擅长的日常巧遇作为情节线索，同时穿插了许多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它预示了普希金在开拓创作视野方面所做的大胆尝试。而诗歌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依然延续了他抒情的本色，表现了普希金在时下境况中的忧虑、思索和希望，可以说是一种用韵文写成的私人日记，成为考察他当时思想状态的重要依据。它们与上述提到的作品一起，构成了波尔金诺时期普希金在统一原则指导下的创作追求。此时此刻，被霍乱包围的波尔金诺，成为了普希金生命的避风港，他不仅实现了文学风格的蜕变，也铸就了他一生创作的核心价值，形成诗一般灿烂的“波尔金诺之秋”，在他不长的文学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切不可思议地是在以疫情中完成的，不禁令人感叹。同时他也在此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甚至用诗歌写好了遗嘱，这当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遗嘱，而是作为一种告别以往，洗心革面的见证。“他应该把自己的回忆全部写出来。童年和青年时代，爱情和流放生活，过去的一切都应写出来，作为新生活开始之前的证明。现在，他说出了自己心底的秘密，感到轻松了许多。现在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个丈夫，一个家长。”（《普希金传》522页）
躯体状态的相对静止，反而使精神和智慧疾步前行，这种反向的逻辑关系，也许正是普希金在非常时期给予我们的一种启示，它很辩证，而且深邃。（奚耀华）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