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改编：父亲患癌晚期，母亲隐瞒高三儿子，父亲临终时心愿未了
总有一种电影，想让人忍不住安利。
比如最近上映院线的《小伟》。
这是新人导演黄梓的处女作，没有大明星参演，没有正经的宣发，没有大场面，甚至没有什么排片，购票APP滑到最后才能看到它。
但从FIRST青年电影展，到平遥国际电影展，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到大银幕，《小伟》一路走来，口碑极佳，备受夸赞。
电影原名是《慕伶、一鸣，伟明》，源自片中一家三口妈妈、儿子和爸爸的名字。
修改之后的名字很有意思，“小伟”是导演父亲小韦的“音译”，仿佛是黄梓在叫爸爸的小名，亲切又悲伤。
导演的父亲已经因癌症过世了。
作为《小伟》的“第四个人”，黄梓用影片实现了父亲的遗愿，也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对父亲的怀念。
影片中的故事，大体上来自于黄梓的真实经历。在私人影像与家庭史诗两者中，他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既有真实感，又宏大壮阔。
影片分为三个篇章，分别从妈妈，儿子和爸爸的视角来呈现了一家人在癌症面前的状态。
三个不同的个体，三种影像风格，三种剪辑方式，三种声音。
影片的起首，是母亲。
《小伟》里的母亲慕伶就是那种最常见的中年妈妈，啰嗦，控制欲强，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但在困难面前，又无比的勇敢与坚韧。
原本呢，丈夫伟明住院，慕伶以为就是类似肝硬化这种病。
但是医生说，伟明已经是肝癌晚期了，只有半年的时间能活，回家去吧，治也治不好了。
面对家人的疾病，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告诉他，二是瞒着他。
慕伶选择了后者。
她会自己躲起来痛哭。
会在半夜提着吊瓶陪丈夫去卫生间时，把就要失控痛哭的表情用力拧巴成打哈欠的样子。
会在小护士把诊疗单不小心递到丈夫手里时，故作镇定地说是弄错了，然后走出病房，竭力恳求护士重新打一份假的，好用“肝硬化”来继续瞒着丈夫。
电影没有交代慕伶的工作，但是我们光是想一想就够呛了。
一边是患癌的丈夫，需要照顾他安慰他。
一边是正处于青春期，整天冲自己挤眉弄眼没个好脸色的儿子。
再加上各种琐事和工作，简直是忙得团团转，人都要被榨干。
看一看许鞍华《女人四十》里阿娥，《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就知道了。
面对这场灾难，她需要挡在前面，让丈夫放心，让儿子安心。
但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疏离，让她的心理经受着巨大的煎熬。
身体心理已经够累了，结果情感上还得不到支持，慕伶处在崩溃的边缘。
隔壁患有痴呆的老太太走丢四五天了，家人放弃了寻找。
终于，隐忍很久的慕伶在儿子紧闭的房门前大吼：“是不是我像她一样你就开心了？”
送前来探望的亲戚离开时，慕伶忍不住对人吐露了秘密。
儿子一鸣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回答：“她不是说要帮我分担困难吗？”
她需要有人为她分担，可是谁能替她分担、谁会替她分担呢？
离开了慕伶的歇斯底里和沉重，影片转到了“一鸣”一章的讲述。
一鸣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对应着导演黄梓本人。
不过影片中，一鸣是个苦逼高三生。
不过他在学习上倒真没有什么苦逼的。
课间操的时候不上操，和死党在厕所抽烟聊球星。
如果被训导主任发现，就会被抓到操场上做操。
不想写作业了就抄旁边漂亮小姑娘的。
时不时逃课去山里玩耍吹牛。
这些少年身上，有一种旺盛磅礴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衰退到你年纪上来了就会明显感受到。
少年时，身体里仿佛有一种使不完的劲，需要竭力的奔跑才能得以消耗。但渐渐地，那股劲就像挨了锤子一样松懈下去。
这个过程就像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的那样：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少年的目光朝向未来，想当保安，当小卖部老板，想当校长，想改变世界。
但是父辈却在一天天苍老，逐渐走向死亡，余下的只有受罪和时日无多的生命。
这种对比在影像之中表现得如此地残忍与鲜明。
山里的那场戏，浓重昂扬的绿色仿若一鸣的生命力一样，快要溢出银幕。
但是这种绿色，依旧扫不去一鸣心中那块沉重的石头。
他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衰弱下去，生命一天天地倒计时，这让一鸣觉得痛苦。
他想要出国读书，这原本水到渠成一直在计划中的的事，如今却因为父亲的病，好像成了痴心妄想。
那天，他收到了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开心了几秒钟。
然后他上了阳台，父亲正在晒太阳，他让一鸣大声读英语，一鸣就把通知书上的内容大声读了出来。
父亲不懂英语，只是让他更加大声。
这种文化、年纪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张力，显得好笑、可悲又令人惋惜。
在母亲的段落里，一切都是现实的。一鸣的段落是现实与超现实相混杂。而到了父亲的段落，则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
伟明是那种有些不着调的中年男人。
他会趁妻子不在，给自己加个餐，偷偷煮个土豆炖牛肉，而这是平时医生严禁他吃的。
但伟明在菜还没烧好就睡着了，结果锅都烧糊了。要不是妻子回家发现，他就要把房子给点着了。
这个篇章里，除了养病吃药，伟明还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
他带着家人从广州回到了浙江老家。
在超现实的段落里，伟明在幻象中见到了他早已去世的母亲。
他吃到了母亲亲手煮的热粥，还找到了父亲母亲的坟墓，为母亲献上了那支父亲生前为她雕的梭子。
时空不断交错变化，伟明和一鸣的身体逐渐合二为一，拥有同一个主观视点，三代人之间的联系被打通。
父亲的血脉，在家族历史之中，在后辈的身体与情感之中接续永存。
死亡在这里成为了生生不息和超越时空的存在。
如同《寻梦环游记》一般，只要一鸣不遗忘，那么父亲就是永恒。
电影里最动人的一幕，是火车上，父亲像孩子般执意要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小床上，母亲不愿意，伟明和一鸣就挤来挤去闹着玩。
这其实也是导演父亲生前的一个小心愿。
老父亲想和儿子一起睡，当时黄梓觉得自己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这么做一点也不酷就拒绝了。
父亲去世后，他只能用电影来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了。
《小伟》实际上是黄梓献给父亲的作品。
在这部电影里，他还完成了父亲的另一个心愿——修复自己和母亲的关系。（黄梓之前一直和母亲关系不太好）。
于是，《小伟》影片后面，我们也能看到，慕伶和一鸣在窗台一起抽了一根烟，在沉默中和好。
影片结尾，一个夏天的午后，一鸣看电视看到一个搞笑的画面。
他像以前一样转过身去，看向父亲常坐的位置，那里却空空如也。
原来父亲已经去世了。
同样讲癌症，《小伟》不像《送你一朵小红花》那样浓烈，竭尽全力让观众流泪，也不像《缉魂》那样包装上一个悬疑科幻的外壳。
它安安静静的，但情感却最浓烈。
这部电影的起点是悲悯的，结局是柔缓的，叙述过程中不曾有一点煽情，看似平凡普通的镜头里，又全是隐忍与渴望。
影片的背景设置在黄梓的家乡广州，他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生活的理解都融入镜头里。
嘈杂的马路，熙攘的行人，老旧的街道，晒满菜干的天台，镶嵌着大理石的木制桌椅，长长的天桥……
岭南的市井生活气息，被黄梓放置在电影中，真实、细腻又厚重。
《小伟》是一部以悲剧为起点的电影，却始终在逃避赤裸裸的悲伤，但那一个个镜头，无一不在诉说着不舍和怀念。
这种怀念已经超越了语言和泪水，融化在任一空间中，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
癌症最明显的伤害在于身体，留给亲人的心灵痛苦在身体之中依旧在潜流。
就像《海边的曼彻斯特》与《一个叫维欧的男人决定去死》一样，在那些长久的痛苦中，有很多人选择沉默。
有的人在沉默中生，有的人在沉默中死。
黄梓选择了在沉默中生，用不老的数字电影留下和父亲有关、和家有关的一切。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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