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丨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李零 著
定价：88元，精装，460页
ISBN：978-7-108-06797-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李零先生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
李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作品：《十二生肖中国年》《波斯笔记》《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铄古铸今》《万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兰台万卷》《何枝可依》《小字白劳》。
此外他还著有《中国方术考》《花间一壶酒》《入山与出塞》《兵以诈立》《丧家狗》等。
目 录
修订版说明
前 言
上 篇 概 说
第一讲 引言：寻找回来的世界
——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
附录：现存先秦两汉古书一览表
第二讲 三种不同含义的“书”
附录一：中国古代文字的分类（按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分类）
附录二：中国古代文书的分类
第三讲 简帛的埋藏与发现
附录：简帛分域编（1901—2003年）
第四讲 简帛的形制与使用
附录：王国维《简牍检署考》
第五讲 简帛古书的整理与研究
附录：长台关楚简《申徒狄》研究
第六讲 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
附录：余嘉锡《古书通例》（摘录）
下 篇 导 读
第七讲 简帛古书导读一：六艺类
附录一：“六艺”之书的顺序
附录二：汉代小学发展的三阶段
第八讲 简帛古书导读二：史书类
附录：与邓文宽先生讨论“历谱”概念书
第九讲 简帛古书导读三：诸子类
附录：儒门传学考
第十讲 简帛古书导读四：诗赋类
附录一：张鸣论和声概念书
附录二：敦煌汉简《风雨诗》
附录三：银雀山汉简《唐勒》
附录四：尹湾汉简《神乌赋》
第十一讲 简帛古书导读五：兵书类
附录一：兵书的起源
附录二：兵书的分类
附录三：兵书的整理和经典化
附录四：兵书的三大类型和它们的国别
附录五：银雀山汉简《地典》
第十二讲 简帛古书导读六：方术类
附录一：方术的概念与分类
附录二：方术发展的脉络
附录三：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
结语：古代学术遗产的重新理解
修订版附录 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
后记
索引
2008年修订版说明
丨李 零
时间过得真快，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这次再版，我把三年来改过的原书交给三联，请他们彻底改一遍。校样出来，又看了一遍。
我特别喜欢改文章，我是说，我自己的文章。不但写的时候反复改，就是印出来，只要看，也改。既包括疏忽错误，也包括表达上的问题。
这些年，我吸取同行学者的意见，吸取身边学生的意见，吸取读者来信的意见，加上自己发现的问题，有很多修正。不过，这些修正，主要是个别字句的修改，大的方面，没有修改。修改，是发现一点改一点。没有发现的问题，肯定还有。现在，我只能说，暂时告一段落。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初版
三联书店2004年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版
三联书店2008年
这次再版，我只增加了一篇讲话，即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演讲：《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这篇讲话的起因，是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执教的来国龙先生说，我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到“古书的经典化”，但没有集中讨论。这篇讲话，是个必要的补充。
应该说明的是，原书提到的拙作，有些是待刊稿，我在书中随文加了案语（用【 】表示），说明现已发表的出处。
还有四本参考书，讲兵书和方术的参考书，是我写的，现在有新的版本，这里也顺便说一下。
（1）《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4）《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这四本书，前两本，现已合为一书：《〈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后两本，也有中华书局2006年的新版本：《中国方术正考》和《中国方术续考》。
另外，第一讲的附录，《论语》敦煌本，除郑注本，还有集解本。前者，有王素先生的书：《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我们已提到。这里还应补充：李方录校《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先生，也感谢所有提供意见的读者。
2007年8月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
丨李 零
这是一本教材，用以记录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授。
我的课，在注册表上，本来是叫“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出土文献”这个词，学界的用法比较宽，既指古文字研究（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也指古文书研究（如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还指出土古书的研究（即这里说的“简帛古书”）。比如，中国文物研究所出的《出土文献研究》，就是三种文章都收，和中华书局出的《古文字研究》差不多。而且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也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概念当他们的世袭领地。至少到目前，一直是这样。
但我的课，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它的讨论范围只是上述三种的最后一种。说起这门课的讲授，我要感谢前不久刚去世的倪其心教授，我们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领导。这个教研室分两摊，古文字研究室是一摊，其他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是另一摊。自1985年，裘锡圭先生调我来北大，有十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的古文字研究室工作。1996年，为了躲避是非，我主动提出离开古文字研究室，转到古文献方面来工作。当时，倪先生是教研室的领导，他批准了我的申请，并为我做了新的安排。他的课程规划，其中有一条，是要我开设这门新课，帮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开阔视野，开拓领域。而且他说，这应该是古文献专业的基础课。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虽然有古文字这一摊，但我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传世古书的研究，其他高校的有关专业和研究所也是如此。学科调整时，古文字虽然还在我们专业，但作为学科，却被划归汉语专业，很多人都是把它当语言专业的学问，而不是当历史、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的古文献研究和上面说的出土文献研究，虽然都有“文献”二字，但含义却根本不同，谁也包括不了谁。有时，为了印名片，我的同事会来问我，“古文献”翻成英文应该是什么，这是个麻烦问题，因为英文里的“古书”，就我所知，好像可以有很多译法，册页类，他们叫book；手卷类，他们叫manuscript。此外，还有text、document和literature等许多随上下文可以选择的翻译，好像没有十分贴切的词汇。有趣的是，近年来，我们专业成立基地（在教委开大船的鼓舞下，我们都成了“基地分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其金字招牌，下面的翻译，经教委指定，是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直译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经典和档案中心”，其中还包括档案。所以，为了避免误会，本书要花两讲的篇幅，讲本书的主题和讨论范围，整本书的题目，也改了一下，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材料是“简帛古书”，不是所有古文字，不是文书档案，也不是传世古书；内容则侧重于“学术源流”，不是个别词句的文字考证，不是某种文本的纠谬订错，也不是汉代那样的今古文互校，而是像章学诚所说，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更关心的是古书承载的学术发展，以及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古文字学，对我只是工具性的东西。
战国竹简（上博楚简《容成氏》）
1998年，我开这门课，学生来得太多，满满坐了一大教室，让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设想是把这门课变成一门讨论课，边教边写，边写边教，逐步完善，自己也是学生。但人这么多，根本无法讨论，大家来了，只是仰而受之，由我两个小时，唇焦口燥满堂灌，让我很难受。当时，课是临时上马，很多书还来不及细读，很多材料还来不及消化。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惭愧呀。1999年，我改变授课方式，找了间小屋，只能容十个人，上讨论课。结果，又是来了很多人，在我劝说下离去。最近一次是去年，我还想开讨论课，来的人仍很多，除本校的学生，还有外校的学生，劝也劝不走，仍然讨论不成。但满堂灌，没有书在手，总是心里发慌。学生听这门课，不知从哪儿找材料，也难以下手。它逼迫我，还是早点拿出讲义好。因为，对于讲课，对于口头的东西，我越来越不自信，这里面有学与思的矛盾，有写与讲的矛盾，很难掌握。思而不学，求之太深，浮想联翩，东拉西扯，会表达不清，我是北京长大，说话短平快，容易语无伦次，满嘴跑舌头。学而不思，什么都掉书袋，一张嘴，就照本宣科，或者板书，一堂课抄不了几个字，还满头大汗，学生提不起神，我也鼓不起劲。有些擅长此道者，他们总结说，没有讲义，学生爱听，有了书，他们就自己看书，不听你讲，好像是没书更好。但我觉得，课堂讲授，容量太小，听者甭管多过瘾，都留不下什么记忆，就像从电影院走出来，刚才轰轰烈烈，现在空空荡荡。所以，我反复考虑，还是得有本讲义，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材料。只不过写时，尽量保持口语风格，让听者易于接受。我的讲授都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控制讲课时间，避免重复啰唆，在电脑上炮制的假口语。我更相信我的笔。这门课，到现在为止，只讲过三次，成熟自然是谈不上了，但写作却拖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我听说，有尊贵长者曰，你们年轻人，千万别急着写书，最好少写或不写，写书可是白纸黑字，一旦出错，那是活着有人骂，死了也有人骂，这是讲慎言的道理。但我比较欣赏，还是孙子的两句话，叫“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对我来说，写作是日常生活，有如呼吸吐纳，只是尽量多学，小心下笔，知道什么说什么而已。我不是烈女，活着比牌坊更重要。为求谨严，什么都不写，对我来说，身体轻松，心理紧张。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这本书，它的结构是分上下两部分， 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分六讲。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也分六讲。每一讲，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授本身，侧重的是思想脉络和发凡起例，以及有关发现本身；另一部分是参考资料，包括参考书目，补充说明的概念，有关的研究背景，以及某些阅读材料。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第一，我并不因为出土材料古老，就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发现的作用只是推翻和代替它们，相反，倒是以传世文献做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我也并不因为出土材料的数量和覆盖面远不如传世文献，就以为出土发现没有重读和改写学术史的价值，相反，总是以这些发现做理解线索，重新考虑传世文献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我认为，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战国帛书（子弹库帛书）
另外，还应说明的是，我这样做，是有一点模仿王力先生的教材。他的教材，每节前面是正面讲授，后面是参考资料。比如他的《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和《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都是这样（当然，它们的篇幅要大得多）。说到教材的编写，有时我会想起某些旧教材，1949年以前的教材。我所见有限，并不知道当时的情景和发展脉络。但我有个印象，这些教材，很多都是资料长编，抄书，大段地抄书。它和解放后的教科书相比，系统性好像差了点，但比后者做条块切割，平均分配，完全是概念化的写法还是要好。我希望讲道理，就要把道理讲清楚，不疙疙瘩瘩；摆事实，就要把材料和盘托出，不遮遮掩掩。两个方面都要有，但分成两块。学生上课听讲，用前一半；下课看书，用后一半。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书的写成，还同我参与竹简帛书的整理工作和投入大量时间跟踪最新发现的研究直接有关。比如1993年以来，我参加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整理；1994年以来，又参加了上博楚简的整理工作。1998年和2001年，我还花了不少时间校读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这些工作都透支了我的很多精力，耽搁了本书的写作，有些还是无谓的消耗，不值得（我这一辈子，当过好几次“杨白劳”）。但它们对我的研究确实提供了帮助，甚至可以说，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本书来说，这都是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简帛研究是时髦，不断掀起新高潮，写这个题目的书，最近出版很多。我没有想去凑热闹。因为忙、懒，拖了很久，现在才写出，这只是巧合。
1995年，作者在北京蓟门里寓所整理上博楚简
很多年前，当老师曾经是我的一个梦，不是当大学老师，而是中小学老师。后来，生活教育了我。插队农村，当“孩子王”，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是当老师的料，特别是教中小学。1966年，我到北京大学看第一张大字报，围着未名湖转过一圈，曾惊叹天下还有这等美丽所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竟跑到这里教书，而且是教大学生。
古人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我根本不信这种话（余嘉锡先生说“此语亦谈何容易”）。我一直认为，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所以，我更欣赏的还是老子的话：少则得，多则惑。以古书通例读古书，由博返约，执简驭繁（精读的书总是有限，很多书都是靠查），是余嘉锡先生教我们的法则。他写《四库提要辨证》有四大本，提炼出来的东西，却只有一小册，就是本书经常引用的《古书通例》。我很怀念五六十年代的书籍篇幅，惭愧自己做不到。
本书的遗漏一定很多，错误也一定很多，还要慢慢发现。现在的写作只是告一段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修正，通过讲授，通过读书，也通过听取别人的意见。
2003年6月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学术出版，评论闲聊，读书内外
===竭诚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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