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印刷趣谈之五十六:发展印刷, 急需扩大印刷意识;​ 研究印史 , 更要确立印刷史观

  

作者:张树栋 张耀崑   题字:王树明

  编辑:赵志忠

 古今印刷趣谈之五十六

发展印刷  急需扩大印刷意识

研究印史  更要确立印刷史观

  编者按:一部《古今印刷趣谈》,让我走进八十五岁高龄的淮镇籍老乡,张树栋先生的印刷史学和他的精神世界中。翻书灯下,受益匪浅!张树栋先生现居北京,其原籍是河北省献县淮镇东刘庄村,他是中国印刷史学的著名学者,其著作等身。作为乡贤张树栋先生虽身居京华,心系家乡,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家乡捐款,助力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此书为张老先生的封笔之作,征得老先生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开始将全文刊发《古今印刷趣谈》。张老先生以中国的印刷发展史为线,将中华传统文化从远古至今贯穿起来,其中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说、趣事等。阅读《古今印刷趣谈》一书,我们从书中或许能得到启示,我们淮镇是全国重点镇、河北省重点小城镇,又是千年文化古镇。梳理淮镇文脉,整理淮镇文化,创建文化淮镇,构建中国·淮镇。我们需要精神动力,寻找文化之源,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诗眼看世界”,在淮镇籍学者张树栋的《古今印刷趣谈》一书寻找答案吧,让我们为构建中国·淮镇而共同助力!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发展印刷  急需扩大印刷意识

研究印史  更要确立印刷史观
当今的印刷工业已成为每个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产业之一,是发展国民经济、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工业部门。随着近现代印刷快速而持续地发展,印刷逐渐脱出只有以纸为载体、书刊印刷才是印刷的传统狭隘观念。印刷术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大印刷意识,实乃印刷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1、发展印刷  急需扩大印刷意识
从印刷工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看出,要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发展现代印刷工业,就必须在改革过程中树立大印刷意识,把“大印刷意识”作为促进印刷技术进步和提高印刷工业管理水平的指导思想。有人会问:“何谓大印刷意识?”对此,已故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理事长范慕韩先生曾撰文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大印刷意识,第一是指与印刷相关的工业部门,要紧密结合,使印刷与设备器材工业同步发展,印刷工业能得到本国相关工业的支持。形象地说,我们可以把印刷工业比做一架飞机的机体,印刷设备制造工业作为右翼,印刷器材工业作为左翼,只有把机体和左右翼紧密组合起来,方能形成一架高效能的飞行器,并且能够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印刷工业和相关工业的结合,就是大印刷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改变了印刷未能与相关工业要同时发展的局面,克服了20世纪上半叶那种一切依靠国外进口的局面,为印刷工业的发展和普及建立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些虽是在计划经济下完成,有其一定的缺陷,但在推动印刷工业发展上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彻底完成了中国印刷术的第一次革命,并为印刷术的第二次革命——电子化准备了必要的前期工作。第二是指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范围。多少年来的习惯,“印刷就是印书印报”在社会上似乎成了一个固定概念,把印刷应用的范围局限在印书印报的小圈子里。从国家工业管理体制方面来看也是这样,无论是起初设置在文化部下属的出版局,或以后独立的国家出版局,其任务也仅是管理书(籍)、画(刊)的印刷,连报纸印刷也不在其管理范围内。再加上“谁用、谁建、谁管”的分散封闭政策,越发显现出印刷工业的分割局面,印刷工业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
其实,印刷术的进步,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由印书刊、印报纸、印钞票、印有价证券、印包装装潢、印商务杂件以及为数不少的工业品都需要印刷。印刷材料由纸张,进而扩大到各种载体,如果夸张一点说,除了水和空气之外,凡是有定形表面的对象上都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印制令人满意的文字和图画。各个印刷厂只要有大印刷的意识,向社会开放,向社会作市场调查,突破书报印刷的小圈子,寻找大印刷天地,印刷搞多种经营是大有可为的。
范老提出的“大印刷意识”,大家通常称其为“大印刷观”。在大印刷观指导下,包括设备器材等相关部门在内的印刷工业体系得以形成,为中国印刷事业的发展与腾飞开辟了一条新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研究印史  更要确立印刷史观

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中国发明的印刷朮,主要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其用途主要用来印书。印刷因印书而得以迅速的发展与普及。而印书既是印刷的主要对象,也是书史与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相互交融、难解难分的状态。加之,历史上有关印刷朮起源与发明的记述又皆载于古籍图书之中,致使早期的印刷史研究和著述皆以书史为中心,且多出自书史学者之手,此实乃历史发展之必然。

解放后,随着印刷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印刷社团、科研、教育等单位的建立,从业印刷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这些熟悉印刷技术的学者陆续登上了印刷史研究这个平台。与印刷为伍,视点自然是印刷,视野也必然扩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及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大印刷史观”应运而生。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导致印刷史研究发生了从认识观到方法论的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一历史性变革,导致印刷史从文化史层面回归到科技史层面,印刷史研究也更加贴近了历史的真实。
大印刷史观的基本理念是:
(1)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技史范畴。因此,研究印刷史要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与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的进行。
(2)印刷朮的起源与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是无数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以一事一物为据断定印刷朮的发明时间和地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3)印刷朮发明有物质、技术两个基本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有印版、转印材料(印墨)和承印物三个基本要素;技术条件的基本要素是手工雕刻技术和转印复制技术。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印刷朮的发明则水到渠成、指日可待。
(4)印刷涵盖印书,但不等于印书。印书与印报、印钞一样,是印刷的一个应用领域,是印刷发明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发展之后的产物。任何把印书与印刷混为一谈,或把开始印书的时间定做印刷发明的时间的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5)印刷朮源远流长。其源远与流长之间有一个分界线,这就是“发明”。发明之前为“源”,发明之后为“流”。研究印刷史不可不探其源,而且要从其源头谈起。
(6)研究印刷朮的发明问题,首要的是先给(中国传统的)印刷朮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既要精练,又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笔者认为,把中国发明的印刷朮定义为“通过转印材料,把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工艺技术”比较适宜。

客观上,大印刷史观的基础是大印刷观,而大印刷观来源于印刷人的实践,所谓“实践出真知”。有存疑者,你不妨找几位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印刷工人问一问,问他:“你们做印刷工作的,是不是只有印书报和刊物才是印刷,而印其它诸如花布、邮票、纸币、壁纸之类的对象便不是印刷?”他给你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你再问他:“是不是你们把印版上的图文印在纸上是印刷,而印在棉布、丝绸或者塑料布、玻璃等其它材料之上便不是印刷?”他们的回答尽人皆知,无须点明。无疑,他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印刷人,而你问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印刷的问题。这与我们讨论印刷史时时而提到的“与印刷为武,谈得自然是印刷”实出一辙。所以我说“印刷史是印刷的历史,研究印刷史要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进行”。若此,你的观点便一定是“大印刷史观”。

事实上,长期以来与印刷史研究有关的重要事件都运用了“大印刷史观”。譬如:台湾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的《印刷工业概论》(1973)、笔者与张耀昆为北京印刷学校设印刷史课程合编的《中国印刷史》讲义(1984)、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布展方案(1993)、范慕韩等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1995)、笔者与庞多益、郑如斯等著《中华印刷通史》(1998,图56-2),笔者同马贵斌等合著的《中国印钞通史》,都运用了“大印刷史观”。可见,大印刷史观在印刷史研究中已经发挥了主导作用。开辟了印刷史研究的一个新局面。

编者简介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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