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有哪些精神值得继承？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去年5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这里，我重点强调一下「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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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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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能够鼓舞年轻一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大家经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一定要记住后面那句话：科学家是有国别的。所以，爱国奉献是老一辈科学家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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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章是李文林先生在一次讲座中的讲话。他特别谈到数学家的精神。
当时，我们还在中科大，华罗庚先生提出 “一条龙教学”，基本理论比如解析几何、代数、分析都弄成一个综合体系，由一个老师牵头主持。1958年入学的由华罗庚先生自己带，第二年入学的由关肇直先生带，两人都是院士。第三年，也就是我们这一届，由吴文俊先生带，他亲自讲微积分，我们上课从未缺席过。
奉献精神
从与他们的亲身接触以及后来看他们的材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他们的奉献精神。这一奉献精神有两个方面。
一是为科学奉献。他们渴望探索科学真理，而科学真理不是凭空来的，是需要刻苦钻研的，甚至必要时牺牲个人。
二是为国家奉献，也就是爱国精神。我体会特别深的一件事是华罗庚回国的时候，他在船上发了一篇声明——《致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大家回到祖国。“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当时，这件事感动了很多人，这封信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染力。当时确有许多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纷纷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吴文俊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外研究的是拓扑学，由于他和其他三位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国际上拓扑学的面目焕然一新，人们称他们引起了一场“拓扑地震”。显然当时吴文俊先生是前途无量的，但是他毅然而然地回来了。
对于回国一事，他身边有两种意见，一部分法国的同事和老师劝他别回去，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世界对中国是有各种看法的，美国对中国实行着封锁政策。另外一种意见来自他的博士后导师嘉当，后者让他回去带出一批学生，发展自己国家的数学事业。后来，有人问吴文俊为什么要回来，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祖国和人民培育了我，我就应该回来！”华罗庚回来之后，对数学发展有个设想，这个设想后来就变成整个中国数学的蓝图，它的影响不局限于中科院数学所。总的说来，当时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我们1965年毕业的一帮学生，到2015年，也就是毕业50年之后，组织了一个聚会，吴文俊先生听闻，也来参加了，他坐在轮椅上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看到数学院盖了一个新楼。……一看这个新楼，就感到10年变化很大。再过十年，我们祖国会有更大的变化。我们要期待这一天！”那时，吴先生，已是95岁高龄，这也是我听到的吴先生最后一次公开讲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吴文俊先生还是念想着国家的强大，这是我体会最深刻的一点。
创新精神
光爱国还不够，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还要有创新精神：勇于创新，善于创新。首先是勇于创新。华罗庚说：“弄斧必到班门。”“班门”就是学术界最高水平，必须向“班门”学习，所以你要想研究某个东西，就要到最先进的地方去闯。
华罗庚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最近刚好在整理华罗庚先生家属捐献的一些材料。华罗庚于1931年调到清华，他只有初中文凭，一直靠自学。1932年，他就开始向世界一流的数学刊物投稿！例如我们看到他向日本数学会杂志投稿的信。华罗庚1936年到英国进修，在这之前，他已给英国最有名的数学家哈代写信投稿。哈代亲笔回信告诉说文章已经转到编辑部去了。后来，编辑部来信说，文章已经被录用，需要做些修改。你想，1931年到清华，一年后就往世界上最有名的杂志投稿，这就是他说的“班门弄斧”。
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你得有自己的东西。华罗庚先生把代数和多复变结合起来，把矩阵用到多复变研究里面去，别树一帜创立了中国矩阵几何学派。吴文俊先生则是从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中得到启发，古为今用，同时用现代数学加以改造，最后创立了数学机械化这样一个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富有计算机时代气息的新领域。所以，我觉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也是我们应该从老一辈数学家身上学习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品质。
其他品质：求实等
其他品质，比如求实，怀疑，不迷信权威等，也是很重要的。吴文俊在法国留学时，当时拓扑学有两类示性类——惠特尼示性类和厐特里亚金示性类，恵特尼和厐特里亚金都是名重一时的拓扑学权威。数学家们搞不清楚这两类示性类的关系是什么，然而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留学生吴文俊给搞清楚了。当时瑞士苏黎世高工的一个有名数学家，霍普夫，还不相信这个成果，就带着学生去找吴文俊质疑，经过吴文俊的解释，最后确认吴文俊是对的。接着便邀请吴文俊去苏黎世高工讲学。吴文俊搞研究也很辛苦，当时在巴黎住的是地下室，条件很艰苦。他没有足够的钱，生活很辛苦，每天跑到街边的一个咖啡馆，要一杯便宜的咖啡，找一个角落的位置埋头研究，常常是半夜才回到住处，有时候干通宵，他这样搞了几个月，把自己最重要的拓扑学工作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