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显祖嫔侯骨氏墓志》
北魏《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全称《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景明四年（503年）立。拓片高四十四厘米，宽45厘米，楷书。16行，行16字。1911年在河南洛阳安驾沟出土，为罗振玉旧藏。该墓志堪称北魏墓志中写刻皆精之妙品。其用笔点画精到，方圆兼顾，笔致劲健。结体于谨亚中顾盼多姿，随字赋形，变化自然，气象温和、朴厚而有韵致。
延伸阅读
《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非伪辨
《显祖嫔侯骨氏墓志》
近年出现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铭》为伪品，毫无疑义，而《辨伪》指著录于赵万里《集释》和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的《显祖嫔侯骨氏墓志》也是伪品，[3]就值得讨论了。
王河松刊于《书法》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铭》，同时也收于王河松、王国毓2002年编印的《北魏墓志二十四品——洛阳民间收藏北魏墓志集粹》。[4]很明显，它是一位现代造伪者依《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的对临之作，其母本可能是《集释》的图版，也可能是戚叔玉、许宝钏、王壮弘等人依原拓选辑印制的《北魏墓志百种》中的《显祖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作伪者虽依原石16行、行16字的布局书刻，但由于前加“魏故”二字，又无临池功力，不仅行式错乱、书体走形，而且56.5×57厘米的尺寸也比《集释》标明的40.6×41.5厘米大了许多。这与2002年前后，笔者在一些民间藏家手中见过的《河州刺史乞伏宝墓志铭》和《魏前将军廷尉卿元公妻薛夫人（慧命）墓志铭》等伪刻相类，可见《北魏侯夫人墓志铭》的造假时间也不会早到2000年前。
《辨伪》引述了前人于《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的研究成果，除主要摘引姚薇元《胡姓考》的两条理由外，[5]又从墓志的形制、用字及志主身份等方面作了分析，断定《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是“破绽与疑点颇多”的“赝品”。
《辨伪》所征引姚薇元先生的证据之一是，“《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神武郡属朔州，朔州即怀朔镇，孝昌中（525～528）始改为州”，侯夫人墓志“造讫”之景明四年（503）怀朔镇犹未改为朔州，“彼时何得竟称夫人先祖为'朔州人’？”实际上，朔州之置由来已久。据《晋书·地理志》并州条，“刘曜徙都长安，其平阳以东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同书雍州条又云，前赵刘曜“以秦、凉二州牧镇上邽，朔州牧镇高平……”赫连勃勃建立夏国后，又“以朔州牧镇三城”。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朔州的设置情况。[6]其地由高平（今甘肃固原县）到三城（山西、陕西北部地区），也就是史所谓匈奴故地。北魏建国后，同样存在朔州建制。《魏书·铁弗刘虎传附悉勿祈弟卫辰传》载，北魏道武帝登国年间（386~396）“慕容永之据长子，拜（刘）卫辰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大将军、朔州牧，居朔方”。[7]又《魏书·阳平王新成传附子颐传》，元颐“后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遣使推颐为主。颐密以状闻，泰等伏诛，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于青州刺史，谥曰庄王”。《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也载此事：“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穆泰反对孝文帝迁都洛阳，想让朔州刺史元颐在平城另立，反被元颐报告孝文帝而伏诛，事在太和二十年（496），而元颐卒于景明元年（500），他任朔州刺史比姚薇元和《辨疑》作者所说的孝昌中（525～528）要早二三十年。其实，在正史中，北魏平城时期（398～494）“朔州”、“朔州刺史”出现的频率并不低，如《魏书》、《北史》皆记南入的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先后“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和“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经历。[8]也许持孝昌前无朔州论者会说，这是《魏书》作者魏收依孝昌后建制追记。然而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大同市的延兴四年（474）《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中“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琅琊王金龙妻”的铭文则是当时的实录。[9]于此可见终北魏建都平城的百年间朔州始终存在，而孝昌中改怀朔镇为朔州是迁洛后建镇撤州后于旧制的恢复，绝然不会是边州的初置。人所共知，经孝昌中的六镇变乱，昔日的代都已不在洛阳中央政权的掌控之中，《魏书·地形志》于原代都京畿地区政区人口全然失记。因此，早期的朔州不见于史志并不意外，而由此得出孝昌中六镇改州（实际上此令并未真正实行）之前并无朔州的结论便难以成立了。故而《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所载“其先朔州人”的志文是不容怀疑的。
《辨疑》引述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的第二条疑伪证据是， “又志云'祖俟万斤第一品大酋长’，按北魏无此官号” 。姚氏书中证《显祖嫔侯骨氏墓志》之伪，除《辨伪》过录的北魏以降领民、不领民酋庶长品秩表，以证北魏并无第一品大酋长外，还以侯夫人祖、父皆不见于史籍，孝文迁洛后改为侯氏的是“胡古口引氏”而非侯骨氏，得出“考之史籍，知系伪造”的结论。诚然，第一品大酋长之称谓迄今尚未在史籍中发现，但并不是未见于史籍的都是不存在的。如，姚先生及《辨伪》作者认为“考之史籍，知系伪造”的侯夫人“考（父）伊莫汗，世祖之世为散骑常侍，封安平侯。又迁侍中、尚书，寻出镇临济，封日南郡公。孝文皇帝徙（姚作从，误）县伊京，夫人始赐为侯氏”，均系造伪者凭空杜撰。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姚先生的判词是错误的，《辨伪》再去征引就不应该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同市灵丘县发现的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的《皇帝南巡之颂》，其碑阴尽刻文成帝南巡随行官员花名，第一列第7行便有“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日南公斛骨乙莫汗”。[10]伊莫汗与乙莫汗，无疑是同名异译，其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日南公，正是伊莫汗和平六年的结衔。与《显祖嫔侯骨氏墓志》所记官爵大同，虽少了侍中之衔，却明记其尚书为殿中尚书。《南巡碑》足以证明侯夫人之父的身份及其存在，也说明北魏迁都洛阳后代人改汉姓时，改为侯氏的胡古口引氏，同时也被写作“斛骨”或“侯骨”，此正所谓胡姓无定字也。可惜姚薇元先生没有见到文成《皇帝南巡之颂》，以生此误。
至于《辨疑》作者认为《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的体量不够、有序无铭、用字失当以及夫人身份含糊等，实在有点无话找话、无理说理了。北魏延昌三年（514）的《高宗嫔耿氏墓志》之志主，论级别是《辨伪》一文中指出的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中的贵嫔，与侯夫人的“第一品嫔”相当，论辈份是侯夫人的婆婆，其墓志也仅为43.5×38.3厘米。而在《辨伪》中提到的延昌三年（514）孝文帝九嫔之一（同样是从一品）的《高祖充华赵氏墓志》是31.7×45厘米。延昌四年（515）的《显祖嫔成氏墓志》，[11]资质与侯夫人完全相同，志石却只有33.8×28.7厘米。依志石面积排队，依次是：
侯夫人志：1684.9平方厘米；
耿嫔墓志：1666.05平方厘米；
赵充华志：1426.5平方厘米；
成嫔墓志：970.06平方厘米。
孰大孰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举三志连同《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四位位等三公的嫔妃，除《高宗嫔耿氏墓志》的志文有序有铭外，其余三志都是有序无铭，如此辨去，则三志皆伪矣。
关于《辨疑》作者指出的《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志文的用字与刻字的所谓不妥之处，“绩”是北朝墓志中的习见写法，用不着说什么，“先”有似“光”字之嫌，因此也被《北魏侯夫人墓志铭》造伪者临写成光字，但属书丹人的书写习惯（可能也与刻工在刻上部短横时由右上而向左下用刀的方向有关），但它与后面第九行首字、第十四行第五字的“光”字明显不同，不当为病。至于“立功累叶”之“累叶”二字更为史籍所常见，如《后汉书·杨震传附玄孙修传》之“遂累叶载德”，《晋书·苻坚载记》之“况君侯累叶载德，显祖初著名于晋朝”，《魏书·萧宝夤列传》之“皇朝绵基累叶，恩均四海”，《周书·王轨传》之“累叶仕魏，赐姓乌丸氏”等等。[12]“累叶”于碑志亦时有所见，如汉《豫州从事孔褒碑》之“继德前叶,清和挺懿”，北魏普泰元年（531）《元天穆墓志》之“诞累叶之崇基，继重光之盛烈”等。[13]从上引诸例，可见“叶”有世或代之义，而从《后汉书·袁绍传》之“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晋书·匈奴传》，“怀奸者数世而亡，资忠者累叶弥劭，积善余庆，斯言信矣”，[14]以世与叶对举，则知“叶”解为“代”更稳妥。如此说來，错的不是《显祖嫔侯骨氏墓志》志文，而是读志人。《辨伪》作者还指“'夫存播令称，故冝栓铭’之'栓字用得俗气’”。本来是“旌”的俗体，却被认成了“栓”字，“故冝旌铭”变成了“故冝栓铭”，岂止是俗气，简直不可思议。
《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是此志的名称。仅此16字已将志主的身份表述得清清楚楚。“显祖献文皇帝”是其丈夫；“第一品”，是其品秩；“嫔”是其身份，后又出现夫人二字，则强调“嫔”为“夫人”之属；“侯”则是其姓氏。这些交代非常明白，“身份不清”不知从何谈起。
长话短说，如果读者能够从这篇短文读出《显祖嫔侯骨氏墓志》是真而非伪的实情，不要冤枉古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殷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