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教育角度看“双减”的三点笔

从社会教育角度看“双减”的三点笔记

“双减”的昨天今天

“双减”一词，经常听到。如农业“双减”指减少化肥，减少农药，车辆“双减”指两只减震器，土改时把减租减息也称为“双减”。临时性的缩略语其内容经常变化，在教育领域中几次用“双减”，曾指减轻学生负担与教师负担，减轻学校负担与家庭负担，减轻学生负担与家长负担，这一次中办国办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意见》）确指“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主要是针对学生主体的两方面学习压力提出的。当然，从下面的条文上看，也部分包括校外补习培训的家庭经济负担，兼及教育资源平衡。

《“双减”意见》发布后，引起不少的社会反响，大家关注政策精神如何贯彻落实，会给学校、学生与家庭、机构带来怎样的变化，会不会有一对一“私补”更加严重的局面。

在此，我想从减负历史与社会实践教育说起。

减负由来已久，五十年代就有文件要求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如：“1954年，市委发布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中央批发全国，对于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市委多次派专人到学校蹲点，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及课外活动等情况，提出了控制课外作业，丰富课余生活，保证充足睡眠等具体意见和规定。”笔者在整理校史时也看过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繁体字文件。不过那时也只是作业量多，学校作息时间还是按照规定来的，即愿意读的辛苦，不愿意读的压力也不大。那时读书人少，政府在做扫盲工作，鼓动人们读“速成”，学校要向工农开放，因而高考学业不构成整个社会问题。那时还要学工学农，有的学校几乎半工半读的，五十年代好多学校有农场，后来有校办厂，到八九十年代。

文革期间，注重社会实践成了主旋律。“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高中毕业后社会实践两年再参加高考等政策落实下来。曾停课停学，反对分数挂帅，批判“白专道路”，曾提倡考试开卷，考大学先推荐再考，读书压力减到极点，出了白卷英雄。“到农村去”，“到广阔的田野中去”，“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真正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七十年代末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不出几年压力又来了，一晃就是四十多年，这期间也经常喊减负。八十年代反对题海战术，主张双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落实，九十年代提素质教育，也包含减负，那时高考上大学的比例还底，要想考上大学一般要先进快班，部分快班学生会感到作业量过多、压力过大，其他同学尤其在慢班基本没压力。因而一边是反对题海战术，一边是招流生，尤其在农村，政府要求教育普及，严格控制学生流失，也因此提出一二年级不得分快慢班，要把不愿意读书的学生招回学校，极端的例子是哪个教师作业过多，或批评学生过重，使这个学生回家不读书，哪个教师自己去招回来。控制流生倒使我们减负落到实处。我们每学期结束都要上报哪些学生可能流失，要家访做工作，每学期开学初即分批组队到学生家中做家长工作，劝他们放弃眼前的劳动力，为孩子的长远着想，态度诚恳，辞真意切，全校教师的足迹，踏遍了整个乡镇的每个村庄，那是真正的劝学，实质的减负。

当时学生没钱买那么多的资料，讲义、试卷往往是自己刻印的，有些学校总结经验时说：我们的成绩是刻钢板磨出来的。而为了节约纸张，校长会批评某某教师刻印讲义时字太大。比较大的中小学里有专门刻印讲义的，也得限制总量。因而那时提的减轻负担与素质教育，也没构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基本上是按照教育原理来讨论、呼吁的，比如经常讨论如何解决优生“吃不饱”与差生“吃不了”的矛盾，研究怎样让学生从“要我读”变为“我要读”，提出一堂课讲十五分钟余下的自习与作业的课堂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我们沿海地区九十年代开始，大量家长舍得花钱给子女读书了。用不着招流生了，补课也随着这时开始，先是零星的，无组织的，是在任教师兼职补课，专职的往往是退休教师。进入新世纪，讲义没有手刻的了，普遍采用打字与印刷。现在拥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与足够的教辅资料，还有足够的补习机构，更有强烈的分数竞争意识，让孩子们负担重重。义务教育普及后，教育问题就构成了直接的全面的社会问题。当经济竞争基本定型，温饱也基本解决，生活又谈不上多少理想目标时，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期望值猛增，独生子的一代更得承托“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压力，继续父辈的竞争之路。一望无际的作业，从“要我读”与“我要读”的选择，到没法思考我要不要读了，全部时间挤占了，学习的乐趣锐减，心理问题重重。

三种教育兼顾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家庭、社会、学校三种教育。今年一月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下称《家教草案》）也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

三教之中，家教最早，也最关键，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婴幼儿给一生奠基。学校教育的特点是共性，是组织性、制度性、规定性，现代学校实行班级授课制，更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造就大批人才，推动科技与生产。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是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是家庭（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其中包括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成长，尽管《家教草案》中所称“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以促进其健康成长为目的的引导和影响”，这也不改变成员间的感染性、互动性强的特点。社会教育既指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活动，也指家庭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实施的教育。如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礼堂，乃至网络、电影电视、报刊，乃至街头文化、广告标语等等。社会教育的特点是庞大，选择性大，自我教育成分大，教育责任主体不确定或多主体，而且指向终身教育。随着年龄增大，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比例不断减少，而社会教育也是自我教育的比例不断增长。

大量教育机构就是以社会文化教育的名义进行的，却很大内容上重复着学校教育，家长给孩子改作业，家庭教育也做着学校教育内容。学校里幼儿班也来小学化，越来越重视识字考试等学科知识。教育改革几十年了，负担却越来越重。我们长期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如凯洛夫的教育学突出三中心：书本知识（教材）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重视基础知识落实，课堂教学是在教师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模式现在还存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重能力的口号不断地响着，也没有转变教师中心分数目标的局面。基础知识容易在一张试卷上作简单衡量，而一个人的能力却要通过实践性活动来衡量。从这个角度上讲，推出“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是高考的重要改革，重视能力的重要举措。

我们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保存儿童的天性”，教育家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说：“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传统教育使我们缺乏“实践的品性”。他认为：“教育是生活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教育即生活”。一个人在少儿阶段、青年阶段有良好的生活，有快乐的，充满激情的生活，就会对未来充满信心。托尔斯泰曾说：准备生活是一种邪念，它代替了生活本身。当然，他说得太过了，而我们民间确实有“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先苦后甜的励志思维模式，引导出有些学校教室后面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增加一分干掉千人”等极端观念的词句。我们当然反对“及时行乐”，颓废青春，而我们既要为未来生活作准备，也要让现在的生活过得有诗意，让校园生活充满阳光，让少儿成为人生美好的开始。

再回到社会教育实践，如前所述，我们五十年代开始有农场、校办厂，就是重视实践的一种模式，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当时重视的是生产实践，后来有“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的提法，文革时学生停课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文革后这些极端的提法做法逐步取消，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维模式还提醒我们要联系社会实际学习。八十年代开始用第二课堂这一概念来重视，后来有了社会实践基地的方式。一直以来我们是重视的，包括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大中学学劳动教育的意见》，10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些都是为了立德树人，培养健全的人格，让下一代成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服务的。近来提倡的全民阅读，阅读推广，连续八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是一种社会教育。大量建设文化礼堂也是在营造社区教育环境。从前在学校操场上开批斗大会，现在观看爱国电影、反腐电影，都是社会教育。广义上讲，所有社会氛围都会构成社会教育。

总之，家教重习惯培养，学校重知识能力培养，社会教育重实践，三者互相结合，才是好教育。

还机构以社会教育内涵

社会教育责任主体是多维的。学校与家庭教育有确定的责任主体，人民政府、教育局对社会教育起指导与监督作用，少年宫、图书馆、关工委、团委等机构（机关）是拥有社会教育的职能与责任，但不可能成为庞大社会教育的完整主体。共同承担，全社会重视素质教育才是最深刻的号召。

如此，机构与学校家庭教育合作，主要是拓展社会教育、指导家庭教育而不是重复学校教育。比如课外阅读是课内的延伸，也是社会教育的内容，阅读机构如图书馆，新华书店（也列入阅读机构吧）要让学生经常去，文化礼堂也应该担负社会教育，包括劳动教育、美育体育等责任。如果把体育、美育简单地纳入中考，课外阅读也纳入分数，则依旧会出现“死学”格局。而机构循着音体美的特质，开发丰富的，充分个性选择的课程，开展多种活动，才会出现社会教育欣欣向荣的局面。与学校不同，机构选择可广阔无边，可与企业单位挂钩让学生了解经济，可与村庄挂钩了解乡村建设，研学活动可多种多样。从某种角度上说，机构是学生接触社会的窗口之一，是个性发展的空间，没有人规定非要学芭蕾舞，有人学乒乓足球，有人学航模，有人愿意研究地方经济文化，每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发展自己的特长，让自己充满信心，美好地生活。各种机构表达着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内涵，提供给中小学生，把全社会的美好生活呈现给中小学生，表达新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形成优质的社会教育氛围，这美好的愿景，是社会教育重要的目标之一，也是众多机构要做的大事。开头提到能不能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关键在于大家的思想认识上要有提升，要调整到社会教育角度，还机构以社会教育内涵。

现在重视学生生涯规划。规划自己人生的重要内容是认识世界，然后在世界之中寻找人们的位置，选定自己的位置，也不断认识自己，而不至于倒过来先验地规定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再去决定世界。怎样让学生在大量的社会活动面前认识社会、他人，形成自我，这是很重要的教育内容。不能让学校教育变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模式。怕浪费时间而不看报纸，怕变坏了而不上网，与世隔绝才能安全，这样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人才。至少，没有生涯规划的同学出社会后往往适应性差，挫折感更多。

学校也强调个性，近些年出现的特色学校，目的就是推崇个性化教育，三位一体招生也是满足个性化特点的，双一流也是强调大学特色化的。学校开始个性化了，机构却向共性化，补习成为分数的应声虫，甚至比学校更追逐分数。

《“双减”意见》强调学校托管，会出现“五加二”模式，人们担心托管变成补课。这个担心是有理的。从意见中可知，国家在“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缓解家长焦虑”。学校要强加“课后服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但同时又强调“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家长有经济焦虑，也有分数焦虑，学生有时间焦虑，考试焦虑，为此，在《家教草案》中有“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开通服务热线，提供线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组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伍，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养，鼓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如果说原来一月份《家教草案》的目标是从家长系统出发，改变观念，形成成熟的家长队伍，教育孩子，现在八月份的“双减”仿佛回到了学校主阵地，学校托管强调的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教育观念上的革新，方向上的调整。因为相对来说，学校教师更能平稳地改进。过于直接地触动家长焦虑，在我们的文化结构、教育生态中，好像还难以解决问题。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将法律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就像阅读法一样是“促进法”。他介绍，草案明确规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同时，草案将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因此，看到托管会产生突出学校教育忽视社会教育的担忧，这就要加强托管上的管理，也监督机构社会教育化，同时提升家长素质。笔者以为，学校教育仿佛是安全地带，大家都往其中挤，能减轻社会焦虑。而社会化是人的教育目的，社会教育才是真正需要大力加强的教育地带，是丰富多彩的地带，而我们的社会教育承载力度不足，一放松就担心学生进入游戏世界了。先依赖学校教育，依赖教师，再稳步发展，扩展社会教育内容，应该是稳妥之策。同时，在发达地区，文化礼堂也普遍设立，也能在街道社区村委会的指导下，文化宫、图书馆等与其他机构一起多方努力，开展正常性的社会教育。

再描述一下，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五天在学校好好读书，放假后师生与家长充分享受周末，让学生充分享受家庭快乐，享受认识社会与拔节成长的快乐。由此，各种机构与整个社会一起，要担负起社会教育的重任。

江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