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我见到了那只再也等不到主人的流浪狗小宝
作者丨波窝
全文共 5666 字，阅读大约需要 12 分钟
六月末的武汉已入雨季。一个有雨的下午，小宝在客厅里默默坐着，它的右眼浮现出浑浊的白内障，背毛变得粗糙，两条前腿的关节微微外扩。这是一只7岁的老狗，以细胞老化的速度为对照，相当于人类的62岁。
在现在这个有10条狗的家里，它显得不那么寻常——那条有柔软金色毛发、没有右前爪的老狗喜欢用粉色的舌头舔主人的手指；浑身纯黑、脑门上一撮白毛的京巴总是踮着两脚站起索要拥抱；而小宝不理人也不理狗，它很少表现得兴高采烈，尾巴不会像旗帜一样剧烈挥舞，也绝不翻出肚皮以示友好。
这条性格和外表都不算出众的狗，无论跟着主人散步，还是垂着尾巴浪迹街头，或许都难以得到太多关注。但是在过去的5个月里，它用另一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独特。
武汉封锁的76天里，人命如飘蓬，宠物命更为不堪。有时是实际条件所限，主人被感染或隔离，甚至被挡在武汉以外；有时是因为恐惧与贫穷，主人选择了抛弃宠物。小宝的情况不同——这只看上去抑郁而固执的老狗拒绝接受这座城市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初，它一路追着确诊新冠病毒的主人到了武汉市东西湖区太康医院的一部电梯前。
主人再没出现过，而它就在医院的院子里，从雨雪夹杂的冬天一直守到入夏。
在新家的小宝
年过六旬的保安是最早注意到小宝的人之一。他说不清这只毛色黄黑的矮脚狗到底是哪天出现在医院的，只记得2月初一个早上，它站在医院门口，探着头往里张望。它戴着蓝色项圈，没有主人跟着。离着狗三五步，保安使劲跺了一下脚，想把它赶走。
狗垂下尾巴往后撤了几步，回身朝他龇牙。
它没被这个动作吓走，反倒时时在医院门口徘徊。它总会被老年男人的咳嗽声吸引，只要一听到，就远远地拨动四条短腿快步跑来，抻着脖子，抽动着鼻子激动地嗅。高声咳嗽的老人离开，狗也悻悻离开，临走前还不忘扭头朝门口的保安龇牙低吠。
保安没再驱逐过它——不是因为宽容，而是他不再有时间。1月底，太康医院成为东西湖区两家治疗新冠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之一，整栋门诊楼里，妇产科以外的其他科室全部停止接诊；另一栋楼被分隔出来用于新冠患者治疗，挡板隔出一条专用通道，从医院门口一直通到那栋楼的感染科门口。
保安在大年初一被召回医院，家里人不同意，可参与过越战的老兵态度坚定，“打过仗的就是军人，”他搬回保安室，在医院一住三个月，直到武汉解封才回到同市的家里。救护车、客车不断开进医院，他要抬杆将车放进院子；人手时常不足，他还得跟着救护车，帮忙将担架抬到电梯口。电梯口正对着一排垃圾桶，64岁的保洁员朱友珍每天一刻不停地把塞得鼓鼓囊囊的黄袋子拖上垃圾车，里面全是新冠肺炎治疗后留下的医疗垃圾。
但哪怕每天要脚不离地地拖40桶垃圾，晚上11点多才下班，朱友珍也无法不注意到附近那条黑黄的狗。它在电梯口和垃圾桶附近逡巡，远远避开人群。武汉的2月天气阴冷，气温接近零度，偶尔有雨夹雪落下，它就到几十米外的自行车棚里避避。但它似乎又不放心，时不时回到电梯口瞅两眼，皮毛也不免沾湿。
疫情时，大量医疗垃圾产生 图源：武汉太康医院公众号
没过几天，另一位保洁员明三荣注意到狗的腰变得细窄，肩背逐渐瘦削——附近小区封闭了，小饭馆关着，医院里的垃圾更是包裹得严严实实，流浪动物很难在那时的武汉找到立足之地。
有时，她会把盒饭里剩的一点米饭拌着汁，放在树丛边的小路上。起初，它会等人离远再低头吃食。等熟悉了，它认得出朱友珍的声音，离得老远就摇着尾巴跑来等开饭。
不知什么时候起，关于狗的故事开始在医护人员中流传：它的主人是个70多岁的老爹爹，独居，新冠重症，被救护车送来。狗就跟着车一路跑来，看着老人被送上电梯。它当然不会知道，太康医院的最后一位新冠患者在3月下旬就已经康复出院。人们判断老人没能治愈，而狗被临别的那一刻长久地拴在电梯前。
注意到狗的人越来越多，保安、财务、保洁、护士，大家总会从分量不多的盒饭里留一点菜肉、米饭给它。这与医院彼时的氛围不太搭——病毒让这里的空气变得可疑，消毒液在室内室外的各个角落喷洒，保安亭岗亭门窗紧闭，窗口用胶带封死，每个人都戴着起码两层手套，鞋上套着塑料袋，用胶纸把袖口、裤口扎紧；前一天一个患者吐痰，声称要传染给医护人员，第二天就有挡板堵上了感染科通往食堂和行政楼的路。
但这只狗却拥有在医院活动和吃饭的自由。
在医院里吃火腿肠的小宝 受访者供图
护士小田（化名）记得，有时她和同事一起走过院子，同事喊“过来”，狗没反应；但小田一招呼，它就欢天喜地摆着尾巴一颠一颠地跑过来。那段时间，小田焦虑，整晚整晚睡不着，和室友除了一日三餐外也很少对话，和狗之间的互动成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色彩。
4月8日武汉解封，将院子分隔得七零八落的挡板被拆掉，门诊楼里的超市重新开张。老板娘吴翠芬回来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这只狗——有顾客一次买了5根火腿，顺便讲了狗的故事。吴翠芬跟着她出去，在车棚看到小狗。她掰碎半根火腿，远远看着它吃完，再带着剩下的半根走回超市。
狗跟进了门诊大厅，在超市的柜台下找到一个落脚处。
吴翠芬家养着一条金毛叫安宝，就给它起名叫小宝。有人来买东西偶尔和老板娘攀谈几句，“小宝蛮造业（湖北方言，可怜）啊。”
尽管医护人员间流传的故事感人，但小宝主人留下的信息其实稀薄得可怜。只有医院的救护车司机记得它初来时的场景：大年初七或初八的上午，白色高顶的小客车开进医院，停在通往发热门诊的电梯前，四五个老人从车上走下来。一条戴着蓝项圈的狗尾随着一个老年高个男性下车，在电梯前和主人分别。
除了这一瞥，他记不清关于狗主人的其它细节——那些天，涌向医院的患病老人实在太多了。
整个疫情期间，在太康医院入住的患者有400多，但进了医院大门的人却远不止这么多。
1月24日起，武汉开始实施针对疫情的网格化管理、分级诊疗制度，保安记得，由东西湖社区安排的确诊病人被一车又一车地拉进院子，沿着隔离好的路线直接开到发热门诊，“都是大客车，有的一下来就是几十个人，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当时的武汉一床难求，按照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数据，截至1月31日23时，全市23家定点医院开放的6641个床位中，空床位仅有389个。太康医院已经没有空床位——即便这样，社区还是不断派车送人过来，等上一会儿，再失望地离开。
没有人知道老人是否活着离开医院。救护车和殡仪馆的车不断进进出出，2月3日和5日，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相继建成，救护车将部分患者转移；殡仪馆的车则从电梯口将包裹严实的遗体运走，保安不记得到底运走了多遗体——最初，每开走一辆车他就在心里默默记个数，数到30多以后就已经数不过来了。
当时的发热区与外界完全隔离，有医护人员将病人送上发热电梯，等他们上了楼，进了隔离区，再与另一拨医护人员进行交接——这意味着，接老人住进病房的医护人员也没有机会看到楼下分离的一幕。
病房里的医护人员也无法考证那位老爹爹是否向谁托付过自己的狗。“当时人都要管不过来了，哪里顾得上狗”，一位当时在一线的医生说。
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唯一可以确认的，只有小宝的主人从未再从那部电梯走出来，小宝也无从听到熟悉的说话、咳嗽声。至于老人是否曾有一刻为狗的命运感到忧虑，则无人知晓。
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在疫情期间上门喂猫 图片来源：协会公众号
在武汉50340个确诊患者、3869个去世患者，和大量因疫情被堵在城外的人的家里，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宠物遭遇着命运的无常。
封城两天后，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杜帆就开始接到求助。他和7位同事召集了60名志愿者，68个人分批开着车，带着锁匠，在交通管制之前的17天里打开1500个求助者的家。他们把粮食和水加在盆里，并向主人们确认小动物的安全。
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来得及接受救助。在一个单元楼里，杜帆见到一只白色的小博美蜷缩在笼子里，一动不动——狗主人回乡，委托邻居照顾它，邻居因为疫情严重而不愿再帮忙，于是狗主人要邻居把小狗放进楼道，期待有人可以喂它食水。
杜帆不知道这栋楼里有多少居民，但等他来时，博美的身体已经僵硬，笼子里还有未及清理的狗粪。
在另一户人家，杜帆在猫砂盆和沙发底分别找到两只幼猫的尸体，冰冰凉的，但还没有僵硬，似乎出生不久；一只瘦且皮毛凌乱的母猫趴在角落里悄悄地观察他。在视频里，猫的主人，一个年轻的女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杜帆不好责怪她，在女孩的要求下也并没有把这只病弱的加菲猫送去医院。
几个月后，他打电话回访，女孩敷衍了几句就挂了电话。杜帆无从得知那只母猫的生死。
而医院里，小宝暂时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吴翠芬从家里拿来狗粮，用装巧克力的塑料盒做了水盆和食盆放在柜台边，将一块小毯子折了几折，放在柜台下。白天，小宝缩在她的脚下睡觉；夜里超市闭店，它就睡在门诊大厅的沙发上。没几天，它就对她亲昵起来，每天一早在电动车棚里等着，吴翠芬的电动车还没停稳，两只黑色的爪子就扒了上来。
下班后，吴翠芬把超市的门一锁，它就摇着尾巴，把她送到电动车棚，再跟在后面跑一段。
每天下午，小宝会送吴翠芬下班
尽管暂时有人接管，但小宝还在等。
它像放了学没人接的小学生，脖子上的蓝色项圈越来越脏，依着以前的习惯不吃狗粮，只吃饭菜和火腿肠。柜台下看似安稳的睡眠其实是假寐，一听见老年男性说话、咳嗽声，它就马上惊醒，急着出去一嗅对方的身份。
小宝不能理解医院运作的复杂性，也似乎不打算接受生活的其它可能性，但武汉的新生活马上要开始了。医院的人流量逐渐大起来，这意味着时刻在超市门口吠叫的小宝需要找个新住处了。
小田家在外地，平时住在宿舍，爱莫能助；超市老板想把它带回家，可它并不愿意站进车筐；她放慢车速，试图引它跟上再一起回去，可小宝跑出一个街区，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便掉头往医院跑。
第二天一早，它又出现在电动车棚里，重复前一天的仪式。
护士小田拍下它吃饭、接送吴翠芬上下班的视频发到社交网站上，“它和主人一起来的医院，主人因新冠再也没出来了，但它每天一直在医院等他。”其中一条收到15万点赞。在评论区里，有人要了医院的地址，寄了整箱的火腿、狗粮和狗玩具过来，还有一个武汉本地的女人回复得简短有说服力，“我武汉本地的，有车有房，可以收养。”
她确实开着车来了，带着一条狗绳。在小田和吴翠芬的注视和安抚下，小宝没太示威也没太抗拒就被牵出大楼，还主动跳上了车。
但仅仅隔了一天，女人就开车把狗送了回来——它不进食水，在沙发上睡足了就要出门，看到汽车门开着，就想跳上去。直到坐着车回到医院，匆匆忙忙跑进吴翠芬的店里，它才放下心来，不再执着于坐车。这趟为期一天的领养过程中，小宝唯一的收获是女主人摘下洗净，又套回它脖子上的蓝项圈。
在这之后，小田收到的领养信息几乎再没靠谱的，有人表示可以从西安、唐山开车到武汉领养。她想了想，没答应。
医院变得越来越繁忙，小宝带来的不便也越来越明显。怕狗的年轻医生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吴翠芬说，“阿姨你留着它，我都不敢来买东西了。”到5月下旬，有人告诉小田，医院要把狗赶出去了。
小田在抖音上发出第二次求救。
没人统计过在有多少动物在疫情中被迫流浪。杜帆说，6月的武汉长江大桥，有修桥工人看到一个人从栏杆上翻身跳江，一只黄色小狗在他离开的地方守了几天几夜；2月，一个时常救助流浪狗的武汉视频博主说，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新出现的流浪狗，干净，亲人。
隔着屏幕，人们为小宝们的故事或扼腕唏嘘或潸然泪下，但提到领养，他们遵循的原则就是另一套了。杜帆管理的流浪动物基地里有400多条狗，家里还养着9条，多年的送养经历告诉他，前来领养的人们总是奔着幼龄的纯种犬——纯种的好看，幼龄的方便培养感情。
小宝其实算幸运的了，至少它没去街头流浪。有人在小田发的视频下圈了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账号，没几天，杜帆就和一位同事到太康医院来了。
杜帆蹲下，拿着彩色小球陪它玩了一阵，再俯身和它说几句话，后者的脾气就温和下来，允许对方摸自己的头顶、后背。再过一会，杜帆掏出一条狗绳套在它头上。它成为杜帆家里的第10条狗。
杜帆没把它带到流浪动物基地住“大通铺”，它的脾气太差，个头又太小，杜帆担心它在那个颇有些江湖风气的集体宿舍里吃苦头。它在杜帆家的阳台待了一整晚，到第二天开始喝水、吃一点狗粮拌火腿。
杜帆抱着小宝做了个直播。小田看了，“怎么在我面前还挺胆小，刚去到人家家里就钻到怀里去了？”她有点羡慕。
杜帆与小宝
不忘记
武汉夏季多雨，即便是没有工作的下午，杜帆也很难找到遛狗的时机。一个偶尔放晴的下午，小宝来了兴致，从嗓子深处发出急切的呜咽，两眼望向门口，尾巴快速地扫来扫去。
这是小宝整个下午唯一一个兴奋时刻。杜帆拿出红色的狗绳套在它脖子上，它兴奋地在地上打转。那个蓝色项圈在体检时被兽医摘了下来，不知哪里去了。
跑进电梯，冲出电梯，奔出楼门，小宝跑到楼下，扬起鼻子寻找它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汽车。它仔细嗅着路边每辆车的车门、后备箱，打量着每个打开车门、停车开车的司机和乘客，试图跳上去。
狗绳勒着它的脖子，它时时发出被扼住的干咳，但仍然试图两脚站立，闻得更仔细一点。
这个找汽车的活动，从它第一天住进杜帆家里就开始了，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杜帆难以确定它到底是想回到医院，还是只想兀自重复自己和前主人的游戏。但他已经发现了小宝的固执，例如一有人敲门就会发出胸腔共振的低吼，护食，偶尔欺负家里的其他小狗，趁对方不注意时就去轻轻咬一口后脚。一个多月了，这些毛病完全没什么改进。
但起码，他可以接纳小宝——在10条狗里，缺一只眼、一条腿，甚至整个上颌和鼻子的狗都得到了妥善的照料，他对小宝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而小宝似乎也在学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在检阅了小区院子里的所有车后，它走到了小区边缘。一道铁丝栏杆和一道开着的铁丝门之外是一片更大的停车场，里面有更多它想要探索的空间。它仰起头，闻了半天，终究没跨过那道铁丝门。
它摇了摇尾巴，转身从容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