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斌：老屋（下）｜散文
文/李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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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住的房间旁边，就是后来新建的转角。准备将一间厨房，饭厅和一间住房给大哥结婚用。说是大哥结了婚就要分家，他们一家人就单独吃住了。然而家是分了，厨房却没用来煮过几顿饭，大哥没干过几天农活，就出去工作；大嫂嫁过来不久，逢场就出去做生意，不逢场才回来住。他们的饭厅保温效果极好，就成了我们的娱乐中心。
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姐姐、三哥、大嫂和我就在这娱乐中心打纸牌。我最小，打不过他们，一晚上气鼓鼓的，眼泪花花打转又不愿意服输，一直玩到深夜才睡。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起床刚要上学，就听到大嫂在她屋里大声哭喊，母亲、姐姐慌了阵脚，四处奔忙，不久大哥也赶了回来。几个小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房间内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姐姐跑出来兴奋地说：“老五，你这下是幺爸了哦。”
侄儿的降生，全家洋溢着欢乐的喜庆，母亲的脸上笑开了花，干活都在跑，厨房里总是飘出阵阵香味。老房子仿佛也顿时就变得光亮了不少，院子里的树木摇曳生姿，仿佛也在庆贺这个小生命的诞生。只有那鸡群惶惶不可终日，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到处觅食。
侄儿虎头虎脑，我也多了个玩伴，背着他，抱着他，捏他肉嘟嘟的圆屁股，在一家人的宠爱中一天天长大。姐姐一年后也有了孩子，我就又多了一个幺舅的称呼。我工作几年后回去，狗老远就叫个不停，听我姐姐的儿子在问：“哪个？”
我故意没作声。
“哥哥，去把枪拿起！”我笑得肚疼，你两个小家伙用玩具枪想吓谁。这些场景仿佛就在昨日呵，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上小学，我早就又多了两个“幺爷爷”、“幺舅爷”的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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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最南边的一间房，先是姐姐住。姐姐出嫁了，就三哥住；三哥毕业去参军到了北京，就只有我住了，而这时我已开始上中学住校，也只有假期回去。
暑假里，清早母亲便会来敲门：“五儿，起床了，天都亮了。”
我在睡梦中敷衍着回答着起来了起来了，身体却不愿意动一下。
隔几分钟她又来了：“快些起来，包谷地里的草长多深了，山上的豇豆也该摘了，还要去看田里的水干没……”她一件一件事地数着，仿佛还有上百件事要去做，而离了我这些事就完不成似的。我连忙爬下床，擦着惺忪的睡眼，出门等她分配任务。
等我真正起了床，她却一件也不提刚才说的一大堆农活，只说：“早上凉快，把牛牵到山上去放放。”
那头花脑袋黄母牛早就成为我家的重要成员，是主要劳动力之一，它把它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其实从小到大，我假期的主要职责就是放牛。
清晨的山间薄霭环绕，草尖露珠盈盈，成群的雀鸟叽叽喳喳从灌木丛中倏地飞出，分散到林地各处灵巧地奔走跳跃，又像约好了似的，一下子飞得不见。总有胆大的八哥，悠闲在牛背上跳来跳去，歪着脑袋，找牛身上的虫子。牛很温和，一边挑那最嫩的草慢慢咀嚼，偶尔拂一下尾巴给那八哥指哪里发痒。常有红冠金毛长尾巴的锦鸡，神经质地从草从中突然跳出，惊恐地叫着贴着地面飞走。山上的空气清新醉人，紫色的黄荆花、白色的覆盆子花、地上长着的灯笼草、山涧边的金银花，在不同的地方，气味各不相同。树林里野生菌子的气味，能传出几十米远，正要找时，却怎么也寻不到。太阳要出来的时候，千万只蝉一齐叫起来，树上的是黑色的大只，声音洪亮；而草丛上、黄荆叶子上却是小只的绿色叶蝉，它们的声音尖细绵长。
天真蓝啊，云朵也白得可爱。绵绵的群山层层叠叠，和遥远的天际连成一片。有时我不管那牛儿，任它想去哪就去哪，自己躺在吊床上，嘴里嚼一根草的嫩芯，望着那水晶一样透明的天空发呆，那一刻这一片山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后来在城里从没看到过那样纯净的天空，再也找不到那种内心空灵的感觉。
向山下望去，大片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和母亲一样勤劳的人们在忙碌着，他们拖着长长的尾音彼此打着招呼，大声地聊着天。老房子在树木的环绕下，只露出一片房顶，那房顶升起袅袅炊烟，过一会母亲在山下喊了，才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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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房子周围树木种类很多，都是爷爷那一辈人种的。厨房门口、房子西侧、房后都种着梨树，厨房门口那棵最大，一个人抱不过来。院子中间有棵石榴，东面是大片竹林，院子南边正对堂屋垒了一个土堆，幼时觉得那就是一座小山，也有一片竹林。据说这是有讲究的，因为南面正对着远山的一个垭口，需要遮挡。竹林旁边一棵高大的皂角树，它的剌又尖又长，记不清全家被扎了多少次脚，近年有人出价几万要买母亲也没有答应。皂角树边有一棵大枇杷树，随意种了几棵杏树。其它地方松散地分布着李树、桃树、枇杷、橙子树，房前房后全是树，因年代久远，大都长得高大茂盛。
春天，杏花最先开，一星期后，梨树、李树、桃树也开了。杏花白里透粉，桃花粉里透红，好像大片大片厚重的彩色云朵压在树冠。梨树上鹅黄的叶子稀稀疏疏，而白色的花朵成团成簇，密密匝匝，恣意怒放。风吹过，仿佛漫天五彩雪花纷飞，屋顶上、地上，白的粉的花瓣到处都是。和现在公园、果园那种精心修整过的不一样。这些树木太过于高大，树冠枝桠任意生长，花过于浓密，透露出一种粗野、混乱的美，显示出急不可耐的勃勃生机，浓烈的花香熏得让人昏昏欲醉。
我那时以为世间的春天都是如此，并不觉得特别，然而长大后才发现，再也没有在别处见过这样的春天。它们年复一年地盛开，而我离故乡一年比一年远，再也没有机会回去度过这个季节。成年以后故乡的记忆，就只有夏天和冬天，老屋春天的记忆，就只停留在十几岁。
后来梨树因它的野蛮生长闯了祸，果实成熟时，口感坚硬而粗糙——喂猪猪都不吃。卖又卖不掉，由它们自熟自落，地上到处都是掉下的梨子，腐烂出阵阵酒香，招来成群的马蜂，它们趴在摔破的果实上，贪婪地啃食。路过那树下是胆战心惊，生怕它们钻进裤管，蛰到脖颈。
主要的罪过是它们并不可口的果子却长得密密麻麻，每个有拳头大，掉在房顶上，砸碎了厨房和猪圈的许多瓦。
于是，厨房门口那棵梨树最先被锯掉。
在我工作五年后的冬天，回到老家，已退休在家的父亲正和母亲以同样的理由锯掉西边的那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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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晓得就不锯那棵梨子树，哪晓得啊……”多年以后母亲每说起这个就忍不住掉眼泪：“那个算命的说，你屋头去年砍了一棵树，在西北方，那边的树动不得，那是前人栽在那挡煞的。”
或许老树果然有灵性，说动不得也动了，无法再还原。我相信世事皆有因果，但我却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的突然离去是因那棵老树。
姐姐在电话那头哭泣，我觉得天都塌了。我和妻子一路狂奔，两天的路程只用了一天，终于在日落前赶回了老家。
暮色中的老屋黯然神伤，堂屋里，香烟缭绕，我和父亲就隔着一具棺木。
他在里面，我在外面。
夜里为他守灵时有种错觉，他并没有走，只是在里面睡着了。三哥说他以前病重时也发生过，没多久又缓过来了。于是我整夜整夜仔细地听，企盼里面发出一点声响。但除了连夜的雨声，什么也没有。说人死了会变成鬼，变成鬼我也不怕，只要能再和他说说话，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愿意。
这种感觉维持了很久，有时半夜醒来，想着该给他写封信了，恍惚中记起他也好久没来信了，哎，他自己也说，退了休在家，不大动笔了。母亲说生这么多儿子，东一个西一个，想看又见不着，你爸爸有时候想你们啊想得掉眼泪。他生病时一再让我别回去，说影响工作，跑来跑去，怕我身体也吃不消。这么久没写信给他，他又要说我了罢。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他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忍不住泪水打湿枕头。
小的时候，见父亲的时候少，长大到了外面就更少，一年一两次。我们就只有用书信交流，前前后后有几十封。历经几次搬家，大多遗失，现在想起来，才是丢失了最珍贵的东西。
上学时他在信中说：“天气变化，注意适寒温，每天要买饭吃饱，才能完成学习任务，要注意劳逸适度。古训：不偏之谓中，不倚之为庸，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含蓄，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良贾深藏若虚，至人容貌若愚。不知何时起，我儿已悠悠然有些君子风度了……能让长辈高兴，就是乖孩子，长大了有所作为，也是乖孩子，此为一哲理。”
工作后，离家更远。他说：“……本月，已是我儿第三年工龄的第一个月了，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才是一个三岁小孩。望我儿要保持谦虚谨慎、勤劳俭朴、尊重他人、团结同事的作风。积德如垒土，九仞头休亏一篑；为人须学海，十分满尚纳百川。工厂的投资以亿计，面对的设备都是以万元计算。周围的人则来自四面八方，需时刻小心，处处细心，放胆工作而万不可粗心大意，望我儿戒之，慎之！”
小时候他时常说着些我听不懂的话，到了真正能和他交流的年龄，才发现自己的幸运，然而这种幸运的感觉没能维持多久，便永远失去。
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让我很消沉，被相同的梦境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要去一个地方，但天快黑了，灰蒙蒙的。眼睁睁地看最后一班车离开，怎么追也追不上。最后只能站在路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像是被遗弃在浓雾中，不知所措。
幸运地是，父亲走后第二年，我有了女儿。我心想女儿肯定是他送来的，因为生日和他恰巧同一天。他不想让我再这样迷茫下去，让我有了希望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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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退休后，家中的孩子基本都外出了。大哥一直在外面，后来去了广东，只有大嫂在家支撑他家的药店。二哥和三哥先是在镇上合伙做电器生意，后来二哥去了浙江，前年在那边买了房，一家三口算是在那边定居了。我毕业后就到了另一个城市。小时候热热闹闹的房子其实越来越冷清，那时除了姐姐、二哥、三哥离家近点之外，平时只有父母亲两人在家，三哥的孩子跟着他们，聊以排解寂寞。
父亲一走，担心母亲触景伤怀，我们就让她去了镇上和三哥住。偌大的院子便空无一人，只留了一条狗看家，隔几天回去喂一次，后来狗生仔难产死掉，老屋里便再也没有活物。只有日益猖獗的老鼠，到处打洞，刨起一堆堆黄土。
房子是有生命的，而且他明显上了年纪，没人照料，境况就一年不如一年。经历了大地震，几面墙出现几道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厨房的墙摇摇欲坠。屋顶的瓦片松动了，到处漏雨，木料因此腐朽，墙体也被冲刷得到处是沟壑。宽敞的院坝杂草长得比人高，枯叶掉在地上，脚踩下去沙沙作响。
然而不管他如何破败，每逢春节，我们全家人还是会回去。先回去的就大扫除，大哥厨艺最好，每天在厨房忙碌，家中的媳妇们就生火洗刷，在那老灶上弄出的饭菜依然美味，人太多，就把那快散架的八仙桌抬到院坝中间围在四周吃。再多的杂草，不出两天就被几十只脚踏平。热闹那几天后，又冷清下来。其实乡村都是如此，随处可见快要垮塌或已经垮塌的房子，但依然挡不住故土难离的人们不远千里匆匆回来住几天，又匆匆离开，乡村道路各色小车堵得一塌糊涂。
母亲在我这边城里住了两年，我住顶楼，她刚到第二天，就自己去附近提了几十斤泥巴，非要在我楼顶上种菜。我挡也挡不住，她说你这么大的楼顶，不拿来种菜，荒着不可惜？我心想这是水泥楼板，荒着从何说起？受不了她每天提泥怕她累着，干脆叫车拉了几吨泥巴，和妻子一袋一袋地扛上去。后来她得寸进尺，又要养鸡，无奈我又发挥自己动手能力，修了鸡舍。结果在她的精心劳作下种出的丝瓜、西红柿、养鸡下的蛋吃也吃不完啊。
后来她生了一场病，就念叨家中老人托梦说不高兴了，堂屋里没人打扫，太脏；观音、药王菩萨也没人供奉。我从不说她迷信，在她的心里一直坚定地认为，供奉家里祖先菩萨，才能保佑儿孙平安。一直到现在，仍然坚持每月到村里的寺庙，去为我们消灾祈福。
我心里清楚，她是舍不得我们的老屋，舍不得那片土地，就由她回去跟着三哥，隔三岔五可以去看看老房子。
然后三哥说母亲天天在他耳边念，哪家又修房子了，哪家只有一个儿子也修了。三哥说大家城里都有房子了，乡下修起哪个住？母亲就说，哪个住，你们过年就不回来了？这么多人住哪里？最终对一年一度团聚的渴望说服了每个人，重修房子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画图纸，提方案，我们都为这个计划兴奋不已，最高兴的应该是母亲了。
又是一个春节，按习俗找来了风水先生，围着老屋转了一圈。居然道出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很多理论，原来西边的大树是果然动不得的，无意触及了母亲的伤心处，几乎又要掉泪；水井的位置也不对，水井不能在北面；东北面那座大石磨被移动了东南面也是错误——东南面是文曲星位，大石磨是为了镇住东北面的煞气，移到现在的位置，却镇住了文昌菩萨。全家人哈哈大笑，说就是就是，这几个娃娃念书都不行，原来是这个磨子安拐了！笑归笑，我不禁心里也想，女儿升学总觉得不顺差点火候，莫不是这个原因？说动就动，几兄弟齐上阵，把那早就不用的千斤石磨掀翻在地。春节过后的考试，女儿真的一举考上了，告诉他们这个喜讯，他们又笑，这大磨掀得真及时啊。风水先生说，这老地基上可以修，西边东边的地里也可以修，总之祖先选这个位置还是很好的。
房后的大石掉了几块，在原位置重建不太安全，国家对农村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异地重建还有一笔不菲的补贴。最终决定，在老房子的西边重建，但老房子却必须推平还耕。母亲又不愿意了，说这房子又没垮，在别处修为啥要推倒？我们也不忍心，但政策难违，最终达成妥协拆掉后面修的那个转角，堂房和挨着的两间暂时留着。我常住那间，也未能幸免了。
父亲以前常说，这山、这水、这土地才是主人，千古不变，人包括房子等一切生命一切人造的东西都是过客。这座房子早就垂垂老矣，厨房已塌了一半，很多地方裂开的口子也越大了。尘归尘，土归土，拆与不拆，它终究也难逃此运。
挖机隆隆隆地开来了，象一只巨兽，用它的爪子只轻轻推一下，一面墙就轰然倒塌，扬起大片灰土。屋顶的瓦片哗啦啦地掉地上，摔成碎片。失去支撑的椽子、檩子噼噼啪啪地裂开，象折断了的筋骨，颓然地垂下。粗大的木梁依然结实，从高空横七竖八地砸下来，弹跳着、挣扎着，发出闷响，有的被埋进土里，有的露出一截指向天空，仿佛在表达它们的不情愿。修这房子，花了几个月功夫，为我们这遮风挡雨几十年；而推倒，不过用了一个钟头。我和三哥心情沉重地从土里刨出一些尚可利用的木料，挖机继续工作。不出一会，那几间房子就被平整成一块土地——一年后，这块土地被一大片疯长的南瓜藤占领，难觅往日踪迹。
旁边不远的新房子已修好一层，它默默地目睹了整个过程。老屋并未完全消失，他还坚强地支撑着最后一点生命，好像还在等待新房子完全准备好后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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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哥的辛苦主持下，新房子终于落成。砖混结构，上下两层共十间。
家中大大小小全回来了，贴春联，放烟花，弄年夜饭。我们围坐在火堆旁——史无前例的大火堆，谈笑到深夜，再多的食物都能吃光、再多的酒都不够喝。
我们还是不忘去老房子堂屋，拜见那里的祖先，并且商定，挑一个吉日，把他们迁到新房子里来。谁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老屋并没有伤心，在这里走出了五代人，他一定为自己的功德圆满而欣慰。
终有一天，这座新房子也会变成老房子，让我不确定的是，女儿会不会像我一样这么怀念它？
也许会罢，毕竟她的身上，流淌着这片土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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