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历史·金融】商鞅变法：抑商不重农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原名卫鞅，生于卫国，所以姓卫，又称公孙鞅，后来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才称商鞅。
年轻时，卫鞅托身于魏国大臣公叔座幕下，公叔座临终前，魏惠王来探望他。公叔座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此人身负奇才，恳请大王拜卫鞅为相，卫国霸业必成。”魏惠王虽然认识卫鞅，但对其还是相对陌生，而且卫鞅太年轻了，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相才。
于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声（嘿然），并未作答。
见此，公叔座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此人决不能为他国所用。”
魏惠王走后，公叔座念及多年追随之情，又突然良心发现，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座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
卫鞅却说：“魏惠王既然没有起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公叔座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及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送别溘然长逝的公叔座，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他选择来到秦国，成为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并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仿效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即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即所谓“王道”，结果秦孝公虽然不悦，但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就是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坐到了商鞅面前。
此后秦孝公重用商鞅，并支持商鞅变法，后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但我认为这个总结还是有误，商鞅变法应该总结为“抑商不重农”。
先说“抑商”
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所以必须抑商，商鞅抑商的主要措施是如下三条：
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而买不到粮食的秦人只能选择自己种地，种地的人往往最是安全、实在与稳定，是统治者最喜欢的臣民。
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队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商鞅之前，秦国都城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北却犬戎，东通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没有贸易，自然就没有货币。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这样秦孝公如何才能得到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君，国君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否则，如果有一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人来跟国君分钱，那国君干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
接下来看“不重农”。
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所以，要想做最有权势的国君，就必须让天下人穷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士、农、工、商四类人中，“农人”必须依附于田宅，最缺乏流动性，手里也最没钱，是最容易管理的对象，也是最好的“弱民”。
所以商鞅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农业，他强调的只是“重视管理农人”。
商鞅“重农”的主要功绩在于给全国农人分配土地，据说商鞅治下，每个男丁可以分配到一百亩土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是战国时代孟子的理想，最早出自《周礼》，《汉书》中却将其认作商鞅的土地分配标准。
这其中应是有漏洞的，商鞅活着的时候孟子还没有出世。现在另有学者认为商鞅均田的逻辑是“富贵之家，必出于军功”。
商鞅所谓的军功，就是数敌人被砍下来的脑袋。也就是说，能从商鞅手中拿到土地的人，必须在战场上拼过命、流过血、砍死过人。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下一颗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同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的脑袋自相残杀。
战国时代，其他诸侯都信奉“社稷为重，民为本，君为轻”，国人听到战争避犹不及，惟有秦人，听到战鼓就抚掌相庆。父亲送儿子上战场、弟弟送哥哥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最终的嘱咐就是：不砍掉敌人的脑袋，你就别回来了（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这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只有刀头舔血的暴徒才可能获得军功，体弱者、有道德者虽然也被赶上了战场，但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军功，反而被敌人砍下了脑袋。秦人虽然因为地理原因较为骁勇善战，但也不是傻子，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耕战”政策并不满意，按照以往经验，很可能就跑到其他诸侯那里去了。但是在商鞅这里却不成立。
如果你敢跑，商鞅有的是办法弄死你！
第一种方法，叫“户籍”。
以往，诸侯通过宗族控制国人；到了商鞅这里，他设立了郡县统治农户。郡县长官由秦王亲自任免，县内民户、土地由县令掌握。
国人从商鞅手里拿到的是自己原来宗族的土地：拿到了土地，废黜了宗族，从此中国农人第一次以“户”为单位直接面对统治者。商鞅的税收也按照农户收取，并且税率高到了相当离谱的地步，一年田税要足够秦王十年用度。
商鞅之所以敢如此盘剥，也是因为控制单一农户要比控制强大宗族容易许多。毕竟宗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王室，被拆分为一个个家庭后，就没有任何能力对抗封建集权。
毫无血缘关系的五家农人被编为一“伍”。谁敢反抗，五个农户全体受罚，一般情况下是全被诛杀。即使有人跑出了家乡，只要在秦国境内，没有良民证的人也难免被抓获，其结果也是被杀。
第二种方法，是“灭绝文化”。
商鞅认为，笨人好管理（民愚则易治也）。《诗经》、《尚书》是周文化的代表，如果国人以《诗》《书》中的道理去蛊惑人心，那么有一个人，就会有上千人不再以耕战求富贵；如果信奉《诗》《书》的人当了县官，就会有一个县的人不再尊敬国君；如果天下人都信奉《诗》《书》道理，势必有人结党于天下、议论政令，秦孝公的国也将不再是秦孝公的国……
商鞅变法要求，如果有人偶有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第三种方法，叫“罚命”。
禁绝《诗》《书》后，商鞅提出了“法家”学说：君王嘴里说出的话就是法律，目的就是管住所有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至于如何管住大家，商鞅提出了“任力不任德”。所谓“任力”，说白了就是重罚，一罚就是一条人命。可以看看商鞅制定的刑罚：凌迟、汤镬、腰斩、五马分尸……“诛九族”的罪名也是由商鞅发明。
商鞅治下，不是错误的错误也会遭到重刑，比如，拉着草木灰撒在地上的人会被割掉鼻子（可以理解为对乱扔垃圾的惩罚，商鞅认为这种行为会引起路人不满，进而双方打架斗殴）。
三皇五帝夏商周，混到商鞅这里，彻底抛弃了“民为邦本”的治国思想，撕下了所有伪善的面纱，开始用赤裸裸的非道德手段达到功利性目的。
“重农”、“抑商”、“户籍”、“愚民”、“重罚”……商鞅确实在统治期间禁绝了货币，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弱化了国人才智，但却让粮价一飞冲天。道理很简单，精壮劳动力都跑道战场上砍脑袋去了（或者说被别人砍脑袋去了），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国内劳动力，这无疑会使粮食产量降低。本来商人还可以运送点粮食，如今没有商人，哪来的粮食？
断绝了内外两种途径，秦国就断绝了粮食来源，供不应求之下，粮价自然上涨。秦孝公死前，秦国粮价已经飞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如果按照秦半两标准重量和魏国布币的重量比例计算，秦国粮价几乎高出魏国60倍。
这样的粮价下，秦国不出事才怪。
为平息民愤，秦孝公的继任者秦惠公将商鞅作为替罪羊，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出秦朝都城，回到自己封地——商（这是秦国最后一块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土地）。在这里，商鞅起兵对抗秦惠公，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
小雯曰：
历朝历代，对于商鞅变法的评价及讨论其实已有很多，但大多集中于讨论商鞅变法的“法治”意义，以及他本人的“道德”争论。从价值维度上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从时间维度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现列举如下供读者参阅：
1、对于商鞅变法的四类价值判断
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商君书》、《韩非子》与汉武帝元年改革所要贬斥的“申、韩、商学者（丞相绾奏，'所举方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基本可以划归此类。这类评判总体上赞同商鞅学说，并积极宣传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
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儒家、道家、杂家等在各自具体认识上虽有不同，但对商鞅变法的理论与实践都持强烈批评态度。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其“强战”、《吕氏春秋》指责商鞅“无义”，《淮南子》及《盐铁论》等“文学”也多次贬斥商鞅“无道寡恩”。
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柏杨先生《中国人史纲》、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等大都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商鞅变法主要是在西周封建制已然衰败之后，商鞅为了顺应战国大变革、大竞争、大重组时代的要求，以法治与军国化谋求富强与胜出的过程。其中典型的论点是钱穆先生指出的“军国化时代”，以及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所谓法家，就是那个时代职业化的政治家”。
第四类，建国后经典史学“阶级服务派”的评判。虽然由于历史分期理论的不同，各大家为商鞅具体服务的阶级判断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商鞅变法主要是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某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在某一段时期内，商鞅变法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开拓服务理论计划几乎成为定论。
2、对于商鞅变法评价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第一期，从秦国变法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这个期间对于商鞅变法的争议非常巨大，但由于秦政权的维护，对变法仍是正面评论最辉煌、最普及的时期，典型著作有《商君书》、《韩非子》以及秦国的诸多法典等。
第二期，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清末民初“经学解体，文明再造”时期。这个期间，儒家汇融法家、阴阳家、道家等多派学说形成新儒学，并持续得到统治力量的长期支持。作为儒学重要对立学派与其重要符号象征的商鞅变法，在此期间长期受到批判，典型著作有《盐铁论》、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
第三期，由清末民初学者“试图走出经学，再造文明”开始，直至今日。大体上是一个逐渐客观评判，并总体持赞扬态度，积极扬弃的阶段，期间的重要著作有太炎先生《商鞅》、高亨先生《商君书注释》、晁福林先生《商鞅变法史实考》以及郑良树先生《商鞅评传》。
商鞅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功过是非及其本人道德素养的争议本篇暂时不作评述，但若是纯粹从经济金融学角度出发，我个人并不认为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也并不认为是商鞅变法把秦国带上了富强之路。当然，史学界其实对于商鞅变法的经济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军国化运动、富国之术、重农抑商等方面）也已经有过相关研究，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军国斗争时期，因此各国无不极其重视军队与农业建设。
——叶自成先生在《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中指出，商鞅变法是以农战为基点进行了制度创新，形成了经济、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国家治理的范式，最终极大地激发了秦国的活力与潜力，最终超越其他大国，从而完成统一大业。以集权与法治辅助农耕与军功，叶自成先生认为这就是商鞅变法富强之术的关键。
——李禹阶在《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及“法”的理念——兼论商、韩法家理论结构性的缺陷》中指出，商鞅变法中国家经济干预政策，是为了确保君主专制为轴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并且希望以此控制社会财富的流通，已达到垄断物质资源配置的权力。商鞅的经济干预政策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抑制了中国经济多元发展的活力，对我国历史的形成有重要的负面效果。
在我看来，在秦国当时收复失地与东出争霸天下的既定国策之下，大力发展农业，适当抑制商业其实是正确的战略性决策，亦即我个人赞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进行“重农+适当抑商”，毕竟战国时代，农业才是本业，也是一国立足的根本，上篇介绍的“衡山之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详见【经济·历史·金融】“衡山之谋”的可怕威力），但问题在于商鞅变法的真正情况是“抑商不重农”。这就很尴尬了，再加上秦国大力鼓动青壮年劳力上战场杀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内经济崩溃，更遑论“国富民强”。
由古观今，任何变法或政策改革都需要重视的就是社会动荡问题，如何在经济改革与社会稳定之间做好平衡，是政府改革部门所必须学习的课程。此外，一个好的政策，或是施政方向在真正执行过程中很有可能偏离其真正目的（虽然商鞅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是要重视管理农人，但我也相信他的最终目的必然包含国家富裕，或者说是让国君富裕），所以切忌急功近利，否则很有可能得不偿失、悔不当初。
公元前338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商君去世，但他变法留下的影响却没有散去。此时的秦国陷入了外有强敌、内无粮草的两难境地，若是就这样下去，恐怕等不到秦国一统中原，就已经先自己把自己折腾死了，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又将改写。然而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再次显露出了它的奇迹，作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却将秦国真正导回了“重农”的正确历史轨道上，他的故事还请详见下期《重农兼末：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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