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瑞物图”与“礼图”
文：孔令伟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考古与博物馆学系主任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对“礼器瑞物图”与“礼图”图像进行了详细的考据与阐释，揭示了其成因、意义与影响。
一
古器物的应用与鉴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1】《礼器图》是应用性较强的一类图像，主要内容是《三礼》中“规范化”的器物，器形稳定而简约—或者说简陋。自汉代以来，这类礼器就经常与各种“瑞物”组合在一起，被画在“学宫”一类建筑的墙壁上。
“西蜀文翁礼殿”就是一座绘有礼器的著名“学宫”—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八《礼部上·学校》引晋代任豫《益州记》云：“文翁学堂，在大城南，经火灾，蜀郡太守高眹，修复缮立，图画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2】
西蜀文翁是庐江人。汉景帝末为蜀郡太守，于成都设立学宫，一改蜀地民风。汉武帝时，天下郡国纷纷设立学校，文翁的做法得到推广。欧阳修曾依据礼殿残石对文翁礼殿的历史进行过考证，他在《集古录跋尾》中称：
右汉《文翁石柱记》云：“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开建泮宫。”据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云：“按《华阳国志》，文翁为蜀郡守，造讲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间，烈火为灾，堂及寺舍并皆焚燎，惟石室独存。至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眹于玉堂东复造一石室，为周公礼殿。”有意又谓献帝无初平五年，当是兴平元年。盖时天下丧乱，西蜀僻远，年号不通，故仍称旧号也。今检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为兴平，颜说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书。【3】
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汉献帝兴平元年，文翁礼殿曾经过修缮，并增设“周公礼殿”。文翁礼殿绘有大量壁画。围绕西蜀文翁礼殿壁画而产生的著作即《文翁礼殿图》，或《文翁孔庙图》。据胡兰江考证：“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曾三次提及《文翁孔庙图》……《文翁孔庙图》，应该就是《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二卷《蜀文翁学堂像题记》。这本书在新、旧唐志中均有著录，但称作《益州文翁学堂图》一卷。该书在《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著录，大概是在宋末亡佚。”【4】
王羲之《汉时讲堂帖》，纸本墨拓，6行49字，《十七帖》丛帖第二十一通尺牍，《宣和书谱》作《讲堂帖》
在中国艺术史上，西蜀文翁礼殿壁画不断得到记录和描述，王羲之《十七帖》中的《讲堂帖》（如图）称：“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5】有趣的是，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恰好对王羲之做了回应，他说：“如今成都周公礼殿，有西晋益州刺史张收画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圣贤人物，灿然满殿，令人识万世礼乐，故王右军恨不克见。”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叙画之源流》一节也提到了这座著名的“蜀郡学堂”，称：“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6】在《益州学堂图》一节，张彦远还进一步介绍了具体题材，其内容是“画古圣帝贤臣七十子，后代又增汉晋帝王名臣、蜀之贤相牧守”。【7】
唐代的残碑也有相关记录，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五《益州学馆庙堂记并阴》：
……文翁（为蜀郡）守……至（东汉兴）平元（年，岁）……（名）堂为周公礼殿，其堂（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历代帝王之像，梁上画仲尼（及）七十（二）……中益州（刺）史张（收所画），今检□（皆）……（楹有画）更（精）妙，甚可观……益州刺史刘悛所（画）耳……【8】
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下“无画有名”一条云：
《益州学馆记》云：“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眹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古有《益州学堂图》，今已别重妆，无旧迹矣。刘瑱，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刘悛，再修玉堂、礼殿……悛弟瑱……时推妙手。画仲尼四科十哲像，并车服礼器。今已重妆别画，无旧踪矣。【9】
在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自古规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记载：
汉文翁学堂，在益州大城内，昔经颓废，后汉蜀郡太守高眹复缮立。乃图画古人圣贤之像，及礼器瑞物于壁。唐韦机为檀州刺史，以边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贵。修学馆，画孔子七十二弟子、汉晋名儒像。自为赞，敦劝生徒。繇兹大化，夫如是。岂非文未尽经纬，而书不能形容，然后继之于画也。所谓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亦宜哉！【10】
根据这三条记载，可知东汉兴平元年文翁礼殿已有壁画存在，由益州太守高眹组织绘制，内容为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礼器瑞物之像，其后又经西晋张收补绘仲尼七十二弟子及三皇以来名臣像，唐檀州刺史韦机又增绘汉晋名儒像。
在宋代，人们还可以在蜀地看到“西蜀文翁礼殿”壁画，在金石学家欧阳修、黄伯思、董逌等人那里，西蜀文翁礼殿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关于文翁礼殿的汉晋壁画，此处有一条信息也可供我们思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及宣和后，……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11】由此可知，徽宗时期，西蜀文翁礼殿画像已被运入内府。【12】
靖康之难之后，这些绘有礼器瑞物的壁画下落不明，或是毁于兵火，原作不复存世。不过，这些壁画的摹本却早已在人间长期流传，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引元人费著《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称：“嘉祐中，王素命摹写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为《成都礼殿圣贤图》。绍兴中，席益又摹写于石经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案，续记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13】这些源自成都礼殿的古圣先贤画像为两宋皇家提供了重要范本，它们与现存杭州孔庙（府学）的李公麟绘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刻石是什么关系？这也颇值得我们玩味。
二
前文介绍了西蜀文翁礼殿壁画，目的是想说明礼器瑞物图像与古圣先贤、孔子及孔门弟子图像是一个整体，一直是图像教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儒家学者所看重。
中国古代有“左图右史”之传统，在古代绘画中，有一类图像就是图解经典。通过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一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画目，如：
……《天地郊社图》、《诸卤簿图》（不备录，篇目至多）、《古圣贤帝王图》（二，又六）……《大驾卤簿图》（三）、《明帝太学图》（三）……《周礼图》（十四）、《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三礼图》（十卷，阮谌等撰。又十二卷，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敕有司撰，左武侯执旗侍官夏侯朗画）……《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起庖牺五十杂画赞，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至陈思王曹植为赞传）、《益州学堂图》（十，画古圣帝贤臣七十子，后代又增汉晋帝王名臣、蜀之贤相牧守，似东晋时人所撰）、《鲁庙孔子弟子图》（五，是鲁国庙堂东西厢画图）……【14】
张彦远提到的《秘画珍图》中有阮谌的《三礼图》，以及夏侯伏朗【15】《三礼图》十二卷（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敕有司撰，左武侯执旗侍官夏侯朗画），从画题来判断，张彦远记录的这些图画应该是表现古代舆服、器用、宫观的重要图像资料，礼学家感兴趣的郊庙、宫室、车服、冠冕、笾豆、簠簋……或许都可在这类图画中找到线索。
在传统学术中，以礼学素称难治，其中尤以《仪礼》最为难读。除了记述上古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仪礼》尚有大量名物需要考释。自东汉以来，借助图像解说《三礼》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在学宫绘制礼器，为《周礼》《仪礼》《礼记》配制“礼图”，以及制作实用礼仪用具，这类学术兴起于汉末，在唐、五代依然延续。【16】由于时代久远，礼乐弛废，后世经师对古器物的解说往往流于穿凿附会，而且还会按照同时代流行的实用器推想古器。各类“礼图”及依据礼图制作的古器物就是典型例证。在河南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中，出土了陶土烧制的爵、山尊、牺尊（或牛鼎）、簠簋一类器物【17】，爵是背负杯盏的雀，山尊是绘有山水图案的陶罐，牺尊是绘有牛形的陶罐，簠簋则是有龟形纽盖的陶罐，这些器物虽然保留了古称，但显然已经不是三代古器形制，而是依据唐代礼书—如《新制唐礼图》等设计制作的器物。
在五代后周显德年间，世宗柴荣曾委托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组织修订礼典，考订礼器形制，为制作礼器、祭器提供参考。聂崇义参考历代《三礼》图本，修成《三礼图集注》二十卷，至宋太祖建隆二年，此书才得以告竣。与文翁礼殿的《礼器瑞物图》一样，聂崇义《三礼图》中的礼器图样最初也被画于墙壁之上，而后又“以版代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云：
《三礼图》二十卷
国子司业太常博士河南聂崇义撰。自周显德中受诏，至建隆二年奏之。盖用旧图六本参定，故题“集注”，诏国学图于宣圣殿后北轩之屋壁，至道中改作于论堂之上，以版代壁。判监李至为之记……【18】
聂崇义《三礼图》的出现为宋代提供了新的礼器图解范式，同时也为同类著作提供了批评和讨论的对象。《直斋书录解题》对此做了记录，如：
《礼象》十五卷
陆佃撰。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岷隐戴先生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于壁，而以“礼象”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19】
《礼书》一百五十卷
太常博士长乐陈祥道用之撰。论辩详博，间以绘画。于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祐中表上之。【20】
陆佃《礼象》一书已经散佚，按《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礼象》中的礼器图样取自公卿及秘府收藏的古器，并被儒家学者画在了墙壁上。而太常博士陈祥道的《礼书》插图，与陆佃的礼器图一样也对聂崇义的礼器图做了修正。
查考《宋史·艺文志》我们还可以得到和“礼图”有关的另外一些文献目录，如：“杨甲《六经图》六卷，余希文《井田王制图》一卷，龚原《周礼图》十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郑氏（伯谦）《三礼图》十二卷、《江都集礼图》五十卷、《三礼图驳议》二十卷，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一卷，杨复《仪礼图解》十七卷……”【21】查《玉海·艺文》，还可看到近五十种礼图，这些工作已超越了前代。
陈振孙说，聂崇义的《三礼图》“盖用旧图六本参定”，按照四库馆臣的解释，聂崇义的图像参考资料分别来自阮谌、郑玄、夏侯伏朗、开皇、张镒、梁正：
考《礼图》始于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于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22】
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含冕服图、后服图、冠冕图、宫室图、投壶图、射侯图、弓矢图、旌旗图、玉瑞图、祭玉图、匏爵图、鼎俎图、尊彝图、丧服图、袭敛图、丧器图共十六类内容，图三百八十余幅，集前代礼图之大成。
虽然借鉴的是“六家旧图”，但聂崇义的“集注”却是颇有“新意”，与旧礼图差别很大。此书初次出现，即引起极大争议。
结语
汉代以后，儒生通过释读经典重新恢复了古代的礼仪，如叔孙通《汉礼器制度》取法于周，郑玄的《三礼图》则依循叔孙通成例【23】，但不管怎么讲，汉以来的经师对三代文化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带有想象的成分。汉儒的礼学研究经验，与其说是在寻找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寻找信仰，这种信仰最终以一种规范化的图形在后世礼书中流传。如果说《三礼图》中存在大量的“错误”，那也是一种长久存在的、延续了千余年的“错误”—因为汉代人使用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简陋的礼器，而非气象恢宏的三代礼器。
退一步讲，礼学家梦想着回向三代，但真实的三代又是如何呢？三代之礼仪、礼器本身就有多种变化。作为历史研究对象，商周的祭祀礼器应该以可靠的、相对完整的窖藏为依据，并且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情境加以重构，而不能简单地以特殊时期出现的“六尊、六彝”或天子之器为“标准器”，裁定所有的出土实物。【24】汉代学者对礼器的理解与设计更多是停留在“信仰层面”，宋代学者大量接触出土实物，但他们对古器物的命名依然不免投射与猜想的成分。现代学者有考古的经验和能力，但已失去了复兴古礼的热情和兴趣。
《三礼图》不完全是“旧图”，它还有很多新意。这新意只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有效地建立一套简便易行、“达古今之宜”的图像谱系。宋太祖在面对旧日帝室贵胄所习用的礼器时，本身就带有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是陌生、轻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热情。《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儒林一记载，建隆三年（962，按《直斋书录解题》记录为建隆二年）四月，当聂崇义献上《三礼集注》时，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浸历年祀，宁免差违。聂崇义兴事国庠，服膺儒业，计寻故实，刊正疑讹，奉职效官，有足嘉者。崇义宜量与酬奖。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确。’五月，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缯帛以奖之”。【25】但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一却有一则更有趣的记载：
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为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彻去。亟令进常膳，亲享毕，顾近臣曰：“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至今太庙，先进牙盘，后行礼。康节先生尝曰：“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26】
事实证明，真正对礼学起到普及作用的也正是聂崇义的《三礼图》和后来的《释奠仪图》。宋代有了金石学，有了《博古图》，但礼器的制作还是慢慢回到了礼图的旧路，精美的陶瓷、铜仿古礼器渐渐被用作玩好之具，服务于美好的社会。
如赵彦卫观察到的那样，皇家郊庙显然不肯使用依据《三礼图》和后来的《释奠仪图》制作的粗陋的礼器，并锐意依照真实的古礼器进行改良，但这与地方州县关系不大。在地方州县，某些礼器的真实面目更接近于葬礼中使用的明器。
注释：
【1】许雅惠女士说：“《释奠仪图》颁布后，源于出土古器的金石学礼器制度才开始向地方学校普及。古制礼器的二个系统也正式确立：一是本于经书解释的《三礼图》经学系统，一是以出土古器为依归的金石学系统，此二大系统彼此竞争礼器的权威。”并说：“以往有些学者也指出《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二大礼器系统之分，如木岛史雄曾以类书与礼图中的簠、簋为中心，探讨各学科方法对礼器图样的影响。”参见许雅惠.宋、元《三礼图》的版面形式与使用—兼论新旧礼器变革.台大历史学报，第60期，2017年12月，第57-117页。
【2】（唐）欧阳询编.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92页
【3】（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文翁石柱记.《欧阳文忠公集》本（元刊本，卷一百三十四）.第9页b、第10页a
【4】胡兰江.文翁礼殿图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第31页
【5】（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明津逮秘书本.第4页a
【6】（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明汲古阁刻本.第3页b
【7】同上，卷三.第31页a
【8】据（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五，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载，此碑永徽元年庚戌二月立。碑阴题：“成都县令上骑（都尉）琅邪颜有意”，末行“此记贺遂亮撰”。
【9】（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下.清函海本.第6页b、第7页a
【10】（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明津逮秘书本.第3页a
【11】（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清乾隆道光间知不足斋丛书本.第25页a
【12】但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说：“古有《益州学堂图》，今已别重妆，无旧迹矣。”黄休复是宋真宗时期人物，活跃于咸平之前，那么蔡绦提到的“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遗迹就颇值得怀疑。
【13】（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百五.四库全书本.第1页b
【1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第29页b至第31页a
【15】《唐书·艺文志》记录的是夏侯伏朗。
【16】自东汉大儒郑康成为先秦《礼记》作图注之后，此类著作一直流行不绝，重要者如郑玄、阮谌的《三礼图》，夏侯伏朗的《三礼图》，张镒的《二礼图》，梁正的《三礼图》，以及隋文帝敕撰的《礼图》等。郑玄、阮谌的《三礼图》有残本存世，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补刻本。
【17】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9-18页；谢明良.记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故宫文物月刊，第279期，2006年6月.第68-83页。
【18】（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页a、b
【19】【20】同上，第30页b、第31页a
【2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〇二·志第一百五十五·艺文一.武英殿本.清光绪上海五洲同文书局石印本
【2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
【23】据清代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民国浙江省立图书馆铅印师石山房丛书本，第16页a）载：“《周礼·凌人》疏：‘《礼器制度》，叔孙通前汉时作，多得古之周制，故郑君依而用之。’”
【24】西方学者的古物研究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和罗马城残留的气势恢宏的古迹、精彩绝伦的雕像相比，在赫库兰尼姆古城和庞贝古城的考古发现中出现的历史遗物却是另外一种气象，所反映的信息更为世俗化、生活化，或根本无法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一类词语加以描述。
【25】（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九十·儒林一
【26】（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
《美术大观》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