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不会说的真相：“黑山贼”不是“贼” | 刘三解
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时候，三解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中都有记载的名都大邑，几乎没有出现过？
如《盐铁论·通有篇》中说：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涿县、蓟县、邯郸、温县、轵县、荥阳、临淄、宛城、陈县、阳翟、洛阳、巩县，这些地名在汉末、三国都有沿袭，不像秦都咸阳、魏都大梁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在三国英雄的行动轨迹上，以上的“天下名都”只有极少数“露过脸”。
比如涿县出生的刘备，温县诞生的司马懿，曹操死了一个儿子、一个侄子的宛城……其余则根本没落什么笔墨。
这是为什么呢？
一
在《曹操的最大谎言：一战破降百万青州黄巾》一文中，三解已经侧面解释了青州治所齐国临淄边缘化的原因，这座战国时代的巨城，汉武帝口中“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的天下都会，在青州黄巾暴起的背景下，被济南、乐安隔断了与另一个重心平原国的联系。
而平原国北连冀州，西接兖州，一直是公孙瓒与袁绍势力交锋的战略枢纽，一直到袁绍死后，诸子争立，这里也是袁谭的大本营，甚至是唯一能够直接统治的郡国。
正因为临淄并没有进入《三国志》、《后汉书》中群雄逐鹿的主视野，无论其是富庶依旧，还是民穷财尽，当然会淡出我们的印象，甚至存在感都不如孔融任职的北海国，以及黄巾、海寇纵横的东莱郡。
说到底，这不是事实上的重要性降低，而是在史书文本上的权重降低了。
这是一类情况，蓟县和涿县这两个幽州名都的淡化，则与历史书写中对刘虞、公孙瓒的刻意隐匿有关，南阳、陈县的情况类似，均会在后文展开详述。
而洛阳周围的巩县、荥阳，以至河内的温、轵，颍川的阳翟，则是事实性的衰落，因为董卓之乱对洛阳周围二百里的焚掠，李傕、郭汜东出至颍川的屠戮，关东诸侯在河内的四处掳掠，都让人口大量流失，自然不复盛况。
最为特殊的，则是邯郸，这个燕赵名都，在两汉期间一直是重镇，按照一般的理解，它应该一直处于河北最大势力，乃至于汉末最大的军阀——袁绍的治下，但却在汉末乱世争夺中寂寂无名，而常见于记载的冀州地名，却是渤海（南皮）、魏郡（邺城）、巨鹿（广宗、界桥）等冀州东部、南部的郡国。
原因何在呢？
答案很简单，北面、西面的郡国，袁绍根本就管不到。
整个冀州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一直是西重东轻，这不是袁绍、公孙瓒决定的，而是地理环境导致的。
冀州的西部诸郡，都在太行山东麓，如果算上幽州的话，从南到北，安阳（朝歌）、临漳（邺城）、邯郸（邯郸）、邢台（襄国）、灵寿（灵寿）、易县（燕下都）、北京，形成了一条古都的走廊。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太行山有多条河流东流入华北平原，形成了广大的山前冲积扇地带，以地理学来看，冲积扇土壤肥沃深厚，透气性强，又位于山地向平原过渡处，水源丰富；有一定的坡度，排水良好；土壤粒径较大，利于地表水下渗，地下水埋藏较深，土壤不易盐碱化。简言之，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极其利于农业发展。
而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农业技术处于逐步发展的时期，更广阔平旷的河流三角洲地区的开发，仍处于早期，所以，农业经济的中心，往往仍停留在山前冲积扇区域，这也是上古都邑布局的一个规律。
农业发达自然人口众多，而太行山东麓的都邑往往又控遏冀州、幽州南北交通的核心要路，东西向可通过太行八陉与并州的多个盆地沟通，物产往来便利，是绝对的陆路交通枢纽。
太行山东麓的冀州各郡，个个都算是交通枢纽，就像一节节的脊椎骨，共同构成了冀州的脊柱。
从南到北，依次数过去，就是魏郡，治邺县；赵国，治邯郸；巨鹿郡，治廮陶；常山郡，治元氏；中山国，治卢奴。
这些郡国是冀州的精华地区，也是河北地区的脊梁骨。
自东汉初年开始，冀州刺史的治所，就在常山国高邑，也就是战国时代的鄗县，汉光武帝登基的地方，直到韩馥担任冀州刺史，才因讨董需要而迁徙治所到魏郡邺城。
要知道，刺史虽设置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初年才开始有固定治所，为了方便他们“行郡”，这个治所往往在本州中心、交通最便利的地区，首要考虑是州内交通，所以，常山国其实在是冀州的真正“中心”。
而这块地盘，根本没有掌握在韩馥手中，就不用提接替韩馥的袁绍了，那么，它属于谁呢？
二
这个人就是黑山军统帅，张燕。
见《后汉书·朱俊传》记载：
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
常山人张燕，勇武矫健，军中起外号为“飞燕”，有领导才能，得人心，所以和中山、常山、赵国、上党、河内这些太行山沿线的郡国山谷中的贼寇联合，人马达到百万之众，河北诸郡县都遭到劫掠攻击，而朝廷却无力讨伐。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三国志·张燕传》：
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这段记载强调了地理上的贯通，以及“小帅”们的从属，最后强调了正式的名号，是黑山，而不带“贼”字，这个“贼”字应该是后人所加，而非其自称，关于这个问题，且按下不表，容后详述，先讨论一下“黑山”的规模和地盘。
在史料中，反复强调了“众至百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
常山郡有口六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赵国有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
中山国有口口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五。
这三个冀州郡国在东汉治世时，总口数为1,477,760。
上党郡属并州，有口十二万七千四百三；
河内郡属司隶，有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全部计入，五个郡国在东汉治世时，总口数是2,406,721。
也就是说，黑山军的百万之众，占其活动区域户籍人口的41.55%。
这个数字占比非常惊人，或许有人会说，所谓百万之众极有可能就是文学夸张，但是，上述郡国的口数，也并不只是“山谷间”的百姓，还要包括诸多郡治城市、平地县份的人口，而这些地方，往往又是人口密集之地。
也就是说，哪怕这个分子有夸张，分母也应该缩水一、二倍才合适。
现实是，在《后汉书·朱俊传》和《三国志·张燕传》、《九州春秋》中都记录了大批黑山军首领的名字，仅《朱俊传》就有25个，并提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也就是说，大股势力有两三万人，小股势力也有六七千人。
哪怕全部25支势力，都是大者，也才75万人，哪儿来的百万之众呢？
但我们看黑山军的活动记载，就会发现这个数字还真没那么简单。
见《三国志·武帝纪》：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
这一波黑山势力被曹操击败，待到袁绍薄落津大会时，甚至联合叛变的魏郡兵，攻入了邺城，见《英雄记》记载：
贼十余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
此战之后，袁绍复仇，攻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杀于毒，斩首万余。趁着胜利，袁绍大军一路北上太行各山谷，《后汉书·袁绍传》的原话是：
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
经过这通大扫荡，袁绍才一路沿山谷北上，与张燕在常山碰撞，张燕拉来了四营屠各、雁门乌桓合作，见史书记载：
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
而几年后，援救公孙瓒时，还是这些势力，张燕和公孙瓒之子公孙续就拉来了10万黑山大军。
此次援救没有成功，张燕被伏击，公孙续也被屠各所杀，《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说道：
张燕既为绍所败，人众稍散。
部队被打散了，屠各也反水了，然后呢？
据《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
建安十年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
整理一下：
于毒等攻东郡者十余万，与攻邺城的数万人有重合；
袁绍屠屯壁，斩首数万的则是另一波贼帅；
张燕精兵数万、骑数千，与援救公孙瓒的十万人有重合；
张燕投降曹操时所带的十余万人是在人众稍散后吸纳的。
则排除重合人数后，黑山势力应为十余万+数万+十万+十余万的总和，即40多万人，如果再考虑到山中守家的老弱病残，百万之众这个数字，还真不算奇怪。
三
说实话，无论是看《三国演义》还是读《三国志》的人，都很难将“黑山”这个势力放在眼里，总觉得他们就和黄巾军一样，是给各方枭雄升级刷经验的。
但从规模、范围来细究，我们反而能够得出一个令人惊悚的结论，那就是“黑山”才是冀州最大的地方势力。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统治是合法的，并不是袁绍、曹操口口声声说的“贼”。
对于占据了赵国、常山、中山、上党、河内户口比例近半的势力，东汉朝廷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尤其是贯穿上述五郡的太行山区已经完全被“黑山”控制的情况下，哪怕是汉灵帝，也不会不闻不问。
见《后汉书·朱俊传》：
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翻译过来就是，张燕在东汉朝廷无力征讨时，派出使者到洛阳，向汉灵帝请求招安，被任命为“平难中郎将”，并“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允许自行察举孝廉和上计吏。
在张燕之外，还有一支“黑山”力量也被授予了官职，《九州春秋》记载：
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
因为灵帝没有力量讨伐，就派出使者任命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自此之后，黑山的力量大规模扩张，远不止之前的大者2、3万，小者不下数千，而是不可胜计。
也就是说，《后汉书·朱俊传》、《九州春秋》中提及的“大股”、“小股”的人数，只是张燕、杨凤等人起兵时的规模，而不是张燕坐大后的人数，前者是汉灵帝末年，后者包括汉末乱世近二十年间的扩张。
而这两条记载，实际上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最重要的就是，“黑山”根本不能算是贼，而是一个汉灵帝朝廷承认的“郡国”级别的单位。
关键就在“举孝廉”、“计吏”上。
所谓“举孝廉”即“察举制”的一科，自汉武帝起，就要求郡国“岁举”，也就是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到东汉和帝时，定下了制度，郡国以人口比例定数，见《后汉书·丁鸿传》：
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丁鸿和司空刘方一同上书给汉和帝，说，举孝廉应该有明确的人口比例制度，蛮夷之类的外族不应计入，自今天开始，凡是汉朝的郡国，每20万口，1年举孝廉1人，以此类推，120万6人，不满20万的，2年推1人，不满10万的，则3年推1人。和帝同意了这个方案。
这就意味着，汉和帝之后，东汉郡国的“孝廉”推举数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
“计吏”，则是郡国执行“上计制度”的官吏，说得通俗点，就是郡国年终考核派到中央汇报工作，需要带上“计簿”，内容包括本地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统计，交给洛阳的尚书台，并参与元旦的正月朔朝贺，这也是东汉地方郡国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说明背景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黑山”招安之后，被分为2个郡国级单位，享受正常的郡国“举孝廉”和“计吏”待遇。
当然，东汉在正常郡县统治之外，还有几种地方管理形式，主要针对的都是少数民族。
比如，南匈奴虽然生活在汉朝境内，与东汉皇帝却是主、客关系，相关机构为“使匈奴中郎将”，主监护南单于，比二千石，可拥节，与太守与天子剖符不一样，属于钦差使者。
类似的，还有护乌桓校尉，拥节，以监领其众，并领鲜卑，也是比二千石官。
有所不同的是属国都尉，比如公孙瓒曾任辽东属国长史，这个辽东属国，就是安置内附蛮夷的郡级单位，只不过主官是属国都尉，而非太守。
这三家，共同点就是一个，叫“不上版籍”，也就是不进入汉家王朝“编户齐民”的管理模式，而保留自身的部落、礼制、宗教组织，但是会在汉家需要时，征调精壮参军出战。
“平难中郎将”、“黑山校尉”，职务名称听起来很像这几家，却采取的是内郡管理制度，比如“上计”就要上交户口统计和赋税。
那么，至少每年黑山的“计吏”都要把当地的“计簿”送到洛阳，这个口数又和“举孝廉”的巨大政治利益直接相关，可虚报又会带来上缴税赋的增加，两相抵消，恰恰可以矫正主观带来的数据污染。
也就是说，所谓“百万之众”，应有户籍统计的根据，而非单纯的文学夸张。
更重要的是，黑山军的控制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哪怕是招安之后，仍旧在扩张中。
《后汉书·朱俊传》中就记载说：
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俊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绍传》。
翻译过来，就是张燕的势力逐渐在河内拓展，逼近京师洛阳，于是派遣朱俊为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之，后来，黑山各路多数被袁绍所平定，具体的事件记载在《袁绍传》。
这段话粗看没什么特别的，细品其中的文字，就能发现，“渐寇”和能被朱俊家兵击退，不可能是张燕统帅大军的集中行动，而是逐步的蚕食，以至于逼近了洛阳，但河内郡的地形其实是三面环山，南面临河，过河才是洛阳，真正逼近洛阳的河阳、轵县，都在河内郡的西界，这里不但距离河北各郡很远，过了王屋山，就要进入河东郡的地盘了。
逐步蚕食，就很难说是张燕、杨凤主导的军事扩张，而极可能是山区人众的小规模移民，这才能够被轻易击退，而黑山主力也没有卷入战争，也就意味着“招安”之后，张燕等部应该是满足于“郡国”的合法权益，而非反叛，何来是“贼”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