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泾县会馆

微信版第591期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北京的泾县会馆  

叶彩霞  吴小元

会馆是明清时期流寓客地的同籍人以乡土为纽带而自发设置的社会组织。北京泾县会馆是清末北京十大会馆之一，始建于明代，清时又增建，有新老两馆，主要为“公车谒选之所”，为同乡官绅、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

一、北京泾县会馆的缘起和管理章程 

泾邑缙绅叠兴，人才蔚起，但于京师科考之地却聊然乏舍，因而泾人早就有合众捐资以备停车的想法。明嘉靖隆庆年间，泾县人查铎任掌刑科左给事中期间，开始倡议并创建泾县会馆，位于内城。数十几年后泾邑众人又于会馆的左边建立新馆，位于外城。清初，内城的会馆遭兵燹不存，只保存了长巷胡同一区原来称为新馆的地方。随着每年泾县到京应礼部和京兆试士子的不断增多，会馆显小不能尽容。

嘉庆辛未年（1812）众举子参加会试后，集体商议捐白金额数万两，购得南横街屋三所六十余间为馆屋，又在馆东和兵马司后街各置屋一所，以每年租赁的收入作为公事费用。泾人把后来置买的地方称为新馆，而原来长巷胡同一区新馆又被称为旧馆。至此泾县就又有新旧会馆两处，老馆在前门长巷下头条胡同，新馆在南横街中间，包括南横街路北一所、潘家河沿路东两所、兵马司后街路北一所、张相公庙路西两所、施兴胡同路南一所。丁丑年（1817）泾人用多余的钱重新修整旧馆。新馆增建神屋，高大门垣，建造了堂屋厨房，旁边还有园子可以栽花种树。自此，泾邑中各姓乐输不倦，到京参试者也如同回到家一样。

为扬风俗气运之盛，万历四十四（1616）年八月，泾人吴尚默新中进士后，同同乡翟迪吾、赵行吾等人重新订立会馆禁约，主要内容有文明行止：如禁讹诈、禁恶语詈骂、禁久占房屋、禁负赖房租、禁止赌博及妓妇进门；规定钱财出入及器物管理：如会馆出入、作兴仪节、上交仪节、查核器用、主会司会、备收支二簿、刻会馆碑记；彰显仁义礼信：患难周恤、亲亲之义、于关圣神前每日点灯扫地，义助修理房屋等。到民国时期，会馆除要按照规则行事外，还要遵照警察厅颁布的管理会馆规则办理馆务，增加了会馆的公举人、被选人应呈报公安局核准备案，住馆人员的迁移、死亡等事均应依照调查户口的章程随时报告当地区署等新的内容。

会馆的规章中有两项意义重大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内容：其一会馆的各项制度和财务管理：由现任的京官阄定序次，逐年挨管，以后每年交账时公同拈阄，拈定当年和下届的值管各一位，以一年为期，每年二月初三文昌诞辰时，在京同乡齐集新馆，由本值将一年的收支细账列出简明数目，结算一次，并于乡会试时面众统为核算，交下值接收，随即刊入馆录，凡遇正务来京及捐助银两者各送一部，以备稽查而免疑议。同时置大碑一座备载。嘉庆十九年（1814），在公议修葺老馆与新馆时，抓阄后由吴履斋、吴昌龄、朱予简、胡墨庄、潘醇甫、朱兰坡六人按年轮管，其中新馆的文契经朱兰坡交由履斋接收，老馆的文契账目经潘醇甫交履斋接收。两馆账目分开，同时将各房租捐助的款项收支数目分别登记，另立一簿以备邑人查考。嘉庆二十二年（1817）开阄值年又更换为吴天泽、吴昌龄、朱德懋、胡承珙、潘锡恩、朱珔六人。嘉庆二十六年（1821）规定延请在京师的纸客轮班管理老馆的账项及一切修整事宜。光绪年间，值年又更名为董事、掌馆。

其二是会馆对科举的重视。规章制度中有这样的规定：房间虽名执住，遇乡试、会试科场及候选、考职、进表、升迁诸公务来京，必须挪移量住，不得强占。第一次当官的人会馆支馆银一两作为贺礼，后增为二两，出京的人送程仪一两，后增为二两。对每科新中式文武进士及顺天新中式举人例有花红筵宴，馆前树旗，加油漆，已坏重换。道光十六年（1836）规定：乡会试为抡才大典科第日盛，阖邑门面攸关，理宜津贴以资鼓励。今议于公项中酌送考费，乡试每位送银二两，会试四两，殿试八两，优拔贡朝考照会试之数。道光年间，因岁入充裕，曾有致送京官节敬及乡会试元卷等款。至咸丰六年（1856）止。自光绪丁丑年（1877）始，除值年京官每节银四两及帮办修金照章致送外，其余节敬仍行停送，元卷项也视经费盈绌而定行止。民国时期，此项费用称为奖学费，占全部公款支出的二成。

当然，作为科举人士也是会馆乐输的重点人群，如京官、外任、武官、各差、文武贡举、文武封典、文武职衔六类，从二十两到一两不等。据北京泾县会馆的题名统计：明时，泾县共计有文武进士70名，文武举人228名；清时，有文武进士83名，文武举人442名，钦锡举人51名。

二、对义园的管理

对义园的管理是会馆的职责之一，也是众人捐输的重点。明时在查铎购置新老会馆之后，为安旅榇，天启乙丑年（1625）左大华主持泾县会馆馆务，买地若干亩建立义园，坐落正阳门外的正南坊千儿胡同，东至官道，西至官道，南至仁寿寺香火地，北至官道，周边立石为界，每年每亩收取地租若干以供纳粮扫除的费用。

后因照管乏人，雍正五年（1727）被佃户任天爵侵占，至八年（1730）始由孝廉吴岭控理追回。嘉庆二十五年（1820）间为免争议，会馆董事议定将义园界内的豆棚输官取租充公，并于豆棚土台之南让出园地三丈补还官道。民国四年（1915）为建马路，将坟地从中间一分为二，馆事吴幼甫与市政公所与警察厅外右五区交涉后将占用义地六亩给价六百元。民国十七年（1928），新旧馆均领有不动产登记证明书。

三、纸捐 

除地租外，义园的主要来源是泾邑在北京的各纸号捐赠。嘉庆十一年（1806）丙寅八月初十日，北京十三家纸号聚议，商定对泾县义园具体的捐赠数目和捐赠方式：

泾县棉连各号，缘因合邑义冢历来看守人每年二季培土，并无私租地亩之弊。近来看冢人竟私租人耕种，甚至将体骨抛撒，理应送公究治。姑念伊再四哀求，写立承管永不敢再犯。我等公同商议各号进京纸货，每年照纸数科费每块出大钱三文存公，至每年清明、七月半二次上坟查看，果系照应妥当，每次给大钱2500，二次共给大钱五千文。如看冢人仍蹈故辙，定要送官究治决不宽宥。再我等来京纸客，务祈经心办理所有余银，挨号领去生放。倘日后有字号不来京者，亦不得藉言此银有分。今欲有凭，立此议合存照。当时这十三家纸号分别是：九合号：经手人汪怡园；永聚号：经手人汪怡园；楚才夏记：经手人郑明宇；六吉号：经手人汪靖臣；义合号：经手人沈培元；元记、玉记号：经手人郑明宇；林一号：经手人峻记张俊书；旭大号：经手人汪瑞五； 开阳号：经手人袁瑞徵；大生号：经手人汪瑞侯；道生号：经手人吴星垣；情田号：经手人汪献臣。

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月，新议馆规，加强对义园的管理，规定了“虽纸号旧有存项，仍酌于岁修项内支动支。”也即各纸号的捐款，仍必须纳入每年的维修项下，不得随便开支。随着纸客经营规模的扩大，纸客们的捐赠对象又扩大到泾县在京的老馆。嘉庆二十六年（1821），泾县会馆公议在京纸客轮班管理老馆，延请的在京泾县纸号有：一班汪九合号；二班曹林一号，三班汪义合号，四班张相臣号，五班汪开阳号。道光年间设立专门的梓荫堂，至咸丰年间又由汪六吉纸号经营的六吉行领去生息。咸丰六年（1856）十月，由各纸号公启，交托京都海贷门外头条胡同六吉行领去暂行生息，立折存据，此项捐赠在《梓荫堂捐输义园序》中有专门记载。同治四年（1865）起仍委托崇文门外东头条胡同六吉纸栈领去申放，对期四厘行息。光绪乙未年（1895）续增规条：六吉号存项系同邑纸客捐存，备义园之用，并非会馆存款，嗣后每年除取息归义园用外，无论馆中如何支绌，不得动用此项本银。

据此，泾县纸商自嘉庆至光绪年间对北平会馆尤其是义园的维护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京泾县会馆是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之地，清书法家、思想家林则徐的好友泾县人包世臣寓居会馆并写出为后人传颂的《艺舟双楫》。1918年12月22日，由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进步政治杂志《每周评论》就是在泾县新馆北屋诞生的。嗣后泾县新馆即作为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张申府、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等经常为该刊撰稿，因此泾县会馆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之地”。

但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泾县会馆的文化聚集功能日渐衰退。创刊于泾县会馆的《每周评论》，1919年8月30日遭到民国政府的查封。以后的会馆功能已逐渐被泾县在北京的同乡会所取代。

（作者系叶彩霞系泾县文史委副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吴小元系泾县文史委委员、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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