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话起源和来历

天津话，属冀鲁官话保唐片天津小片，与中原官话信蚌片亦有关联，特指以天津老城为中心的一个尖朝南，底朝北的三角形方言岛内人们所说的方言，即天津话。

天津话作为天津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天津话干净利落，活泼俏皮，充分体现了天津人率真豪爽、亲切包容、幽默诙谐的性格特征。 

与普通话比较，天津话最主要的是语音和声调的不同：从声母上看，天津话一般是将普通话的舌尖后音zh、ch、sh，分别读为舌尖前音z、c、s，如“中”读为“宗”、“山”读为“三”，“吃”这个音比较特殊，仍然读“chi1”, 等；i和r混用，如：“人”读“银”，“肉”读“又”；如果是开口韵母自成音阶时，就要在前加声母“n”，如“爱”读“耐”，“鹅”读“né”等。天津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一些特殊的语词，如用途很广的“嘛”即什么、“哏儿”即有趣、“打擦”是指开玩笑等等。最能体现天津话特点的是声调：天津话与普通话都有四个声调，但在每个声调的实际读音上却有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在阴平声调上，普通话读为高音、高平调，天津话则读为低音、低平调。 

一个“哏儿”就反映出天津人“乐天知命”的性格特征。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码头文化遗风，生存竞争激烈。想在天津养家活命，不是桩容易的事。要化解生活的压力，只能自己找乐儿。“走路跌倒了，天津人不往别扭处想，哈哈一笑，爬起来赶路是正事。天津人磨合出了一种活法——不说不笑不热闹，热热闹闹度时光。“'哏儿’简单解释是'好笑’，其实它体现了天津人的一种化解意识：不和自己过不去，把严肃问题游戏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天津相声界能人辈出，相声艺术在天津的兴盛，就不是偶然的了，而是与天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天津方言的滋润分不开。

天津话在《中国语言地图集》和《汉语官话方言研究》中被归为“冀鲁官话-保唐片-天津小片”，但因其语调和用词与宿州、淮南、蚌埠、信阳等地方言的相似性，在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被视为中原官话的一个分支。

三种说法

关于天津话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天津话是土著方言，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逐步形成的；其二，民间传说天津第一批居民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村，而根据有关资料，也确实发现天津许多早期人物籍贯为山西；其三，天津人是“燕王扫北”时从皖北迁移来的，因此天津话源于皖北。

“燕王扫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为燕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带戍边。同时他也带去了不少家乡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安徽人——戍边屯垦。后来朱棣夺取帝位，亲赐天津这个地名，在此筑城设卫，即天津卫。至此，天津成为真正的城市，并且从安徽来的军人是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等也随他们迁入天津。

到了清朝，天津改为州，后来改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军的大本营。天津同北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且天津还是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员、贵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宫廷用语开始影响天津话。此时，天津话开始同北京话进行了双向影响。天津话与北京话出现了大量相同的词汇与读音。而从清朝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曲艺形式，包括京剧、相声、京韵大鼓等都经历大发展，不少艺术家在京津两地演出，其中不乏名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京话与天津话的相互影响。如“捅漏子”的“漏子”，原本是北京话；而“糟改”原本是天津话，但在京津两地都有使用。

到了现代，尤其是随着推广普通话的进行，天津话已经开始向普通话靠近，一些词语只在老人的口中能听到，年轻人很少使用。

在李世瑜提出“天津方言岛”的猜测后，主流学术界一致不予认可，但对天津方言的语源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流行在天津这一地区的一个土著方言；或说，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民间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村移来的；市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根据志书所载，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文献中也有“自山西移民”的记载，故也主此说；李世瑜个人偏执的认为，从语言现象上看，“燕王扫北”一说是较符合实际的。

天津方言今阴平调值与周围方言不同是山东方言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其原调值应是现在被认为变调的213,而现在的31调则是变调代替本调的结果。天津方言演变过程中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具有过渡性特点,它的底层是早期通行在这一区域的冀鲁官话,不是移民方言。

天津方言指分布在天津市区内的方言。天津方言声调古今演变规律与周围北京话等四调型方言相同,都是“古清平今归阴平,浊平今归阳平;古清、次浊上今归上声,古全浊上、去声今归去声;古清入无规则地派入阴阳上去,全浊入今归阳平,次浊入今归去 [3]

李世瑜等提出的方言岛说

但凡天津人都知道，杨柳青、咸水沽一代人说的话，似乎很“隔色”。在天津这地界儿，隐隐有这么一条线，线的这一头是“您(ní）了这(jiè）是干(ga)嘛(mà）呀”的天津话，一脚迈到线那头，就好像到了外地。

这条线到底在哪里，1954年，现年81岁高龄的李世瑜全面找出了天津地区四面八方的语言分界线，确立了“天津方言岛”学说，画出了“天津方言区域图”。

李老告诉记者，他过去住在西头梁家嘴，从小就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家的那些男女佣人，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卖青菜、西瓜的，掏粪的……都不说天津话。李老问过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不是说杨柳青、静海县，就是说海下、咸水沽，要么就是武清县、白洋淀……他又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讲的口语中所用的词汇有许多是与课本上、书籍上、报纸上不一致的，字典上也查不到，大人们说这是土话，或者是“杂言”。上个世纪40年代初，李世瑜开始搜集这些土话。

他说，天津方言与附近地区的方言有许多差别。住在市区的人到郊区去，走一段路就会发现语言变了。

在李世瑜的地图中，标明七个方言小区，(1)就是天津方言区，呈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天津旧城是天津话的中心，它的四至(即等语线或同言线，同语线圈)从东郊大毕庄开始经赵庄子、张贵庄、翟庄子、芦庄子、西郊北马集、南马集、北里八口、大韩庄、大芦北口、小南河、陈村、侯家台、邢庄子到曹庄子。在这范围的西北方向是(3)，即北郊方言区。这里又分为A、B两区。(5)即东郊方言区。(4)即静海方言区(属静海音系)。以及(2)即武清方言区(属北京音系)。

由于(1)即天津方言区，它的东南西三面都被静海方言区包围着，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就称(1)为“方言岛”。所谓方言岛是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全国这种例子不少，大都因移民所致。北方方言区内最著名的方言岛是承德，它距离北京近二百公里，但居民操纯北京话，就是由于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大批供奉、保卫人员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形成一方言岛。

至于天津方言岛，它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即它的语源在哪里？李世瑜表示，这里应先解决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是确定方言岛即画出它的等语线，主要根据天津话的语音特征：阴平(一声)读低平调，在天津周围找不到。图上倒置的等腰三角形的两腰外侧都是静海方言区或属静海音系的海下方言区。两腰村子，有时近在咫尺，但语意也迥然不同。主要是阴平的低调在两腰外的地点中突然消失，其他声调也有所改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北斜村，这里恰在等语线上，村子北由南运河引来的小河隔开，河东半操天津话，即阴平读低平调。而河西低平调突然消失变成静海话。在天津方言岛即那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则情况略异。(3)方言区是过渡阶段，阴平读低平调的现象是逐渐消失的，越往北低平调的越少。到(2)方言区才全部读成高平调。

二是，为什么从天津话中心旧城往北不过一公里，从东于庄、西于庄语音就变了——尽管它是个过渡地区，而往南到二十多公里的大八里台，大孙庄一线才变呢？

因为，燕王的驻军以老城厢为根据地，无论是向北、向西还是向东开垦，都是不可能的。这三个方向都有人密集居住，常年耕作。村民不会让外来的人口占据熟地，所以驻军只能向南方开垦。天津地区原是个退海地，自从三十年前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古海岸遗迹后，才确认，战国时期天津地区的聚落点还散布在沿张贵庄到八里台一线上，当时军粮城到咸水沽一线之西还是动荡不定的沼泽。而在旧城以北地区则在新石器时代已成陆地且逐渐开发。明初，天津地区的地位更为重要，建卫筑城之后，移民聚集，占据原属静海地面定居，向北阻于南北运河和子牙河，那是早已开发的武清地界。往南多沼泽、苇塘、荒地，移民尽情占用，因此一直开到二三十公里以外。由此说明，天津方言区形成方言岛，是由操着天津方言的少数居民，他们的方言也逐渐同化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