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逢年过节通个话
清 且 涟 猗
风 流 著
心 动
逢年过节通个话
中秋月圆，我自然又想起远在四川的姨母来。电话通了，是姨父。他老人家还是那样，不等我问候，就先急切地问起好来，问我的父亲，问我的兄嫂，问我的妻子，问我的子侄，当然更问我的近况。每次通话，他都一一问遍，我都说“都好，都好，甭挂着”。接着他就说：“让你姨给你说话。”姨拿过话筒，我们就又重复一遍上面的对话。这已成惯例。
当今社会真是方便，远隔几千里，电话一拨，天涯变咫尺。当然，如果从网上进行视频聊天，音像俱全，对面交谈，咫尺又变为“零距离”。只是姨父姨母年龄大了，不会使用电脑。七八十岁的老人，接受新事物总得有个过程。
姨父年轻时离家当兵，后转业至兵工厂，辗转福建、陕西、四川等地，近年定居成都。姨母随之离家也有三四十个年头了。前些年，书信如梭，满载我们两地相思来回游走。凝固到纸面上的话儿固然金子般珍贵，但毕竟一封信要在路上走十天半月，甚至还要多些时日。可怜那些等待的日子。
我写给姨父姨母的第一封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哥大嫂让我这个“全家的秀才”向姨父姨母问安，并汇报家中一切安好。其时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两年间。在这之前，姨父陪姨母从四川南川回老家看望我那年迈的姥爷。我记事时，姥姥已经过世，我只记得姥爷。那时姥爷已经八十多岁，虽然早显老态，但并无疾病，生活能够自理，一切都不用人。三十年前能有这样的高龄，我以为主要得益于姥爷年轻时习武。他老人家一生似乎并无什么壮举，但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姥爷年轻时割草，曾在野地里打死过一只狼。姥爷的拳脚功夫在我们家乡那个小天地里是有些名气的，但从未听他自己说过，也从未听舅舅说过，表哥表姐们也都没有说过。
姨母回老家省亲来了。说不上是“少小离家”，也算不上是“老大回”——她随姨父搬家去外地时，有四十岁了吧，这次回来还不到五十。但老家已不是记忆里的老家了。家乡的自然环境虽无多大变化，房屋似乎也还是原来的房屋，但是她的父亲——我的姥爷变老了。特别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她的姐姐——我的母亲，她的嫂子——我的舅母，在前后两年里先后走了，去了另一个世界。她们都卒于脑溢血。怕姨母知道了伤心，在这之前没有人告诉她。姨母省亲时我才十三四岁，正在舅舅家的村子里读书。我和与我年龄相仿的四表姐——两个丧母的不幸少年，被姨母一手一个拉在怀里说话，我没敢抬头去看姨母的眼睛。此前，姨母的面庞对我来说一直是模糊的。我只记得那是我刚记事的时候，姨母在我家包饺子，在柴火炉子上给我烤了一个饺子哄我。那饺子烤得黄黄的，酥酥的，滋味似乎至今一直蔓延着。但那时姨母到底长什么模样，我真的记不起来。
多年不见，亲人们纷纷邀请姨母到各自的家中做客，姨母自然也愿意见见大家。她见到每个亲人都送钱，那次好像给了我五块钱。那年月，五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大嫂让我送还姨母，可姨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坚持让我收下。当时幼小的我，不知道姨母一家生活得也很艰难。虽然姨父在外混工资，但家里人口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不少呢。后来姨母历次回来，都像这次一样挨家串串亲戚，仍然都给我们掏钱。每次大家都推来让去，但都拗不过姨母。我们有时也给姨母寄些那年代那地方紧缺的东西，如花生米之类。
好像是又过了一年，姨母不得不又回了一趟老家，我的姥爷去世了。料理完丧事，就又重复上面的故事。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写给姨母的信便不是无病的呻吟和空洞的抒情。那些年，我们收到的信都是姨父的笔迹。他的字体有些草，上边一律右斜，内容则简单明了，但句句真情，是我那时写信的榜样。1983年秋季，我上了高中，给姨父姨母写的信多了起来，经常汇报我的学习生活情况。自然，我也常常收到他们的回信，不过，这时的来信多由已经参加工作的表哥代笔，每次都是鼓励我学习的话。表哥的字写得漂亮、认真，那时很令我羡慕。这样的通信，一直坚持到我大学毕业。只是这些通信后来都随那些平常的日子一起流失掉了。我上大学时，他们还给我寄来过一些毛衣毛裤等衣物，但都肥大。大概是数年未见，姨母以为我一定长得高大茁壮了——这一定是她所盼望的。但我至今仍纤弱单薄，寄来的衣物只好送给了别人。这期间，姨父姨母还曾寄钱给我，多少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到附近的泰安火车站邮局去取的。即便如今天，姨父姨母也还时常挂念着我。前几年我买房时，还寄钱来。而他们退休后，两人合起来每月才领一千多元的养老金。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家乡中学教书，不止一次地曾想提笔给姨父姨母写信，但都未写成，主要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让我心灰意冷，不知从何说起。时间一长，就更提不动笔了。好在我从未丧失进取之心，以勤奋敬业的精神和业余笔耕的努力，终于告别了死水一般令人窒息的农村校园，转入乡政府的中枢工作，后来又步入市政府的办公大楼上班。这段时间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社会瞬息万变。我重新有了给姨父姨母写信的想法，但“家书抵万金”已成为历史。村村通了柏油路，通了程控电话，随后普及了手机，电脑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电话拜年、电话问候时髦起来。如今手机短信拜年祝福、网上直接聊天问候又大行其道了。
十年前，姨母一个电话打过来，要再回老家看看。我租了辆小面的，径直赶往济南飞机场去接她。十六年未见，老人的脸上可否看得出岁月的沧桑，想见还能相识吗？我拨通手机，没费多大事，就看到了从候机大厅内走出来的姨父姨母，他们似乎还是我记忆中的那般模样。
三年前的春节，姨母曾往我姐姐家里打电话，那时姐姐已病危住进了医院。姐姐比姨母仅小十来岁，从小与姨母感情很深。在我刚刚工作的日子里，姐姐不止一次地催促我给姨母写信，不止一次地埋怨我：“写一封信就那么难？”春节过后，姨母又几次打电话询问我姐姐的病情。其实，姐姐已于正月初九去世了，刚迈进六十岁的门槛。元宵节前夕，姐夫担心姨母再打来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我与同住城里的三哥商量之后，认为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决定直接给姨母打电话告诉她。我拨通电话，刚说了句“俺姐没了”就泣不成声，只好把话筒递给三哥。电话两端，哭声一片。还是这一年，中秋节，为子女、为亲戚晚辈操劳一生的舅舅也因病离开了我们。此前一两天，我还刚刚给姨母通了电话，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舅舅病得怎样。我无法想象姨母得此噩耗之后的情形。至此，牵引姨母回老家看看的最后一根丝线，断了。
2008年5月12日，从电视新闻中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我们兄弟及舅舅家的表哥表姐们纷纷给姨母打电话，并互传信息，但都未打通。几天后，成都恢复通讯信号才联系上。我们一致请姨母回来避灾，她的子女们也力劝她和姨父回老家躲避一时，这才有了我们的再次见面。这是意想不到的一次回乡。姨父陪姨母到祖坟给姥爷、姥姥和舅舅、舅母扫了墓。生者之间可以书信往来，可以电话沟通，已故的亲人呢？墓前烧掉的一沓沓火纸，能否捎去生者的绵绵思念，长夜中一个个偶然而至的梦境，是否就是逝者发来的信息？
逝者已矣，生者长存。我们惟愿姨父姨母能够长寿、幸福。我常记着四哥的话：“咱姨父说过，咱姨就希望咱多去看看她。”我知道，见到亲人，姨母就看见了回不去的故乡。姨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兄弟都有去成都的想法，只是限于各方面的制约，一时还难以成行。最现实的办法，还是逢年过节通个话。
2009年10月8日于“一鹤轩”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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