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殷周日名死年天干说兼考商代五王在位年（此文乃一家之言，禁止剽窃）
导语：古本竹书有“尧元年丙子”语，因朱右曾疑“丙子”二字为荀勗﹑和峤等所增，故后之学者对《竹书》干支纪年多不采信。然干支纪年法由来已久，盖自黄帝六十甲子成即流用至今。哲研习先秦古史久矣，间断偶得，发现文武周王、帝辛武庚等人之逝年天干莫不与日名相关，遂提日名死年天干假说，用之以考商末代五王继位年、去世年、在位年数等，莫不得心应手，结论皆接近史实，并能修订断代工程之错误年表。故信此论得立，将大有裨益于古史研究。
在殷周历史研究中，日名制问题无法回避，亦为历代学者重视。唯歧说纷呈，至今无法定论。所谓日名制，乃指上古贵族以日干纪名之俗，始见于夏，盛行于商。周初姬姓贵族式用渐微，然殷人继用如常。至少到西周中晚期，殷遗民依然保留此习俗。
据《夏本纪》载，夏帝王有名太康、仲康、少康者，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以为即大庚、中庚、少庚，系日名无疑。夏史中帝王以十干为名的还有孔甲、风甲、履癸。履癸即夏桀。
商代先公自上甲微以下，皆以十干纪日符为名号。卜辞所见王室先妣及王室其他成员也类之。商王全系日名，从大乙(汤)到帝辛(纣)31王均以十干称名。
人皆有名，名乃人之符号。凡物之形立，名随之生。人有名，犹物有标志，取以便称谓尔。日名制起源甚早，流行亦久，但至迟到两汉之际，学者已不知其来由。
东汉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主生日说。其姓名篇提出：“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又说殷时“于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三国时谯周则以为是“死称庙主”(见《史记·殷本纪》索隐)，也就是说日名是庙号，死后才定的。
民国初年，王国维依据卜辞资料，糅合《白虎通》与谯周之说，认为商王固有生名，谓“商人甲乙之号，盖专为祭而设。”庙号是根据各种情况确定的“祭名”，提出了死称或庙号缘自生日之新说，亦即祭名说(学界通常简称为“庙号生日说”)。
王氏谓日名乃死称之说，实为不刊之论。然其论日名来由，仍固守汉儒“以生日名子”旧说，不过是将日名换以祭名而论。董作宾据以进一步修正为“死日说”，认为“成汤以来以日干为名，当是死日非生日。”不过他亦承认“从残缺的贞卜文字里，找出某人的生日，以证明神主甲乙命名的来源，是绝不可能之事。找死日也同样不可能。”其说很难自证，故后世信从者也不多。
陈梦家承袭清人吴荣光“殷人日名犹如后世称排行”观点，提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次序说。然李学勤反对陈梦家的次序说。1957年，李学勤援引卜辞为据，提出“庙号卜选说”，以为商王庙号是死后通过占卜选定的。
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主庙主分类说。大意商王庙号系统可分为两组，谓商王室由政治势力最大的两大亲群轮流执政。据此提出，商王室实行内婚范畴的父方交表婚制，王位由舅传甥，而不是由父传子，因此祖孙同名而父子不同名。
张光直将庙号问题引申到商王室继统法、王室亲属制度、婚姻制度、殷礼新旧二派问题的实质、昭穆制度的由来等等，遂触发了研究中国古史的中外学者之兴致，从而使得庙号问题得以广泛关注。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提出内婚制，认为王的日名和母亲日名有关，与张光直观点有点类似。另外朱凤瀚提出过嫡庶说，日本学者井上聪有葬日阴阳说。
对于上举诸家之说，哲在此无法一一訾议详论，怕篇幅过长。唯以为，上古贵族以日干纪名之俗并不复杂。甲金文字皆以证实，日名乃死后神主之称。粤若稽古，天干以纪年，地支以别月。干以纪日，则支以别时。黄帝以来，合为六十甲子以纪年日。干以主名，支为序数。“月、时”皆以地支序数。如“甲子”以纪年，则甲为年，子为序。“乙丑”以纪日，则乙为日，丑为序。古人生以名称，死以“甲乙”别之，盖纪其逝年天干也。
此说如能成立，则殷周之际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武王克商年日、在位年数、成王继位和周公摄政年等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进而可上溯推论商代各王去世年干支，得出正确的商代年表。
当然这肯定要先推翻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武王克商年日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花费甚糜，耗时长久，然而给出的克商年日结论并不正确，西周年表更是差错甚大。
自哲凭借一己之力考证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夏历三月初一甲子日)及周成王去世在前1008年5月1日(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乙丑日)这两个关键节点时间后，周初史实已然清晰可辨，乃至迷惑至今的武王在位年数亦唾手可得。
以哲推定公元前1050年为武王克商年之结论为准，则商王纣庙号帝辛非常符合源自死年天干假说，此年正是辛卯年。武王甲子日克商后不久，商纣王即自焚，死于当年应该没有异议。
商王纣之子王子禄父曾叛周自立，周公居柬(古荥阳)平乱。今本《竹书》记：“(周公摄政)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据哲考证，是年为公元前1041年，农历庚子年。而王子禄父庙称武庚，这不是巧合，说明武庚日名乃是取其死年天干。
接下来讨论下周武王在位年数。关于这个问题，有称在位三年的、四年的、五年的、七年的、十九年的。东汉学者郑玄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都认为武王在位四年。最近看到李学勤先生的一篇文章中也认可了武王在位四年的说法，虽如此，但这并非是正确的结论。
出土应公鼎铭文记：“珷帝日丁”。此珷字乃武王专名，应是武王庶子受封得国。左传称“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后代应公记录下了先祖武王去世年天干为丁，极具史料价值。知成王十三岁嗣位，夏六月葬武王于毕，是年应在丁酉年。
自武王辛卯年三月初一甲子日灭商至于丁酉前一年十二月崩镐，武王在位恰有六年。与《逸周书明堂解》称武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又合榫。
新见Ⅱ簋(哲命名其为武庚簋)中，武庚曾在十月朔日辛卯为其父帝辛作肜季，据哲考证恰在武王五年(前1045年)周正十月初一。当时武王病重不廖，曾派出周八士助祭，此举带有镇抚的意味。可见此年武王还在位。史记称“乃岁十二月崩”，盖以夏正而言，以周正而论，则干支纪年当为丁酉。(参见毛天哲“新见Ⅱ簋铭文释读暨文王四乳生八士相关问题蠡测”一文)
故可推成王继位绝非断代工程所说的前1042年，而是在前1044年。此年为丁酉年，若算作武王纪年(武王丧年)的话，则成王即位在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自辛卯年灭商后在位六年，去世在丙申年十二月，因葬于次年夏六月，故其日名取当年天干为日丁。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刊有《冉作父己》觯的拓本记录，而宝鸡戴家湾、石鼓山墓地出土冉器甚多。陕西文物考古队队长刘明科曾撰文论证，认为不排除出自宝鸡戴家湾这一带。
哲亦曾作《周文王生卒年考》一文，证得文王去世在前1062年(己卯年)。对于文王嫡幼冉季(叔郑)来说，文王日名无疑是“父己”。故可推《冉作父己觯》器主为文王嫡幼子冉季(毛叔郑)，其封地有在宝鸡(古陈仓)。
依据殷周之际日名取自死年天干说，哲还考证得出《清华简》成王所立彔子耿(圣)并非是学者认为的商纣王之子禄父，很有可能是禄父之侄。(王)子圣觚铭文“王子圣作父丁彝”，表明彔子耿(圣)之上还有“父丁”，而武庚庙号(日名)为“庚”，则更合理的推断是彔子耿(圣)乃商纣王之孙、武庚之侄。
可见，认清殷周之际日名源自逝世年天干，不但对理清周初史实相当有帮助，如武王克商年、在位年数，成王在位年数等含混不清的史实基本能清晰可辨。而且可推而上溯考证商代先公先王的在位年数，唯限于篇幅，哲取其后五王以考。
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商末五代帝王在位年如下：
康丁，前1148年（毛注：去世年）。
武乙，前1147年-前1113年，在位35年。
文丁，前1112年-前1102年，在位11年。
帝乙，前1101年-前1076年，在位26年。
帝辛，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30年。
因断代工程定克商年为前1046年(乙未年)，依据帝辛日名为逝年天干，则截然不符，故不取其说，以哲所定克商在1050年以推。徐文靖《竹书统笺》记帝辛“元己亥在位五十二年”，则其去世年为辛卯年，亦和哲之结论合榫。
唯今本《竹书》帝辛所系五十二年，哲考证后认为非帝辛纪年，乃是文王被命为周侯之纪年。今本《竹书》记：“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大概是《竹书》整理者不察，将其系为帝辛纪年，实误也。
今本《竹书》附注周侯为西伯昌。《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可见文王在帝乙时期即被命为周侯。卜辞所见“周”被商人册封为“周方”(《合集》6657)、“周侯”(《甲》436)。这些资料据李学勤分析，“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期。(《西周甲骨的几点意见》《文物》第九期)
近年来，周原出土大量甲骨，其中有“典册周方伯”(H11：84)。“贞：王其拜佑大甲，■周方伯。”内容为文王祭祀商汤，告佑殷商先王以典册策周方伯之命。
周原甲骨刻辞除H11∶84祭祀太甲外，还有H11∶82祭祀文丁或帝乙，H11∶112祭文丁，H11∶1祀成唐(汤)、报祭“二母”，等等，说明了周人不但接受商王室的册封，也祭祀帝乙、先祖成汤，可谓是周文王“修商人典”的实例。
今本《竹书》载：“(周侯)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此为文王受命为“周方伯”之始年。“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尚书武成》周武王言：“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乃史实。
之后所记，皆周武王继位西伯之史事，直至(周侯)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同年)，“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此后即另起卷续记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灭商事。可见此五十二年皆以周侯(西伯昌)纪年，武王继位西伯后确实未改元，仍旧按照周侯纪年。
此五十二年含武王继位西伯十一年，文王受命(命为西伯)九年，文王为周侯二十八年。今本《竹书》原注称文丁十二年为文王元年，则自文王继位至四十一年薨，恰亦是五十二年。
古本《竹书》：“(太丁)十一年陟。”以西伯发辛卯年甲子日灭商反推，则(太丁)十一年正是在公元前1114年(丁亥年)，符合商王以逝年天干为日名的假说。
以文丁在位十一年上推，知文丁继位在前1124年夏历丁丑。与今本《竹书》记文丁即位年天干纪年合辙。上二年为乙亥年，是可推知武乙去世正在此年。次年丙子为丧期，依旧例盖归于武乙纪年。
今本《竹书》记武乙元年在壬寅，依文丁元年在丁丑，上溯计算，则武乙在位恰为三十五年。武乙之上有庚丁，壬寅前溯二年则为庚子年。可推庚丁逝世在前1161年(庚子年)，次年(辛丑年)为庚丁丧期，按照旧例归于上王。
断代工程没给出庚丁在位年数，只给出去世年在前1148年，且写作康丁。今本《竹书》所记也甚简，唯纪“(庚丁)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八年陟”。以哲所考，今本《竹书》记载基本正确，唯说法需要修正。就是庚丁在前1167甲午年即位，前1161庚子年陟，故康丁应订正为庚丁。丧期一年，在位八年。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庚丁、武乙、文丁的庙号(日名)确实取自其逝世年的天干，符合哲提出的殷周日名取自死年天干假说。且表明丧后一年皆有归于前王的史官记事惯例。依此，则可以推断出帝乙、帝辛的即位年、去世年及在位年数。
今本《竹书》记文丁在位十三年，古本《竹书》记文丁十一年陟。二者比较而言，古本记文丁陟年更符合日名取自逝年天干说。后一年丧期，照例归于前王，则帝乙即位盖在前1112乙丑年。
依今本《竹书》参照古本，“文丁十一年陟”，同年杀周公季历，可证文王和帝乙同年丧父。依旧习皆应一年丧后即位，文王和帝乙即位或在同元。今本《竹书》帝乙元年在庚寅，原注周文王元年在文丁十二年，此二说皆有误。
故可论定周文王和帝乙即位皆在前1112己丑年。依此计算所得，文王在位五十一年，恰和荀子说法合。唯帝乙在位年，说法不一。今本《竹书》称九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帝乙在位三十七年。」而断代工程给出结论是在位二十六年。
既已知文王和帝乙同元，则帝乙、帝辛合计在位年数应是六十三年。帝辛在位年至少22年以上(纣6祀文王初禴于毕+囚7年+受命7年+武王4年=24年)，22祀坂方鼎是帝辛标准器。其中武王继位4年后伐商，受命七年崩是王国维旧说，清华简《耆夜》有武王八年伐耆(qi即黎)国的记载，已证王说错误。
以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继位11年后伐商计，则帝辛在位大致33年以上。以日名可推帝乙去世在前1086乙卯年，是年距己丑即位为廿七年，加丧期一年，则帝乙在位二十八年。
往下可推帝辛即位在前1084丁巳年，到辛卯年三月初一甲子日武王克商后自焚灭身亡国，计在位三十五年。按今本《竹书》帝辛五十二年实为周侯(西伯昌)纪年来看，西伯昌被囚第一年(前1080年辛酉)为帝辛五年。而《唐书历志》：「至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看似文王在帝辛六年还能主持祭祀，貌似和史实不合。
哲案，年祀有别，看似有差，实际契合的很。帝乙去世在乙卯年，次年为帝辛元祀。则可知帝辛五年即纣六祀。因为年、祀纪年法固差一年，和哲以前考证认定周武王十二年灭商和“十三祀王在管”所记事为同一年的判断契合。
为此可推而论说，(周侯)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与帝辛五年即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为同一年事无疑。正是因姬昌在毕地初禴(禴祭是古代君王具有的祭礼。春祭曰禴。)，僭越礼制有称王非分之心，商纣王为此囚禁了文王七年。今本《竹书》将“文王初禴于毕”错系到(周侯)六年是整理者未能明白此五十二年非帝辛纪年。
依据殷周日名死年天干说，结合哲所考定的武王克商年日结论，已然可轻松将商末五代王即位年、去世年、在位年数排出如下：
庚丁，前1167年-前1160年，庚子年去世，在位8年。
武乙，前1159年-前1125年，乙亥年去世，在位35年。
文丁，前1124年-前1113年，丁亥年去世，在位12年。
帝乙，前1112年-前1085年，乙卯年去世，在位28年。
帝辛，前1084年-前1050年，辛卯年去世，在位35年。
综而述之，哲所立论“殷周日名死年天干说”若能确立，则夏商周各代先王先公，乃至黄帝以来各帝王之去世年也可据其日名推算得出，如此入手，则夏商周断代疑案可迥然而解，三代年表可粲然而列，华夏信史可自周而复始推而向前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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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4页。
[10]刘莉/刘明科:也谈石鼓山西周M3墓主及相关问题.《宝鸡社会科学》.2017年第四期.
[11]徐文靖：《竹书统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
[12]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2005-10.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