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当时他...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当时他认为“一切都完了”，以为必然会受到严惩。然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是新生的开始。

杜聿明从被俘之日起，就同其他当了俘虏的国军官兵一样，受到解放军的优待。在当时困难条件下，被俘军官按照级别，都能分别享受解放军的小灶、中灶待遇。解放军宣布的“优待俘虏，不杀不辱，不搜腰包”等政策，是严格执行的。

在被俘前，杜聿明的身体状态已经很差了，他患有肾结核、胃溃疡、肺结核等多种慢性病。在1946年3月，杜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不久后就由于肾结核病严重发作，卧床不起，只得退出前线，去医院动手术割去了左肾。

1956年，各地战犯集中到了北京功德林管理所，管理所配有专职医务人员，每日按时给战犯们诊断治疗，解除战犯疾病困扰的痛苦。这批战犯，平均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少数在七十岁以上，如王陵基、曾扩情，范汉杰等。多数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有时还出现突发病症，都能得到医务人员及时治疗、抢救。如遇严重疑难病症，管理所限于设备和条件不能医治的，则及时送到医院住院治疗。

1957年，管理所战犯百余人还分批到医院作了体格大检查，结果一般都称正常。在这几年内，没有一人死亡。

医护人员见杜聿明身体羸瘦，吃得很少，需要营养滋补，特地供给他每日一磅鲜牛奶。杜聿明的脊椎炎严重，僵直的脊骨挺在腰背上，几乎不能动弹，尤其睡觉时不能转侧，常彻夜无法入睡。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经过多次研究，为矫正杜的脊椎骨变形，特别给他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睡眠时躺在石膏板上感到舒适多了，遂能安稳入睡。就这样，杜的脊椎炎终于逐渐痊愈。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这件事不仅杜聿明本人铭感不已，其他战犯也都感同身受，为之动容。

功德林的管理很人性化，对战犯的改造从不用强，而是采取了耐心说服，不求急效，循序渐进的正确方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战犯们到实地参观，亲眼看到各方面建设成就，社会新风和其他新鲜事物，允许战犯们和亲友通信、会晤，让他们保有政治犯的身份。

在学习会上，人人可以自由发言，坦白暴露思想，提出问题，互相辩论，互相批评，畅所欲言，管理人员不参与其间，不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在生活上，给战犯们以合乎身份的待遇：伙食是比照解放军中、小灶给予的，主食大多是细粮，有充足的副食，保证有荤菜。

每逢星期天或节日，管理所都要改善伙食。还给战犯们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和时间，让他们在庭院内从事体育活动，如打太极拳，散步，设立图书室，有各种书籍供战犯浏览参考，有围棋、象棋，扑克牌，乒乓球等适于老人的文娱器具，战犯们可以选其所好，各找旗鼓相当的对手对垒。

到了1957年，杜聿明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石膏床板早已撤去，除到图书室借书外，打乒乓球他是常客，常抓起球拍在球台上角逐。每逢节日，举行文娱晚会，由各学习组自编节目登场演出，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拍掌喝彩，战犯们都情绪欢畅地度过佳节。

战犯们由于年事日增，按照自然规律，各部器官功能，特别是视力锐减。俗有“花不花，四十八”之谚。原来戴眼镜的，不是在战场丢失，就是度数已感不适，因而绝大多数战犯视力都差，成为阅读书报及日常生活的最大障碍。

管理战犯的负责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安排战犯们到医院眼科验光，很快给需要的人都配上了光度适合的眼镜。战犯们恢复了视力，有如恢复了青春，内心无比喜悦，精神焕发地掀起学习高潮。图书室里书本，被借光了。杜聿明的眼睛，早就有点近视，再加老花，虽然喜爱读书，由于目力不佳受到限制，当他得到一副光度适合的眼镜后，心情是非常好的，先后借阅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收获》等小说。

战犯中有很多人的牙齿坏了，不仅不能咀嚼食物，而且经常疼痛，其痛苦比其他病症更甚。管理所在给战犯配眼镜时也医治牙疾。该拔的拔掉，给镶上假牙，该嵌补的给嵌补。有的因为病情发展，连续镶过三次的。如董益三原来只坏了几个牙，给拔了镶上假牙，但不久又坏了几个，又给拔掉镶上，最后还是不行，经医院检查需全部拔掉，满口镶上假牙。反反复复，历时数年之久。

对这类小事，杜聿明比别人更为敏感。他认为，对战犯不杀不辱，不审不判，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而是有更为宏伟豁达的襟怀和政治远见：争取化敌为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特赦通知书。特赦后，杜聿明到红星公社劳动体验生活时，还戴着管理所给他配的眼镜。后来虽因年事日长，眼镜光度增大，自己配了新的，但仍舍不得丢掉管理所配发的那副眼镜，把它当作纪念品珍藏着。直到1981年5月7日杜聿明病逝时，这副眼镜还安然无恙地保存着。

杜聿明在被俘后，由满怀敌意和猜疑，逐渐转变为信服和感戴，以至衷心拥护。真理面前，顽石点头。在战场上用大炮、刺刀所不能得到的，却在和风细雨的座谈会上从容取得，这样的改造才是真正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