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我的文学十年
本刊2010年曾邀请十余位作家、评论家，讨论其新世纪最初十年的经验与感受；转眼十年又过，本刊重新找到当年的部分作者，让他们回顾近十年的时代经验。延续的思考，流淌出个人的心灵巨变。杨庆祥以第三人称的抽离旁观，对自己十年来的精神成长和文化反思，做了不无沉重又饱含深情的回顾，他以“黄金时代”为自己的这十年命名；徐则臣的十年，则是被《耶路撒冷》《北上》《王城如海》等作品切割的十年，一部部作品的倔强生长，含蕴着他的所有体温；王十月在这十年，完成了从民工到体制内身份的转变，这向上走的历程里，有着他的疑惑、自省和悲戚；马笑泉以汽车手机等物质之更迭、以亲历的媒体工作之流变等，梳理了个人的精神成长。
徐则臣，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北上》《耶路撒冷》等。
“2010—2019：我和我的十年”回顾小辑
我的文学十年
徐则臣
一
对我来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始于2010年10月的一个后半夜。那天晚上我在爱荷华大学寓所的床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对《耶路撒冷》结构的设想。想多了容易兴奋，兴奋了就会失眠。那些异国的夜晚我总是睡得很晚，除了偶尔的讲座、讨论和外出，我们没有别的规定动作，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三十二个国家的三十八个作家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时间，看书、写作、吹牛、到市中心的酒吧里喝一杯、外出旅行，总之，我们都习惯了搞得很晚才休息。那天晚上我合上书，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躺下来又想起《耶路撒冷》的结构。计划中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我头脑里转得有些年头，与之相关的素材积累了一大本。我知道写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写，在翻来覆去地推敲结构中两年多就过去了。
爱荷华小城的灯光混着月光透过窗帘洇染进来，橘黄色的光一直让我有人在他乡之感；窗外是条河，只有在夜晚才能听见水流的声音。我把读过的长篇小说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还是没一个结构能帮得上忙。我想把我所理解的197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的生活做一个彻底的清理。要表达的东西很多，那些溢出的、人物和故事不堪重负的部分怎么办？我在床上翻烙饼，越想越兴奋，头脑里开始像月光一样清明。突然火花一闪，真的火花一闪，我几乎看见了那道光，听见了“啪”的一声，一道光直冲脑门：为什么非得从既有的长篇结构找启示？为什么非得写得“像”那些被认可的长篇？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只要最好的，不要最贵的。两年多里我一直在最“贵”的经典中寻找合适的结构与借鉴，忘了我要做的其实跟它们不同。
一旦从某个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新鲜的想法就如同月光和水声一样涌进房间。我从床上起来，在美国中西部十月的后半夜重新坐到书桌前，开始像建筑师一样在白纸上画小说的结构图。小说主体部分，也就是完整的故事章节，以奇数为序呈对称式讲述，偶数章节以专栏形式呈现出来。专栏可以是短篇小说，也可以是散文随笔，也可以是问卷调查，总之，一切适宜最高效地表达的形式都来者不拒。结构图画好，天差不多亮了。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结构，不少人反对：这不像小说啊。像不像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既然大撒把，就来个痛快的。就我所要表达的，反正我找不到比这更合适有效的结构了。再说，谁规定小说就得那样写，不能这样写？
这个美国十月的后半夜于我如此清晰，因为它标示出了我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此后三年，《耶路撒冷》的写作基本上就是一个蚂蚁搬家式的体力活儿，按部就班就可以了。但它依然主导了我的生活。对一个作家而言，写作如果无法主导他的生活，那也是够奇怪的。
二
毫无疑问，写作是贯穿我生活的最清晰的一条线索。我以写作纪年。过去的这个十年，粗线条地说，被两部小说瓜分了：《耶路撒冷》和《北上》。
前者其实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准备了很久，确定结构之后，从美国回来我就着手把它落到纸面上。2011年花了一年时间，先行写好了小说需要的十个专栏。虚构一个系列专栏，比现实中开始一个系列专栏要艰难得多。且不说专栏的形式、探讨的问题要有足够的代表性，我还得把每个专栏可能置于小说中的位置揣摩清楚，尽力让每一个专栏与故事的上下文产生某种张力。现在回头想想，那一年真是够勤奋的，十个专栏的创作量要远远大于十个同样篇幅的短篇小说。一年里我是无论如何写不出十个短篇小说的。而那一年，从三月到七月，我还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下了课就去单位干活儿，然后从单位直接回家，每天晚上陪着正在孕期的太太到人民大学的操场上散步；到十点，坐地铁再转公交车去鲁院。必须头天晚上到宿舍，要不第二天早高峰可能赶不上公交车。从惠新西街南口去鲁院的公交车极少，经常半小时都等不来一辆。那时候要有共享单车就好了，可以从地铁10号线出来，扫辆车子就走。这一年写出的专栏，有一个最终弃用。小说开头初平阳回到花街，我觉得应该在专栏里把这一节的故事再往前推一推，于是临时写了《到世界去》，替换了原定的专栏。
接下来两年，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小说的主体部分。我在步行十分钟远的小泥湾租了一间房子，不上班的时候，我像上班一样准时去小屋写作。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个小伙子，自己住一间，另一间北向的房子租给我。我们俩都是那种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门的人，所以极少见到对方。他上班，下了班喜欢踢球，回到家脏衣服往客厅里一扔，哪儿有空哪儿扔。客厅里常年飘荡着一股踢过球的臭袜子味，既纯正又醇厚。我相信这家伙的脚下功夫一定很好。
儿子出生后，老人过来看孩子，五十平米的小家一下子满满当当，原来偏安房间一角的书桌也不太平了。我拉了一道帘子，还是不行，赶上写作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晚上我也开始去小泥湾。写累了，就睡在那间充满陈腐霉味的房子里。感谢那间没有网络的小屋，不写作的时候我就读书。偶尔写写字，写完了贴到墙上自己端详，看腻了就撕掉重写。那是一段纯粹的作家生活，《耶路撒冷》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小屋里写出的。现在想起小泥湾那些安静的夜晚，依然心动不已。
除了《耶路撒冷》和美好的回忆，小屋还给我留了个后遗症，胃寒。早上和下午到小屋，打开电脑之前先冲一杯速溶咖啡，喝完了开始写作。咖啡之后就进入绿茶时间。这也是前辈们的忠告：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喝多了水会逼着你上厕所，一来一去的那几分钟可以让你加速血液循环，活动一下生锈的身子骨，务必小心你那脆弱的颈椎和腰间盘，作家的职业病。那时候我只喝绿茶，刚从冰箱里取出的茶叶，沏得足够浓酽。我喜欢那种清新峻朗的味儿。咖啡和绿茶持久地刺激，坐下来又很少动，毛病来了，中医叫胃寒，稍微凉一点的东西都入不了口。那一年去土耳其，热得穿短袖，常温矿泉水喝不了，喝了就想吐，只能把矿泉水瓶放在酒店的洗澡水里焐热了再喝。回国后去医院做胃镜，医生说，祝贺你，年纪轻轻都养出了一个老年人的胃，蠕动太慢。还有胃寒，冷得大概可以做冰箱了；还经不起刺激，喝了咖啡就犯恶心。
《耶路撒冷》之后，我的口号是：远离绿茶，远离咖啡。
三
2013年3月《耶路撒冷》初稿毕，断断续续修改，11月定稿。2014年3月出版。小说评价还不错，卖得也挺好，很多人喜欢小说里的那几个年轻人，还有运河。他们的故乡花街，在运河边上。这一年的某个午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兄、朋友和我在小泥湾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聚，朋友说，小说里的运河读着还不过瘾，为什么不单独写一写运河呢？写了十几年小说，运河一直作为故事背景，我对这条河不可谓不熟悉，边边角角真看了不少，但极少想过让它从背景走到前台来。现在，它借朋友之口提出了担纲主角的要求。必须承认，朋友的提议如同一声召唤，一条绵延1797公里的大河从我过去的小说、认知和想象中奔凑而来，在那家咖啡馆里，我确信我看见了整条京杭大运河。敬群兄也觉得是个好主意。我说，那就这么定了。回到家我就开始草拟提纲。
这部小说就是《北上》。从2014年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每一天它都跟我在一起。
提纲列出来，进入细节落实阶段，傻了，认真想哪段运河我都一知半解。过去我只是在用望远镜看运河，大致轮廓起伏有致就以为自己看清楚了，现在要写它，需用的是显微镜和放大镜，可镜子底下何曾看见一条绵密详尽、跨越2500年的长河。过去的都不能算，必须从头开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做的只能是下笨功夫，相关的书籍资料要恶补，运河从南到北还得再一寸寸地走上一遍。
阅读和田野调查这两项工作其实一直进行到小说完稿。某一段感觉没问题了，下笔发现还是虚弱，只好再读资料，把走过去的河段再走一遍。粗略地数一下，前后阅读的专业书籍也该有六七十本吧，从杭州到北京，能走的河段基本上也都走了。这也是小说写得艰难和时间漫长的重要原因。
列出《北上》提纲前，我已经开始写一个童话。欠儿子的债。带娃少，心中有持久的愧疚，一直想给娃写本书，也算给自己的安慰。《耶路撒冷》刚写完，一块实实在在的大砖头，正好来点轻巧的换换思路，就开始了《青云谷童话》。不到一万字停下了，停下就没续上火，一个烂尾工程就这么放着。在时间上，它给新小说让了路，但《北上》没能力搭理它。细部落实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还是结构。跟《耶路撒冷》一样，也跟其后的《王城如海》一样，每一个长篇的写作，都有一半时间耗在了寻找满意的结构上。我想找一种合适的结构，让它处理114年和1797公里这样辽阔的时空跨度时不那么笨拙，也避免把小说写成一个时空的流水账。找不到。
四
《青云谷童话》烂着尾，《北上》又下不了笔，晃晃悠悠就到了2015年底，《王城如海》不速而至。这个小说于我几等于意外怀孕，突然就冒了出来。作家的生活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意思，那么之一，我认为就是常有不期之遇。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一直以为《王城如海》离我还很远。
还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位搞先锋戏剧的导演朋友请我写一部关于北京的话剧，为此请我在小区里的一家重庆烤鱼店吃了好几条鱼（那是我在北京吃到的最好的烤鱼，可惜后来关张了）。因为担心我不会写剧本，还送了好几部世界经典话剧剧本集供我研读学习。很惭愧，鱼吃了，书也看了，心里依然没底，最终还是有负重托。后来我想，不会写话剧，写小说总可以吧。还是难产，找不到能跟我想表达的那个北京相匹配的长篇结构。小说就搁置下来。那会儿想的题目还不叫“王城如海”，这题目是后来韩敬群兄帮忙参谋的。他说你看，苏东坡的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上下各取两个字，王城如海。那时候我还在为题目叫“大都市”还是“大都会”犹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已经用了，他写的是纽约，全世界人都称纽约是大都会。
搁置下来我也就不着急，头脑里每天转着就是了。然后是《耶路撒冷》。然后是《青云谷童话》和《北上》。然后《青云谷童话》和《北上》都停摆了。停摆了也在脑子里转着。忘了是不是“突然有一天头脑中电闪雷鸣”，《王城如海》的结构有了。反正在2015年底，元旦之前好一阵子，我已经知道这个活儿该怎么干了。但那段时间毫无斗志，北京的雾霾来了去去了来，整个人深陷灰色的低气压中，头脑也总不清明，好像雾霾也进了脑袋里。
就这么晃悠，到了2016年元旦。各种新闻和社交媒体上都在描绘新年如何新气象，一年之计在于春，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满屏的励志和正能量让我觉得，再不开工我就是这世上唯一的罪人。元旦那天上午，我抱着一叠八开的大稿纸到了十八楼。因为双方老人轮流帮忙带孩子，我们在楼上租了一个单间，老人只是晚上去休息，白天不上班，那里就成了我的书房。我把稿子铺开，拉上窗帘，否则我会忍不住去看窗外阴魂不散的雾霾。“王城如海”。我习惯在稿纸背面写，一张纸七百字左右。这一天，我写了不到两页纸。一千多字，我很满意这个开端。对我来说，每一个小说都是开头最费愁肠，我要积蓄出巨大的勇气和肺活量才能写下开头第一句。我对每部小说写作第一天的工作量从来都不敢要求太高，能完整地写出第一段，就可以收工了。如果还能接着写出第二段，那完全可以奖励自己一点加班费。开了头，剩下的就是在惯性里埋头苦干，直到水到渠成。
在小泥湾北向的小屋里写出了《耶路撒冷》，在1804的北向的房间里写出了《王城如海》。还有后来的《青云谷童话》。《王城如海》是手写的，我喜欢笔落在稿纸背面的感觉。因为手写，出差时去机场，不必在安检人员的提醒下慌忙地取出电脑了。根据出差时间，大致推算能在空闲时间里写多少字，然后带双倍的稿纸，以便写错了撕掉重来。敬惜字纸，尽量不浪费，就这样，《王城如海》写下来，还是用了三百多页稿纸。在这个逐渐无纸化的时代，手写长篇算古董了吧。台湾出版此书时，还借了部分手稿去展览。大陆的简体字版和台湾的繁体字版在封面和版式设计时，也都用上了手稿的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