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家风与明清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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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期，内阁中书赵翼入直军机处，凌晨四点左右入隆宗门外办公室值早班。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下，黑暗中值夜的太监们偷懒倚靠在栏柱上瞌睡假寐，赵翼的同僚们还在赶赴宫城的路上，只有少数苏拉奔走在宫苑之间。
隐隐之中，赵翼发觉办公室外有一点点纱灯闪过，进入隆宗门而去。他揉揉眼睛，仔细观察，发现是一位位小皇子，惊诧莫名。早班同僚见怪不怪地告诉他：“皇子进书房了。”赵翼大为感慨：“我辈寒窗苦读，皓首穷经，是把读书当作衣食饭碗，尚不能早起。而这些天皇贵胄、金玉之体，却能日日如此！”由此，赵翼认为：“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千古。”（《檐曝杂记》）
紫禁城六百年来，入住过两户人家：朱明家族和爱新觉罗家族。两户人家的家风不同，塑造了不同的家族命运和王朝国运。
太和殿
家庭教育是最能体现家风的内容之一，明清皇室倾帝国之力给子孙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书生，成为紫禁城的家庭教师。朱明皇室出身草根，建政后按照儒家要求展开皇子教育，很不幸迅速落入乡间老塾师的窠臼。从明英宗时代起，皇子的教育内容逐渐固定僵化为读书、听讲、写字，朝着训诂句读的方向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诸位皇子：“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皇太子朱标回答：“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所学非所用，甚至可能朝着实践相反的方向前进。明代皇子们既得不到处理大局的实际锻炼，又没有唐宋时期出任地方官的政治积累，完全得不到真正的历练。皇太子则因为身份尊贵，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皇太子真正学习的时间少，就在不多的授课时间里，老师们也不过照本宣科，教学效果非常可疑。
朱厚照是明孝宗的独子，父母的溺爱加上生性顽劣，从小不好好读书，吏部尚书马文升忧虑太子耽于游乐而荒于学习，上疏建议皇太子每月三次御文华殿讲学，明孝宗依然没有亡羊补牢。明孝宗的溺爱最终害了朱厚照，后者登基之初连奏章都看不懂。再考虑到皇家父子隔阂、内廷权力争斗，明朝多位太子甚至连正常的教育都不能保证。嘉靖皇帝迷信“二龙不相见”，对事实上的继承人、唯一存活的儿子朱载坖极为冷淡。朱载坖始终没有册立皇太子，而且出居藩邸。紫禁城在漫长的嘉靖朝并没有皇子生活。明光宗朱常洛子以母贱，生父万历皇帝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个长子。朱常洛13岁才出阁就学，到20岁都没有完成连续的正规教育。他自身难保，对儿子、明熹宗朱由校的教育既无心也无力。恶性循环，朱由校15岁了还没有授书识字。他们治国能力的养成，更是空谈。
正常教育缺位，其他“老师”便趁虚而入。他们就是与皇子朝夕相处的服侍太监们。深宫冷院，一个无人看顾的小孩，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太监，两人一起饮食、一起数星星、一起担惊受怕。后来，小孩幸运地成为大明皇帝，老太监则脱胎换骨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权阉！阉宦之祸，缺位的皇子教育难辞其咎。皇子的保姆、奶娘等同样趁虚而入，打破了既有权力格局。明宪宗时万氏、明熹宗时客氏，揽权干政，起因与阉宦相同。
明朝后期皇帝不是恣意妄为，就是举止失措，极大拉低了明朝的执政水准，要对朝政败坏负重大责任。教育失败，又要负根本责任。
爱新觉罗的家庭教育，比朱明皇室严格得多，近乎不近人情。入关后，内廷乾清宫东南庑房设立了上书房，作为皇子皇孙的读书之所。皇帝出居皇家园林，行宫中也常设读书场所，皇子必须随驾、坚持学习。
清朝皇子六岁入学，其实才五周岁左右。每日“卯入申出”，早晨5点至下午两点半，中间只有一两次休息，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全年只在皇帝万寿、本人生日、春节、端午、中秋五个时节，皇子才能休息。另外还有类似暑假寒假的“半功课”，前者是每年的酷暑期，大约有一个月时间，后者是春节前后“封印”至“开印”期间，时间将近一个月。半功课期间，每天课程减半，午前十一点就放学，并非完全是放假。清朝皇子在上书房一般学习十年以上，即便封爵离宫后还常返回上书房“回炉再造”。
上书房教学内容除了与朱明家族相同的经史子集、诗书辞赋之外，还有“国语骑射”。国语自然是满族语言文字学习，骑射包括骑马、射箭、枪械、武术等，其中武术又包含拳脚、兵器两项。清朝以骑射得天下，爱新觉罗家族视之为“立国之本”，追求娴于骑射彰显民族身份。清前期皇帝都擅长骑射，即便是外形瘦弱的道光皇帝，也精通武术，自创了一套刀法“二百连环刀法”。
上书房设“总师傅”二三人，负责皇子皇孙的日常教育，稽察每个学生的功课。可是上书房的朗朗读书声，要想长盛不衰，仅靠总师傅稽查肯定是不行的，关键看皇帝本人。清朝皇帝都很重视上书房教育，康熙、乾隆几乎天天巡视上书房，检查子孙功课。康熙皇帝尤其在意，几乎每天9点准时到上书房听孩子们背书，有时下午四五点再来一趟。他本人就是严苛教育的成果，5岁就和大臣们一道随朝站班，宫苑门槛太高迈不过去，侍卫们就把他抱过去；散朝后再赶到上书房读书。高强度的读书，累得玄烨咳血，咳完了继续读书。乾隆皇帝的督导，主要是“抓纪律”。一次得知皇八子永璇（25岁）未告知师傅外出办理私事，不仅严厉训诫永璇，还惩处了失察的总师傅、专职师傅；乾隆皇帝八十岁时，查看记录发现上书房七日内竟无一位师傅入值，大怒之下连发谕旨，自总师傅刘墉以下，降职、降级、革职留任十数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爱新觉罗家族并不要子孙读死书、死读书，教育理念求真务实。
上书房悬挂雍正御题“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读书明理，而不该沉迷于句读、计较于词句，后者自有文人大臣去钻研。乾隆三十一年，皇十一子永瑆（15岁）在给弟弟永琰题写扇面时落款“兄镜泉”。乾隆皇帝看到后，认为“非皇子所宜”，先归咎永瑆的师傅书生习气，妄为皇子取字，接着斥责永瑆“鄙俗可憎”，最后严肃申明皇子读书要正心立身，不能崇尚虚名，更不应该追求寻章摘句。词章书画在清朝皇帝眼中是“末艺”，正道人心、天下大势才是宗室子弟应该钻研的。
中国古代皇室数以十计，爱新觉罗家族或许是平均素质最高的。紫禁城教育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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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家族祖先的基因和思想，潜移默化，不可抗拒。
朱元璋起自阡陌草野，无尺寸之凭借，冲破血雨腥风、历经刀光剑影创建明朝。他的经历，奠定了朱明皇室的底色。朱家基因中深深沾染了中国基层农民的习气，坚忍中带有卑微，刚强下隐藏虚弱。登顶之后，朱明家族身上有一股浓厚的挥之不去的不自信。明朝将居民迁出皇城之外，在紫禁城四周密布衙署，何尝不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朱明皇帝壮大锦衣卫，重用宦官，发明东厂西厂，何尝不是不自信的表现？君主专制在明朝的增强，竟然和朱明皇室的隐秘心理有莫大关系。只不过，宦官势力畸形壮大，后期太阿倒持，反而威胁皇权，则是制度在实践中变异的后果。
朱家的不自信也体现在紫禁城运转上，就是支撑宫廷后勤保障的宦官机构、侍卫机构及诸多仓库包围着紫禁城。明代紫禁城是太监的天下。至于锦衣卫，除了奉天门前两厢有片瓦半间，在宫内几乎没有存在感。同样遭到紫禁城排斥的是朝臣。极少数内阁文臣才能在外东路南部出入，其他朝臣严格局限在奉天门两厢直房。明朝紫禁城的大多数地区只有皇帝及其子孙是正常人，不见一个其他正常人。为了杜绝行刺和宫闱丑闻，朱元璋的子孙干脆杜绝正常男子出现在身边。
家国一体，家的私利成了朱明皇帝考虑的主要内容，国政相关的内容压缩到了紫禁城一隅。
私心私利换来的安全感，最终没能保障安全，明代紫禁城在英宗朝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
朱明家族的另一大家风是讲究礼制。明代修建紫禁城即强调“以礼为本”，制订宫廷制度同样突出礼制，家庭与个体的使用需求退居次席。严格的规制、虚幻的体量和无处不在的禁忌，都是尊崇皇权的礼制在紫禁城的映射。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朱明家族即便对子孙的教育也恪守礼制，不实事求是，不追求真实能力的培养。
紫禁城及其制度从根子上，便是为皇权修建的，不是为皇帝修建的。朱明家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茧自缚，朱元璋的子孙前赴后继成为紫禁城的高级囚徒。从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之争，到万历皇帝三十年不问世事，再到明末三案，设计完备的宫廷制度并未给朱明家族带来幸福安康，也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国运康泰，国势江河日下，直到本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夙夜勤政也只能无奈自缢。一个艰难崛起的家族没能跳出“从龙种到跳蚤”的窠臼，殊为可惜。
清朝定鼎中原后，继承紫禁城为皇宫，并基本按照前朝旧制修复。爱新觉罗家族没有步之前改朝换代必推翻前朝旧宫新建殿堂的覆辙，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爱新觉罗是白山黑水之间的渔猎家族，给紫禁城带来了鲜活的关外气息，引入了充沛的务实与理性、宽容与接纳。
冬日的内金水河
满族无论民间还是宫廷，均内外无别、政寝不分，入关后马上接受了紫禁城前朝后寝的格局，也继承了全天下官衙的这套制度，可证满族人适应能力之强。同时，顺治朝和康熙初年，福临、玄烨父子没有立刻、全面修复紫禁城，而是因陋就简，将家族暂且安顿在各处，两代皇帝亲自带头暂居其他宫殿。他们完全是根据国家财政情况而逐步复建紫禁城，而不是像前朝嘉靖、万历那般大兴土木，可证宫城新主人的务实与理性。
康雍乾三代皇帝兼顾礼制和实际生活需要，在不破坏原则的前提下逐渐打破了紫禁城的自我约束，注重建筑布局、环境、装饰等方面的实用性，努力营造惬意的环境和方便舒适的日常理政、居住空间。紫禁城的生活气息变浓了，许多建筑采用小体量，不以高大为目标。居住的舒适便捷成为主要追求，清代紫禁城后寝区域常将宫、寝、书斋等合建为一，内部再进行功能分区，如养心殿、乐寿堂、倦勤斋等处；或将建筑拆改合并，如储秀宫、翎坤宫等，或与园林相融合，倾注人生追求，如慈宁宫花园、宁寿宫后寝区域等。紫禁城实现了从“以礼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重要转变。
乾清宫内景
清代紫禁城最大的变相，是明代几乎无处不在的太监势力大规模后撤，从整个皇城退缩到紫禁城北半部的后寝区域。爱新觉罗家族入关前，也役使阉割者，但人数很少，身边差事主要由包衣奴仆承担。入关后，沿用旧制，以大批包衣替代明代太监。他们通过内务府制度，基本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的宦官擅权专政顽疾。此制的深层次原因是爱新觉罗子孙素养普遍较高，工作热情远高于朱明子孙。爱新觉罗家族没有出现一个昏君或懒汉。皇帝的勤勉是乾纲独揽的基础，只有勤政才能事无巨细皆亲自裁决。清代皇权专制发展到中国历史顶峰。
爱新觉罗家族自诩“我朝乾纲独揽，政无旁落，实家法相承，世世敬守”，“至本朝阉寺，祇供洒扫之役，从不敢干与政事”，几乎没有夸张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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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为帝国统治的核心群体，皇室家风与江山国运直接相关。家风正则国运兴。
清朝康熙年间入直南书房的高士奇，比较明清宫廷区域的变化：
明代北京的整个皇城都属于宫廷区域，称为“大内”，一般人不得随意踏入。官民言说西苑三海感觉犹如蓬莱仙山。清朝“大内”缩小到宫城以内，也就是紫禁城才是真正的“禁”区。紫禁城外的皇城区域，开放为八旗子弟居住地，允许贩夫走卒奔走其间。大体是如今北京东城区、西城区长安街以北的区域，在明代基本属于大内，到清朝才开放给官民居住。高士奇判断清代宫禁范围只有明代的十分之三四，大抵是符合史实的。
紫禁城是古代政治家国一体的范本。清朝紫禁城“国”的一面超越了“家”。明代紫禁城内的朝政机构只有内阁一个，清代则有十余个。即便是收发传递文书的奏事处，也置于朝臣管辖之下，属于朝政机构——这在明代由太监掌管的文书房大包大揽。即便是后寝区域，文武大臣、宫廷侍卫进出如常，长期逗留，清代后宫的“男女大防”不如明代那般严格僵化。
明朝皇帝召对官员局限在朝会和乾清宫，前者是泛泛之谈，后者参与者是内阁大学士等极少数人。此外还有“平台召对”。明代建极殿位置要比现存保和殿靠前，殿后有一座云台门，东西另有云台左门、云台右门。三门之前空地也称“平台”。皇帝常在此召对内阁宰辅、封疆大吏，称平台召对。明后期清早期，袁崇焕、吴三桂等都曾在平台应召，君臣议政。清朝反而没有这些召对的名目，因为皇帝咨询、君臣议政非常频繁。雍正皇帝每日接见的官员数以三四十计，上自军国大事下至州县琐碎，无不希求了然于胸。即便是后期道光、咸丰等非明守成之君，也是夙夜殚精竭虑，为朝政操劳。
万国来朝图。图中可见隆冬时节，藩属使臣已经云集外朝，乾隆皇帝还在后宫与儿孙共享天伦。皇子皇孙们热衷鞭炮游戏。
清代紫禁城人流往来如梭。从事服役侍奉的包衣苏拉，日常诵经的喇嘛，护卫大内的护军营、骁骑营官兵，侍卫处官兵，内务府造办处十几个作坊的官吏、匠役，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的文官词臣，国史馆、方略馆的编辑和印制，咸安宫等处官学的师生，在上书房教育皇子皇孙的教习官员，还有“内廷行走”的南书房、军机处满汉官员等等，分散在前朝后寝的各处、劳作在宫闱墙垣的各段。皇帝寝宫养心殿，办理政务、召对觐见的官员更是熙熙攘攘。他们日复一日维系着紫禁城的运转，丰富着紫禁城的内涵。
勤勉务实的家风，保障了社稷江山的有序高效。困于朱明家族坚持礼制度缺乏务实，困于后期皇帝的懒惰荒政，明代宫廷制度不仅妨碍了紫禁城的健康运转，还溢出到社会，伤害国计民生。最明显的莫如紫禁城的经济账。宫廷运转需要庞大的物质支撑，明代固化的宫廷财政不能支撑紫禁城需求的发展。比如，明代紫禁城所需糯米、小麦、黄豆、白面等原料由浙江等处按需岁供。明中后期，宫中奢侈成习，对粮食原料的需求大增，而宦官主导的此项工作所用非人，多有贪鄙之人任意增加耗米，浙江等处缴纳耗米常至正米三四倍。内官监、酒醋局、供应库等宫廷衙门更是巧立名色，分外需索。结果，紫禁城的岁贡成为江浙的一项弊政，无依无靠的小民因之陷入困境。清代紫禁城内务府总管宫廷保障，在江浙设立三大织造衙门，虽然需求不见得降低多少，但权力被关在了笼子里，紫禁城的岁贡健康有序。
康熙六十年，暮年的康熙皇帝询问心爱的小孙儿弘历：“你知道我们家姓氏‘爱新觉罗’是什么意思吗？”小弘历回答是金子的意思。康熙皇帝追问：“金子是世间最宝贵的物品吗？”弘历很严肃地回答：“人世间，仁义最为宝贵。”祖孙两人的对话，可证爱新觉罗家族汉化程度、对儒家仁政的接受，更可证爱新觉罗家风之正。
紫禁城两任主人家，朱明家族和爱新觉罗都嗜权，都独断，都希望江山万年。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务实理性，更加勤勉刻苦，更加注重生活，清代紫禁城运转得更顺畅更高效，清朝统治也比明朝更稳固更有韧性。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家有千金、父有高官，都不如传承一个良好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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