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长城非好汉！翻看第十七届国际明史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定陵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照片汇展
（长城，我来了！）
2015年8月，在宁远县召开了第十六届国际明史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十七届年会，地点则换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了《靖难之役后，建文帝还有流亡政权》的学术发言，感到十分荣幸，发言内容也颇受与会专家、学者的赞赏。今天翻看这次会议的影集，颇多感概，遂将照片稍作整理，贴出来与诸位共享。
（会址与崔习明合影）
关于建文帝在金川门之变后的踪迹，一部浩繁的《明史》给出了自相矛盾的三种说法：一是阖宫自焚；二是流亡海外，三是逊国为僧。如今又拱出个流亡朝廷说来，听起来怎么这么离谱呢？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未时之后，建文帝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明成祖朱棣为找建文帝费尽心机，寝食难安，搞得焦头烂额。建文帝有流亡朝廷，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朱棣会不晓得吗？
建文帝在金川门之变后，有几年的流亡朝廷，朱棣不仅晓得，还和建文帝的流亡朝廷干过不少的战。只是建文帝的流亡朝廷坚持了三年后，损兵折将，不得不逊国为僧了。然而由于朱棣进入南京城的当日，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想，单方面宣布了建文死于“宫中起火”，所以朱棣知道那是建文的流亡朝廷，他永乐政权也不予认可。而说那是匪盗之徒，或说受建文蒙蔽蛊惑的流寇，抑或说是蛮民劫掠…… 就是不说那是建文帝的流亡政权。
我们提出建文帝有流亡朝廷，当然不是猜想推理，而是有真凭实据。最明显也最易看懂的就是建文帝流亡朝廷的首席随亡大臣李闻举所写的自传，另外还有建文帝亲立或亲书的三方碑刻、亲建的寺庙和慈善机构……
（报到处留影）
李闻举自传：我是建文流亡朝廷的“后勤部长”
李闻举，字闰选，湖广行省永州府道州宁远县下灌村人，生于洪武元年，永乐八年为保护流亡皇帝朱允炆“得以尽忠于国”。父亲，李茂英，十三岁时投奔他叔父李德铭的元朝幕帐之下，稍长娶得清远籍女洪氏。洪武元年，李德铭降朱元璋，被安排到京城应天城西的儒江府为朱元璋虎贲卫军长官，李茂英随军服役于儒江，而洪氏则回下灌居住。洪武元年八月二十日亥时，洪氏生下长子李闻举，此后数年，相继生下闻政、闻行、闻四。洪武十四年，九疑山附近瑶民作乱，下灌等地尽被蹂躏。为平息瑶乱，洪氏想通过叔叔李德铭，请动皇帝朱元璋出兵平瑶，李闻举便陪同洪氏前往金陵面见太祖朱元璋。李闻举的诚孝与风度深深打动了太祖，立即恩赐给李闻举乡进士，还给李闻举赐了个名，并安排他进入神乐观工作。同时派营阳侯杨璟调兵平瑶，李茂英便随军调回家乡平息瑶乱，而李德铭则被派为傅友德、蓝玉、沐英的部将前往广西、云南平扫元军残部。从此，李闻举开始了他人生的仕途。
永乐八年（1410）李闻举去世前，写下了《闻举公序传》。什么是“序传”，大部人可能会理解为“写在前面的传记”，这就大错特错了。汉语词典解释：“序传，指文体名。作者自叙的传记，以记述家世、生平为主，兼及编纂旨趣、体例等。”其实就是自传，也即《闻举公序传》最早的作者就是李闻举本人。李闻举自己叙写的自传，后由他弟弟李闻政的亲孙子李普智（弘治元年任应天府太守，后转任苏州知府），在弘治四年（1492）叙写进入下灌的二修族谱（李普智还把弘治皇帝于弘治元年对他本人、父母、妻子的封赠圣旨收入到该次谱录中）。乾隆十六年，李普智的九世孙李含粹为下灌三修谱副修，将李普智所撰《闻举公序传》稍加删节，再载谱册。民国时期，下灌六修族谱，请祁阳的李馥为主修，他亲自看到了李闻举亲书的自传，并在李闻举母亲《洪孺人传》结尾注明材料来源于“闻举自有传”。同时李馥根据他所看到的《闻举公序传》写了一篇《闻举公传》，正好将李含粹所删节的内容补充出来。将李含粹版《闻举公序传》与李馥版《闻举公传》进行综合，还原了李闻举自传的本来面目。
《闻举公序传》……我伯祖闻举公……生于元明改革之际，长洪武定鼎之日，处兵戈离乱之世，而抱亨屯出险之才，盖一时之伟人。洪武中年，值九疑三十六杜回等作乱，我乡尽被蹂躏，上命平蛮将军杨璟剿抚之后，而遗寇犹然陵轣。维时显妣洪氏欲至金陵奏疏，为夫党复仇。当斯时举公年犹未冠也，慨然伴母同至金陵。上见我祖锦绣中藏英华，外著如光风霁月，特赐乡举仕进。（建文元年）建文皇帝以公诚孝，特赐进士，擢太庙斋郎，谓：‘仁人可以享帝，孝子可以享亲也。’建文四年，职兼膳夫之任，垂绅搢笏，立朝数年。永乐篡立，公乃致仕归，以养亲为乐云。始也，奉母至京；继也，乘时仕进。盖由尽孝于家，因而得以尽忠于国……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弘治四年李普智之作，但由于它来源于李闻举的自传，故可以将这份史料归结于永乐八年（1410）以前，系建文流亡朝廷重随身重臣亲笔所书。《闻举公序传》讲叙了四件与建文帝踪迹相关的事，这些事件让人闻所未闻，耳目一新：第一，在“靖难之役”的金川门之变发生时，李闻举在救出建文帝这一事件上，立有首功：“处兵戈离乱之世，而抱亨屯出险之才，盖一时之伟人”。第二，建文帝从南京出亡后，他的流亡朝廷还存续了数年：“建文四年，职兼膳夫之任，垂绅搢笏，立朝数年”。这个“立朝数年”的起始时间是建文四年，这充分反映建文帝的流亡朝廷确实存续了几年，李闻举在这个流亡朝廷的兼任膳夫。第三，在建文帝应天朝廷中，李闻举深得建文帝信任：“建文皇帝以公诚孝，特赐进士（恩进士），擢太庙斋郎，谓：‘仁人可以享帝，孝子可以享亲也。’”第四，李闻举是为保护主子建文帝而牺牲的：“因而得以尽忠于国”。
《闻举公序传》中，李闻举把自己的官职表述为“斋郎”兼“膳夫”，这究竟是什么职务呢？
（与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前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合影）
（一）李闻举：流亡朝廷的“黄子澄”
我们先从李闻举在建文流亡朝廷兼任的职务入手，来考证李闻举在建文朝廷的实际职务。建文四年之后，李闻举兼任了建文流亡朝廷的“膳夫”，穿着官袍，捧着朝笏，在建文帝身边又工作了几年。皇帝身边的“膳夫”是个官名，《周礼》谓天官冢宰所属有膳夫，为食官之长，掌王之饮食膳（牲肉）羞（有滋味者）。亦称膳宰。在明代，掌官帝王食膳的官署叫光禄寺，最高长官叫光禄寺卿（从三品，授尚膳大夫）。也就是说，李闻举兼任的是建文流亡朝廷的光禄寺卿。
一般情况下，正职比兼职的职位要高。比如说，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副县长的级别就比公安局长的级别要高。李闻举兼任的职务是从三品的尚膳大夫，那么他的正职必然要高于这个职位，可是“序传”中他的官职却是“擢太庙斋郎”。“太庙斋郎”无级无品，担任的最高年龄也在二十一岁。建文四年，李文举年纪已经三十五岁，绝对不适合任此职。从记录看，建文帝先把李闻举恩赐为进士，然后再提升他的官品，还对李闻举讲了一番话“仁人可以享帝，孝子可以享亲也。”建文帝的对李闻举讲的那番话，确定了李闻举的工作内容是祭享帝陵之类的事。在明代，管理帝陵祭享工作的官署叫太常寺，直属于礼部。太常寺最高长官称太常寺卿（正三品），正好比光禄寺卿高半个级别。根据以上考证分析，初步推测李闻举的“太庙斋郎”实为太常寺卿。
据史书记载，建文王朝的太常寺卿是靖难名臣黄子澄。不过，当燕军逼进南京时，朱允炆为谋求与朱棣和谈，便把黄子澄和齐泰贬谪到外地，太常寺卿的职务空了出来，此时由李闻举补缺替上，非不可能，实为必须之举。这样，当金川门之变发生时，李闻举才能“抱亨屯出险之才”，把建文帝救出南京，成为一时之伟人。也就是说，李闻举是建文政权中的第二个“黄子澄”。
有人查看李闻举母亲生殁日期后认为，李闻举不可能在建文朝中担任职务，因为李闻举母亲洪氏殁于建文二年庚辰五月十八日戌时，母亲去世，他要丁忧三年。所谓丁忧，是指朝廷官员在职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得从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但是，封建社会也有一种特殊的礼俗叫夺情起复，简称夺情，是中国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在战事发生时，就不需要“丁忧”，所谓“金革之事不避”。建文二年，朱棣已经起兵造反一年，内战正酣，建文帝对李闻举讲“仁人可以享帝，孝子可以享亲”，这正是建文帝夺情李文举的间接表现。后来，朱棣派户科给事中胡潆隐查建文帝安在，胡潆母亲去世，也被朱棣夺情，继续寻找建文帝。所以，李闻举自传所记事件，是符合当时的封建礼制的。
（与商传会长合影）
（二）龙池寺《万明灯》碑载：建文帝的流亡朝廷在宁远
在今新田县洞心村龙池寺（明时属宁远县南乡辖），我们发现了很多碑，如立于永乐三年的《新建庙宇碑记》、立于永乐六年的《缘化袈裟记》、立于成化二年的《香炉铭》、立于成化年间的《重修天王碑记》、立于嘉靖年间的《重修毗庐殿记》、立于咸丰十年的《盖闻先师》碑、立于清末的《万明灯》等等。这些碑刻无一不是记录了建文帝在龙池寺逊位为僧的。最清晰，也最好理解的碑，当属清末的《万明灯》碑，碑文写道：“自佛祖之光于邑，国也由是京畿，□□□□□□□□□□□。师等命寺龙池，难曰应门，文岂非先□□□……澹万马之师，以崇九我佛祖焉……”此碑虽为晚清时期碑刻，但其记与《李闻举序传》及《明史纪事本末》相吻合。
该碑文记录了以下四件事：第一，龙池寺的师祖在为僧前他的身份是皇帝，并且在这里建有流亡朝廷：“自佛祖之光于邑，国也由是京畿”。它的意思是，自从龙池寺师祖应文光临到我们县，大明王朝的都城也就迁到了这里。第二，龙池寺之名是新建龙池寺的师祖（后人称佛祖）给命名的：“师等命寺龙池”。第三，龙池寺的师祖僧名叫应文：“难曰应门，文岂非先□□□？”什么是“应门”，应门就是国都之正门。应门的文师祖，不就是应文吗？应文是明史界公认的建文帝做和尚时的僧名。第四，建文帝在逊国为僧时，把护卫他的军队解散了：“澹万马之师，以崇九我佛祖焉”。
碑文中出现了“应文”，又出现了“应门”，还出现了“京畿”，这些词语表明了龙池寺师祖就是建文皇帝。他能“澹万马之师”，说明金川门之变时，建文帝并非几人逃出，而是在大批军队的护卫下出亡的。
有流亡朝廷，就必须有朝廷用品，而朝廷用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朝笏。下图中的朝笏，长52CM，上宽10CM，下宽7CM。宽边被火烧掉一个小三角形，窄面也有被火炭烤燋痕迹，属二品朝臣所持笏板。从被火烧及火炭烤的痕迹来看，说明它经历了“宫中起火”，而它的发现地，就是今新田县龙池寺（明时属宁远）附近，后被新田县文物管理所征集收藏。被火烧烤的象牙朝笏以及它所折射的官员品级，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建文帝的流亡朝廷不乏实物证据。
（三）建文帝亲立逊国退位碑《缘化袈裟记》
有建文帝随亡重臣李闻举的《闻举公序传》，还有龙池寺附近村民立的《万明灯》载录建文帝在宁远有流亡朝廷，如果有建文帝本人立碑载录此事，那将是震憾史学界的事。而建样的碑也被我们找到了，它就是建文帝亲立的《缘化袈裟记》碑。
1.龙池寺建于永乐三年，《缘化袈裟记》立于永乐年间。
龙池寺的建立时间，《永州府志》、《宁远县志》、《新田县志》和龙池寺所在村的《胡氏族谱》以及碑刻《新建庙宇碑记》都有载录。康熙九年版《永州府志》记载：“龙池寺，在南三都，明永乐二年建。”但道光八年版《永州府志》记：“龙池寺，在南三都，明永乐三年建。”这两个记录说明，龙池寺始建于永乐二年，永乐三年建成。
《缘化袈裟记》的刻立时间，碑刻本有记录，但由于剥离严重，现已无法识别。幸好《胡氏族谱·龙池寺记》对该碑刻的刻立时间作了记录：“永乐甲子复改创山麓，殿宇岿嵚，梵宫壮丽！”由于永乐只有二十二年，而没有甲子年，我们只能确认此碑刻立于永乐年间。
2.建文帝亲自树立《缘化袈裟记》
《缘化袈裟记》碑文的正标题为“缘化袈裟记”，副标题为“小行德祖梅等师亡代立之记序”。碑刻底部立碑人一栏显示，“本邑小行德祖梅”为立碑人中的第一人，其他立碑人依次为：“祖文、祖玄、师从僧本能、师从僧本心、师叔本榻……”正文内容或能零星辨认。
其实立碑人“本邑小行德祖梅”便是建文皇帝。这一点可从副标题中解读出来：立碑人为“本邑小行德祖梅”，而副标题的主语亦为“小行德祖梅”，说明此碑是“小行德祖梅”自立的记录本人事件的一块记事碑。
副标题共十三字，但有三字为通假字，即“亡”通“毋”，“代立”通“代位”，“序”通“叙”，因此副标题实为“小行德祖梅等师毋代位之记叙”。查字词典知，“代位”即“代立”，惟一的一层意思是“继位为君”，即接位为帝王，“毋代位”就是退位。副标题全句翻译只有一层意思：宁远县的小乘佛教的至德师祖梅等师傅不当帝王、退位当和尚的记事叙文。根据《缘化袈裟记》全文，可以确定梅为皇帝，而第二、第三立碑人祖文、祖玄则为皇帝的太子与藩王。由于碑立于永乐年间，又是梅亲立的碑，所以可以确定梅便是建文皇帝。
建文帝退位为僧后的僧名为梅，也有历史文献记录。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著《枣林杂组·建文皇帝遗迹》载：“武康县证道寺题壁：‘江湖遍览此间停，终日观澜坐梵扃，近水鱼游千顷碧，长空鸢戾九霄青。圣贤道配乾坤德，日月光华草木馨。愧我远来山寂处，谁言道有少微星？岁次辛亥孟夏梅□书。’相传建文帝题，大书遒逸，末一字未辨。”由于此诗为建文帝所题，故“梅”后的缺字应为“亲”，即建文帝的僧号为梅。
湖南龙池寺与浙江证道寺相隔数千里，二者均系建文帝梅所书，但并不矛盾。证道寺壁题“愧我远来山寂处”就可应证建文帝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缘化袈裟记》实际立于永乐六年（1408），而证道寺壁题则为宣德辛亥六年（1431），这反映了建文帝作为僧人还四处云游，传经授道。
从《缘化袈裟记》、证道寺壁题、《万明灯》等碑知道建文帝有应文和梅等僧名。其实，梅仅仅是个号，其僧名全称实为智眉。这个问题，我们后文再作论述。
（与高寿仙副会长合影）
（四）宁远：有那么几年它的名字叫金陵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后，把都城定在应天即金陵（南京的别称）。建文四年金川门之变后，建文帝出亡到湖湘，把流亡政权设在宁远：“国也由是京畿”。因此宁远在建文流亡政权存续期间，也就被称为金陵。建文帝逊国为僧以后，金陵之称逐渐缩小，甚至消失，不为人知。不过，总有几处地名痕迹还留传至今。
先说金陵。今金陵乡位于永州市新田县，明朝时属宁远北乡，建文流亡政权设宁远后，被百姓称为金陵，也称应天，即《万明灯》所记“难曰应门”。明崇祯12年，析宁远北乡、南乡共十三里置新田县，此地被亦称为金陵，解放后至今还称金陵乡。
再说南京。朱棣篡位后，以北平为京城称为北京，原应天则被称为南京，两京制从此诞生。在明朝宁远邻县，今衡阳耒阳市，有南京乡（至今沿用），境内还有建文岩：“衡州有建文岩，以建文帝自南中（指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还，寓衡之华严寺，当岩坐，故名。有碑记，有奏草，自称‘匡僧’琼俊。见吴人朱鹭《建文书法拟》。万历戊子（1588），老僧大慧来自衡中言。”万历十四年僧人大慧都还看到了碑记和奏草，充分反映建文帝在这里真有流亡朝廷。
最后说简称宁。宁远县有很多的历史县名：大历、延塘、舂陵、泠道等。宋乾德三年（965），将县城从泠道故城迁为今址，改名为宁远县至今。从县城穿过的泠江河，为县境内最大的河流，故宁远县简称为泠。然而，当建文帝流亡朝廷设在宁远后，宁远之名被称为金陵，故其简称由“泠”改为“宁”，至今亦然，这就是宁远被简称为“宁”的根源所在。
（长陵考察）
二 永乐手写族谱：杨璟曾孙杨士琳乃建文从僧杨应能
（一）营阳侯杨璟后裔近百人随建文出亡湖湘
朱元璋得天下后大封功臣，把曾任朱元璋亲军副统帅的杨璟擢为湖广行省平章（省长），又封其为营阳侯（永州侯）。洪武十四年，十四岁的李闻举奉母上京求见太祖，请求派兵至永州平息瑶乱，朱元璋派来的便是杨璟，这样李闻举得以认识杨璟及其后裔。
明末清初出现的史书著录，建文帝身边有个叫杨应能的人，是随建文帝出亡时的一个重要人物：“于是环坐于地，享道士夜餐，酌定左右不离者五人：比邱杨应能、叶希贤、道人、程济。”（史仲彬《致身录》。书上写了四人，加上应文正好五人）在这条记录中，我们发现，在建文出亡时，给建文帝及随亡人员“管吃管喝”的是道士王升（且是朱元璋赐名）：“享道士夜餐”。而李闻举本人所作自传，则说自己是建文帝出亡时的膳夫：“建文四年，职兼膳夫之任。”这说明《致身录》中的“道士王升”实际是指流亡朝廷中的太常寺卿兼光禄寺卿李闻举。
那杨应能的真实身份是谁呢？我们查阅了湖南境内的所有《杨氏族谱》，终于在以大明第一任湖广行省“省长”杨璟为始祖的《杨氏族谱》中，找到了这个杨应能，他就是杨璟曾孙杨士琳。该族谱明朝永乐时期的手写谱，载录了杨璟后裔一大家子人随建文帝出亡湖湘。
我们所看到的族谱内容源于永乐时期的手抄谱，谱录：“谱牒实录肇始于明永乐中，庠生安贤仕河南怀庆府孟县县令，升任江西九江府正堂。听政之暇叙录手谱，清康熙中曙庵著有谱序。”“旁搜远览，访询耆老匣，寻明举人洪公任淮庆太守，于听政之暇，手集宏农一派渊源。”这两段记录反映，杨氏明初人物迁徙去向，实为永乐官员杨安贤所手录。也正是由于他的手录，才使得始迁祖琳公的资料得以保存：“琳公：原居金陵，官翰林侍讲，洪武帝时为太子太傅，洪武枕叙嘱为建文密腹，不意荧惑守心，燕飞帝机，几公同建文逃奔武攸，潜迹椒岭。”查阅家谱，发现文中的“几公”，实指杨璟的三个儿子杨通、杨达、杨进（三人均在《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有记载）及其子孙数十男丁，如果把女眷算在内，这一大家子人数几近百人。这近百人扶老携幼的，还“同建文逃奔武攸”（武攸：广义上的湘中南地区，狭义上的今武冈县），没有军事力量的保护，建文帝一人能护卫他们吗？由此可知，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在其护卫军的保护下，应天政权的主体官员及朝廷顺利迁到了湖湘。
（人民大会堂留影）
（二）杨应能的真实身份实为杨璟曾孙杨士琳
杨士琳随建文出亡，他的化名是什么呢？谱录载：“琳公为大明太傅，随建文逃奔武冈，家山门。尝考《明史》‘靖难’兵起，建文帝误听黄子澄荐李景隆，丧师辱国，遂至金川失守，大内恢飞。帝急甚，坐朝堂。有少监王某奏太祖有遗箧，急可开视，帝发之。僧装俱备，内度牒三，其一为应能。应能杨姓，为吴王教授，帝曰数也，即易装逃去，应能随焉，而并无仕琳公名。意者应能籍江右，而当西南流落时，变名窜伏。琳、能字别音同（邵阳、洞口、武冈一带二字读音确实无别），其为我公无疑。”也就是说，杨士琳变名为杨应能。
杨士琳在建文年间为吴王府教授，吴王即建文帝朱允炆的同父异母弟弟朱允熥，建文元年（1399年），封吴王，建藩杭州，未就藩，靖难之役”起。建文年间杨士奇亦被授吴王府副审理，然供其编纂馆职位。杨士琳与杨士奇同在吴王府任职，他们既为族人，又是同一个辈份，《杨氏族谱》存留的黄子澄书于建文元年的《士贞公赞传》中也明确表示杨士奇与杨璟家人等交好。这说明建文帝、杨士琳等人在“靖难之役”后去向问题杨士兵奇是知晓的，当然朱棣也知晓。
杨应能不离建文帝左右，其官职就为“从僧”（住持的伴僧）。而应能这个从僧，在建文帝亲立的《缘化袈裟记》中，也是立碑人。《缘化袈裟记》立碑人一栏写道：“小行德祖梅、祖文、祖玄、师从僧本能、师从僧本心……”这个“师从僧本能”就是杨应能。至成化年间本能还在龙池寺亲自书写过一块碑，叫《重修天王碑记》，其中有载：“靖难众官以为节，其人三又千矣。”这一句话不仅体现了本能一直追随建文左右，还体现了建文帝在湖湘的流亡政权一直受朱棣永乐政权的追杀，由此而牺牲了不少官员。正如《缘化袈裟记》中所记：“剃本清为备燕师”，即剃度成为和尚目的是为了防备燕王军队的追杀。
（我也来了鸟巢）
（一）建文帝法名为智眉和应文
自李闻举著《闻举公序传》载录建文帝隐迹湖湘之后，下灌村还有一方碑刻作了记录，它就是《龙回寺记》。碑刻虽然毁坏不见，但是李闻举侄孙李普智主修下灌二修谱时，将《龙回寺记》一文全文载录谱册，现将之附录如下：
粤稽龙回寺在灌溪之右，距县治三舍许。地势高爽，众山环拱，二水交流于前，诚延塘之胜境也。寺之殿宇岁久颓废，所存者其遗址耳。宣德壬子（1432）岁，灌溪善士李茂高、李文敬五六辈慷慨然重建，而延塘僧净尔暨定然者，以住持久，于时力所弗及，谒众士随缘募化，或捐谷粟，或舍布帛，鸠工佣力，伐石斩植，乐然就工，佛殿为之巍然，佛像为之俨然。未几，净尔、定然以逝，而善士茂高、文敬亦相继而亡，故其廓应山门未之能为也。天顺庚辰（1460）秋，寺僧曰本然、曰应文者，乃谘于众曰：“佛殿虽建，于前其所未为者，盖在我后之人，矧今逢雍熙之治，不以有为之，可乎？”时则有若文逊、文恭辈，亦皆文敬之昆仲，闻其言，而遂然之。于是率族之叔侄辈，各出其质，仍取材木陶搏砖瓦，年余所用皆备，集工匠并力为之，而廓应山门完且美矣。噫，诸善士其贤矣哉……当落成之日，予达自本学归，禹曰，不可无记，遂谨记之。文林郎候铨知县苏莨枋。天顺四年（1460）龙集良辰十二月吉旦。”
这篇成于龙回寺建成庆典之日的《龙回寺记》，明确记载龙回寺由应文即建文帝建成。《龙回寺记》中出现的文恭、文敬、文逊三兄弟就是李闻举叔祖李德铭的孙子，辈份与李闻举是同一辈。李德铭当年给朱元璋做虎贲卫军儒江府元帅，后随傅友德、沐英等远征云南，战死于广西河池。李德铭长子叫李茂诚，袭父职后任建文南京政权的三品官，建文元年逝于南京任上。李德铭的众孙子，都在建文朝廷做过官，参加过“靖难之役”，建文帝流亡朝廷设在宁远后，李德铭众孙子也都回到。李文恭在永乐三年已经42岁，又重新参加科举，考得功名，务服于永乐朝。
除了在下灌建过龙回寺以外，建文帝还在下灌建过一座桥和一个亭，桥是应龙桥，亭是应龙亭。下灌人代代相传，应龙桥是建文帝应文在路过原落驾桥时，掉进到河里，后被村民救起。为方便村民出行，应文便募建了应龙桥，俗称建文桥，又称智眉桥。清初期，应龙桥被河水冲毁，而今只余应龙亭。时至今日，下灌近万人中，仍有数百人知晓，应龙桥又叫智眉桥。而智眉、应文就是建文帝为僧时的法名，而其号则为梅。
（颐和园走了一下）
建文帝的法名为智眉，号为梅，在建文帝自书的墓塔铭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九年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创建大观堡的僧人智眉的墓塔及墓塔铭（见右图），同时也在《宁远县志》中找到了民国时期转述的《白掌塔铭》：“初，披缁慈觉寺，其母为募此山，创立道场，自营宅兆，刻铭塔石。”
碑刻版《白掌塔铭》右数第五行造塔人落款：“臣邓林先有朋造”。一个“臣”字，表明了智眉禅师与邓林先的君臣关系，即智眉为君，邓林先为臣。也就是说，智眉就是建文皇帝。
1.梅和智眉是同一人
龙池寺的“本邑小行德祖梅”亲立了《缘化袈裟记》，副标题“小行德祖梅等题亡代立之记序”一句话，表明梅就是退位为僧的建文帝。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梅与智眉是同一人的原始证据。而碑刻版《白掌塔铭》则明文记录，梅与智眉系同一人。
塔铭上明文写着“李花朱、白掌眉叟亲书”，即智眉自书的塔铭告诉我们“李花朱”与智眉是同一人，而“李花朱”三字就是“梅”。我们这样讲有两个理由：其一，“李”即桃李杏中的李，“李花”就是指李子树花，其花呈白色，大小与梅花相似。“朱”即红色，李花变红，其实就是梅花，即“李花朱”三个字表达了梅的意思。其二，智眉去世前，请来了一位接管其慈善机构和住房的人，他就是梅母堂村的始祖李德胜。梅母堂族谱《李氏族谱》对李德胜被智眉请来后，命名智眉和他母亲住村名时写道：“以龙门高隐拟之，因偕其弟子贤公迁居于斯……名其宅曰梅母堂。”这一说法与《白掌塔铭》中的“其（智眉）母为募此山，创立道场”相吻合。“其”指梅即智眉，母指智眉之母，堂指高大的房屋，“梅母堂”的意思就是指智眉和他的母亲住的房屋。道光年后，村名被改为梅木塘。
（明成祖陵碑）
2.智眉创立了大观堡
县志版《白掌塔铭》写道：“初，披缁慈觉寺，其母为募此山，创立道场”，即智眉创立了慈觉寺。碑刻版《白掌塔铭》则用“一世慈觉山白掌智眉禅师塔”来表示智眉创建了慈觉寺。慈觉寺其实就大观堡、柏晚成。大观堡是以其雄伟壮观而命名，柏晚成则是以慈觉寺的纳税户名来命名的。碑刻版《白掌塔铭》中“业主柏晚成”，就表示白掌塔的产权属柏晚成即大观堡。
在大观岭地区，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证明大观堡与柏晚成是同一建筑：“香花井，桂花亭，上下两座柏晚成……”香花井即大观堡东门外30米许的水井，当年堡上人到井里挑水的石板路至今保存完好。桂花亭即白掌塔东南200米许的凉亭。香花井附近的城堡为上柏晚成，即大观堡，桂花亭附近的白掌塔则为下柏晚成，即智眉禅师下葬之处。
3.“别碑”揭示了智眉禅师就是建文帝
碑刻版《白掌塔铭》是智眉亲书的：“李花朱、白掌眉叟亲书”。其中有句“余位名目另树别碑”，它的意思是：其他几位创立慈觉寺的人，另外树块碑以示纪念。智眉何以称此碑为别碑呢？那是因为，他在创立大观堡之初已经立了一块碑叫《乐善堂章程》，智眉要求在他去世后，在《乐善堂章程》旁另外再立块碑，作为这块碑的附碑（补充条款），故称“别碑”。
《乐善堂章程》包含了《施絮章程》、《施棺章程》和《公议章程》三个章程共十一条，都是慈善救扶条款，故称“慈”。“http://baike.baidu.com/view/3946.htm" \t "http://baike.baidu.com/_blank佛”的意思是“觉者”。法华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觉者、知者，对迷名知，对愚名觉。”智眉禅师是一个和善、仁慈的觉者，所以其创立的大观堡又称慈觉寺，与朱元璋早年出家当过和尚的皇觉寺取名是同一个道理。
智眉禅师去世后，继承大观堡和梅母堂的李德胜，别号“继观公”。他依照智眉的要求，在《乐善堂章程》主碑后另附了“别碑”，其全文如下：
一经理人每年五月十六日，
圣帝之寿诞，为同人之嘉节。首士齐集，虔诚致祭。
是日，结数粘列清单，经管人于
圣位前鸣誓，以释群疑。鸣誓□乐善必垂诸久远，
非鸣誓不足以齐心，无誓不足以服众，且不为
后之经理者鉴。经管者永远依此奉行，庶历久而无弊。
誓词 维
皇上御极之 年岁次 月 日 等谨以
牲醴香楮之仪致誓于
二帝神位前曰 惟
二帝职司阴鉴
泽被生民，普察人间善恶，严行
上帝褒诛无微不 烛、有隐必彰。前首事杨依义、王履
衢、李王衡等创立乐永堂，公举上经理堂事。矢怀必
正、必公、度务则宜、动宜谨慎，出入必有恒
数，日用必守成规，不敢冒数鲸吞，藉善渔利。
如有等情，上遭
天谴，下惟
神诛，家必勿昌。身其永堕，惟
神有灵，其鉴察之。敢告！
在这块“别碑”中，智眉禅师被称为“圣帝”、“皇上”和“二帝”，智眉禅师的灵位被称为“圣位”和“二帝神位”，慈觉寺的创立者也全部公示：“前首事杨依义、王履衢、李王衡等创立乐善堂，公举上经理堂事。”智眉禅师乃明朝第二帝的真实身份在碑铭中得以一览无遗。明朝第二帝乃建文皇帝，这是包括朱棣在内想否定也否定不了的。“别碑”虽不是建文帝亲立，但是他授意而立，而且“别碑”作为他生前所立碑的附碑，这与他亲立的碑基本没有两样。
（嘉靖皇帝陵碑）
4.永远用洪武年号纪年
《乐善堂章程·别碑》规定每年祭祀二帝的时间都是五月十六日，这正好是朱允炆登基成为皇帝的纪念日。起誓时，规定了永久不变的誓词：“皇上御极之 年岁次 月 日 等谨以牲醴香楮之仪致誓于二帝神位前”。这里的“皇上御极”是指智眉皇上，还是泛指起誓时在位的皇上呢?怎么争论也不如让事实说话。慈觉寺的接管人是梅母堂李氏始祖李德胜，是泛指还是具指，李德胜应该最有发言权。
翻开梅母堂手抄谱，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所有明代生殁的人，都是用洪武一个年号来纪年。例如：“德兴公（李德胜兄长）：原命生于洪武三十七年（永乐三年）……祖妣彭氏凤娘：原命生于洪武四十三年（永乐七年）……继妣何氏玉娘：原命生于洪武壬子（洪武六十六年即宣德七年）……殁于洪武戊已（洪武一百二十九年即弘治十年[1497]）……”无论是永乐、洪熙，还是宣德、正统，又抑或是景泰、天顺、弘治等，甚至是到了崇祯，梅母堂族谱一律使用洪武纪年，而到了顺治、康熙、雍正及以后却又用在位皇帝年号纪年。这明显是对朱棣及其后裔皇位的正统性不予承认，也反映了碑文中的“皇上御极”是指智眉皇帝御极的时间。
朱棣夺取建文江山后的第四天就在南京登基做了皇帝，并下诏：今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皇帝的年号，并朱棣硬生生地改为了洪武。那么历史上的洪武就包含了两任皇帝，前洪武，指朱元璋，后洪武则指朱允炆。这种称呼法，在宁远平田欧阳氏谱中也可见到：“后洪武初（建文元年），复故土。”也就是说，梅母堂村的洪武纪年，其实是为了纪念把他们请到该村的智眉禅师朱允炆。
（来个座位卡做纪念）
四 《白掌塔铭》里藏着朱棣苦心寻找的传国玉玺下落
（一）《白掌塔铭》序解读
《白掌塔铭》序称：“说幻，示此幻轮。离幻说幻，吾不得名。溪声是舌，山色即目。李花朱、白掌眉叟亲书。”这二十二个字的序，都是佛说禅理。它的基本意思是：谈说佛理就看这个法轮吧。《圆觉经》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但我还是没有完全参透。此处潺潺的流水声就是我说法的声音，这里的青青山色就是我的法眼。最后一句表明，智眉禅师就选择这里作为他的幻化之地。
这段小序的落款有些特别，“李花朱”三字顶格书写，并与“说幻未此”四字长度一样（见图）。这里面难道有什么秘密吗？明史专家、浙江师范大学历史人文学院龚剑锋教授对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1.这七个字，按“幻轮”的方式来读，序言中是有提示的：“说幻，示此幻轮”。幻轮即法轮，即这段文字要按法轮的方式来解读。右下图即为法轮，是佛教的标致。
2.先读“说”，然后读“朱”，再读“李”，第四读“示”，第五读“幻”，第六读“花”，第七读“此”。即按“说朱李示幻花此”来读。
3.将“李”折分为二字“木”和“子”，再将“木”与“示”合为一字为“标”，“示”由“子”替代。“说朱李示幻花此”则变成“说朱标子幻花此”。朱标的长子，不是建文帝朱允炆吗？智眉就这样将自己是朱标的儿子的身份暗示出来了。
4.旧时对长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就连写文章，也要避免要长辈的名字中的字。凡夫俗子写文章就换字，或少笔来书写此字。而释教则可用拆字、合字来表达。这也符合佛学禅语。
（二）《白掌塔铭》暗示：建文帝手中失踪的传国玉玺可能就藏于墓穴中
朱棣把建文帝从南京城（当时叫应天）赶走的第四天，就登基称帝，废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朱棣做了皇帝，但他手中缺乏从父皇那里起传的传国玉玺，就注定要被人骂为“窃国纂位”。为了不被世人唾骂，朱棣便遣郑和下西洋，遣胡潆以寻张三丰为名暗寻建文帝十数年。可终其一身，他也没有得到这件宝贝，这件东西去哪里了呢？建文帝自书的《白掌塔铭》，对传国玉玺的去向有了暗示性的交待：埋进了白掌塔！
县志版《白掌塔铭》中明文记载“自营宅兆”，意思就是墓地风水及墓地建造都是智眉自己来做的。而智眉自书的碑刻版《白掌塔铭》在表示这层意思时，用的是“堪舆：郑尔玉（字） 廷章”。堪舆，就是看风水的意思。其中“尔”字用的是古草书，今简体字“尔”，而不是古繁体“爾”。即郑尔玉与智眉为同一人。既然智眉是建文帝，那么“郑尔玉”也就是建文帝。正如“李花朱”表示“梅”一样，“郑”音同“朕”，“尔玉”上下结构合为一个字为“玺”，乃皇帝之宝、朝廷大印。把“郑尔玉”释读为“朕玺”，是“廷章”二字给我们的灵感。一般来说，字是对名的解释，“廷章”也就是朝廷印章，与“朕玺”（郑尔玉）正好相吻合。“堪舆：郑尔玉（字）廷章”暗示：智眉在这里为传国玉玺找了块风水宝地。
五 永乐及其接班人让建文帝“被死亡”和“被失踪”
朱棣进入南京的当天，就宣布建文帝朱允炆“阖宫自焚”了。四天后朱棣登基做了皇帝，并下诏书：“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朱棣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就把一个活生生的建文帝给变成了“活死人”，把四年宽政解严霜的建文朝从历史上给革除了。
朱棣取得了首都应天，也做了皇帝，但并等于幅员辽阔大明帝国一夜之间就全归属了新皇帝朱棣。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收拾建文帝的旧山河，收编真正的建文勤王军和地方政权，或同化、或消灭那些反燕势力，以达到建文帝“被死亡”、“被失踪”的效果。
李闻举等建文旧臣把建文帝救到湖湘，并有流亡政权，在建文控制区这是尽人皆知的。朱棣对建文帝有流亡政权一事，更是心知肚明。也就是说，从建文四年六月到永乐三年，大明帝国有两位皇帝同时存在，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发号施令。但随着时间的拖延，此消彼长，建文控制区越来越窄，最后自动退位隐惹江江湖，致使救主有功的李闻举也只能成为“一时之伟人”。
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并没让聪明的永乐皇帝变得六神无主，当然，他不能承认那是建文建权，因为他就早就宣布建文帝死于“宫中起火”。他只能说那是“蛮民啸聚劫掠”，是受建文思想蛊惑的“反革命分子”。朱棣既然是皇帝，也就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正史编纂权，他想怎么编历史就怎么编，把那些与建文踪迹沾边的资料统统烧毁。
时，江西庐陵县民有啸聚刼掠者，江西三司奏请发兵讨之。上曰：“此无能为患，而官军一出，必伤及善良，但遣一使持勅谕之可也。” 遂遣行人许子谟赍勅谕曰：“昔我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首得江西，资其供给，以定天下，三十余年，屡加恩泽，民皆乐生。近建文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祸连岁，军需百费皆出于民，科敛诛求日甚一日，有司又不能抚恤，棰楚横加，嗟怨盈路，民不聊生，无所控诉，致有潜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也。念其所自亦可矜悯，朕即位之后一切罪犯悉赦不问。今为天下主，谨守成法，嘉与百姓，共乐治平，独尔等未复本业，因而刼掠郡。臣奏请调兵剿捕，朕恐兵戈所加，误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赍勅谕尔，宥尔之罪，其即各复原业，永为太平之民，如执迷不悛，发兵讨罪，后悔无及。”
江西庐陵对建文帝的勤王行为，被成者为王的朱棣说成了“独尔等未复本业，因而刼掠郡”。永乐三年建文帝自动放弃皇位，皈依佛门，反而使朱棣为难了：没有了政权，目标小如缝衣针，可传国玉玺还没到手，现在再去寻找，岂不是大海捞针？于是就出现了朱棣遣胡潆以寻张三丰之名，隐察建文安在；又遣郑和下西洋，暗寻建文踪迹的系列的行动。
不要认为朱棣重修《大明在祖高皇帝实录》和修纂《永乐大典》是出于好心，他的出发点是删除那些对他不利的东西，毁灭建文踪迹的一切信息，让建文帝真正成为“被死亡”和“被失踪”。也就是说，建文帝的丝毫信息都是朱棣及其继承者人为地抹掉的，最后使这之成为中国明史第一悬案。
结 语
李闻举所著《闻举公序传》，直接明确地载录他本人是救出建文帝的首席功臣，并成为建文帝流亡政权的“膳夫”，其史料形成于永乐八年之前。建文帝梅在龙池寺立的《缘化袈裟记》在时间上又早于李闻举的《闻举公序传》，明确清晰地载录他在湖湘宁远逊国为僧了。《白掌塔铭》、《乐善堂章程·别碑》、《龙回寺记》、《杨氏族谱》等无不证明建文帝最终归隐到了湖湘永州。其史料之早，内容之详实，堪称明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