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看病，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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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得皇太后高氏赏识，东山再起，出任杭州知府。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在杭州做官。
谁知，刚一到任，杭州就遭遇了严重的水灾。水灾过后，晚稻刚刚插下，杭州又闹起了旱灾。一涝一旱，当地的米价蹭蹭上涨，百姓的温饱问题很快就成了苏轼上任后的大难题。
祸不单行的是，受旱涝影响，瘟疫在灾后迅速蔓延开来。当地百姓贫病交加，饿殍遍野。一时间，杭州从人间天堂变成了人间炼狱。
苏轼赶紧向朝廷求援，并迅速组织灾后重建团队，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
为了尽最大可能救助没钱看病的底层百姓，防止瘟疫扩散，苏轼自掏腰包，用自己的私财与州府的公帑合资盖起了一座临时的“病坊”，并交由附近的寺院管理。
按照苏轼的规划，新建的病坊由政府统一出资安排医师坐诊。病人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可在病坊中得到免费治疗。同时，病坊还承担受灾地区百姓的粮食救助工作。
经过苏轼的有效治理，杭州的灾情很快得到了缓解。而这座病坊在苏轼离任后，仍旧发挥着重要的疾病防治作用，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安乐坊”。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苏轼建立安乐坊的善举，竟在无意中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合营医院。
今天，很多人认为，中国最早的医院出现于西医传入国内之后。诚然，中国现代医院的雏形确实诞生于19世纪，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医疗体系”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
当时，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蒸蒸日上。管仲在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齐国全民医疗体系的建设。
据先秦著作《管子》记载，管仲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立了官办医院“养病院”，专司免费收治聋盲、喑哑、跛躄、偏枯等五大类残障人士及精神病患者。
管仲这种先进的医疗保障思想，很快在各国间推广开来。
借鉴齐国对国民疾病医疗的先进经验，远在西方的秦国很快也打出了自己的特色医疗品牌“疠迁所”。秦国的医官们以为，疾病的防治不仅在于医有所治，更应该从源头上阻截其传播路径。疠迁所实际上就是秦国为收治麻风病人而专门建立的官方防疫场所。
麻风病具有一定传染性，患者在发病后会出现皮肤破裂、溃烂，毛发脱落、身体器官移位变形等症状。在古代，麻风病几乎人人闻之色变。
在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记载了一个伍长向官府报告手下有麻风病的案例。官府的医师接到报告后，即刻前往衙门进行现场查验。在判定该名军士为麻风患者后，官府迅即将此人遣送至设在荒无人烟地带的疠迁所，定点监视居住。
这还不是最惨的，据另一片云梦秦简记载：“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疠所定杀。”可见，为了防止麻风病扩散，被转移到迁疠所隔离定居的人不一定能活下来，可能会被处死。像这则案例中的“甲”，犯了一种名叫“完城旦”的罪名，需要剃光头发，为秦国戍边修城四年，结果不慎患了麻风，罪上加罪，在秦国严苛的刑罚判决中，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齐国的养病院，还是秦国的疠迁所，在当时的条件下都具有先进的时代意义。
只不过，在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诸侯王们更关心的是军队战斗力，以及军力背后的医疗支撑。
各诸侯国间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双方开战前，需立即征用当地豪强富户家的房子用作临时战地医院，由各国的士大夫家族负责妥善安排士兵看护治疗。
士兵伤病期间，按规定可在士大夫家免费获得酒肉充饥，补充营养。为了监督士大夫一家是否严格执行伤兵体能恢复工作，官府还会定期派员到现场检查指导，直到战争结束。
但凡有士兵在伤愈后悄悄当了逃兵，又或者有部分偷奸耍滑之辈装病跑到士大夫家骗吃骗喝，负责照顾的一方及士兵本人，通通将处以重罪。
可以说，秦国在诸侯国兼并战争中最后胜出，军队医疗保障模式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朝统一天下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秦始皇表现得十分惜命。在他的思想中，个人的长生不老与帝国的长治久安一样重要。
在秦始皇前往泰山封禅后，方士徐福受命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东渡出海，为皇帝求取长生不老药。海上变数很大，徐福团队第一次出海并没有遇到什么仙人神药。
据徐福交待，此次出行他遇到了海神，并向对方奏报了秦始皇的本意，可是数千童男童女的礼物太薄，实不足以换取尊贵的长生不老灵药。
明眼人可以据此断定，此乃徐福的谎言，可秦始皇却信以为真，再度给予徐福丰厚奖赏，叮嘱对方一定要尽快寻回长生不老之药。
在成功骗取了秦始皇三次信任后，徐福和他麾下的数千童男童女彻底消失。
由于徐福未能达成秦始皇长生不老的愿望，在后来的“焚书坑儒”中，秦始皇专门对医书“手下留情”。或许，他希望有医家能从中发现长生不老的秘诀吧。总之，中国的医学传承由此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断层。
汉承秦制，中央设置了太医令丞，负责统筹整个大汉帝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从汉朝开始，官方的医疗体系分别隶属太常和少府统管。在太常之中，被征调上来的御医负责管理每次医生出诊后开列的药方，建立档案，并在原有的药方基础上，进行药物实验，研制新药方。而少府则专门负责为宫廷贵族进行实际诊断，开列药方，类似后世的侍御医。
由于西汉年间实行的是郡国分封制，各诸侯国也相继上行下效。为了让自家医生的技术能媲美宫廷，诸侯王们也是颇费心血，汉文帝的侄子济北王刘兴居、淄川王刘贤就曾派遣专人到名医淳于意那里求学针灸和按摩。同时，各王府高薪聘请当世名医，为自家亲属的健康保驾护航。
对于当时鼎鼎有名的医学家淳于意，诸侯王们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收为己用。而淳于意一心想要在医学研究上比肩扁鹊、文挚，压根没把诸侯王的邀请当回事。结果，诸侯王们蓄意罗织罪名，淳于意被捕下狱。
按照西汉的律法，淳于意之罪应判“肉刑”（一种类似于宫刑的刑罚）。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知道父亲被人冤枉，因此以“鸣冤”的方式上书汉文帝，希望以自己入宫为婢的代价来拯救父亲。
女子代父告罪，这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汉文帝对此也颇为重视。在得知淳于意的医学成就后，汉文帝赦免了淳于意一家，并下旨褒奖淳于缇萦。与此同时，汉文帝一并废除了肉刑。
虽然西汉的顶级医师们主要服务对象为贵族，但民生医疗仍比先前有了更大进步。西汉末年，史载某郡国内出现一起因蝗灾引起的瘟疫事件，官方处理的方式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说，西汉终于把疫症患者当成人来对待，安排空房，隔离治疗。
汉代的医生，可以分为官医和民间医生。宫廷贵族的日常保健以及刑徒囚犯的健康问题全由官医负责，民间医生则为平民老百姓提供日常治病服务。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据王文涛先生统计，两汉时期至少爆发了50次大瘟疫，其中，东汉的疫疾爆发次数远高于西汉。同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曾回忆他的家族在瘟疫流行时代的遭遇：“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疫病的快速爆发和蔓延，引起东汉社会的警醒。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努力防备着。张仲景等人大量撰写外感病防治医学著作，教授百姓切断传染源，妥善处理患者遗体，避免二次传染。而身为统治者的帝王们，也常常颁下“罪己诏”，并减免受灾地区赋税。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军队首次尝试将疫病防控列入军队常备管理科目中。
延熹五年（162年)，东汉名将皇甫规率领大军在甘肃与羌人作战时，因交通闭塞，瘟疫流行，军中将士死伤惨重。为保住战斗力，皇甫规在军中设立“庵芦”作为救助伤病的场所。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所自带隔离属性的野战军医院。
在皇甫规等将领的监督管理下，庵芦取得良好的成效，并最终辅助汉军大败来犯之敌。
从汉末经两晋至南北朝，虽战争持续不断，官方却不敢松懈医疗事业的发展。为了避免疫症的爆发，北魏政府率先为辖下百姓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
据史料记载，公元470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亲自下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没钱看病不要紧，北魏政府送医上门。
南北朝时期，僧侣数量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怀，且西来僧者多通医术，病人也乐意到寺庙上香、求平安。统治阶层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常给予僧侣诸多土地和福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庞大的寺院经济。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寺庙通常具备治病救人的职能，其运作模式类似于今天的公益慈善型医院。
在寺院普渡众生的同时，南朝官方也不甘落后。在南齐太子萧长懋的主持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慈善医院“六疾馆”正式开门。
与寺院单纯治病不同，六疾馆的馆长萧长懋极重孝道，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六疾馆也承担官办养老院的福利事业。
可惜，萧长懋英年早逝，南齐短暂的安民辅世事业后继无人。
时间来到了唐朝大一统时代。
朝廷专门设立“悲田院”，收治无钱治病的贫民，并为城中百姓提供养老、临时救助等服务。
佛家认为，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施贫为悲田，故名“悲田院”。由于唐代都城以坊为单位进行区隔，悲田院又称“悲田养病坊”。
悲田院所需初始开支，由国家拨付，由僧人统筹管理。作为长期的官营医疗福利机构，悲田院被允许拥有田产，自行生产，维持盈亏平衡。
这种先进的经营理念，与中世纪欧洲“拯救灵魂，医疗为辅”的教会医院相比，无疑更具人性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悲田院的作用更像社会组织旗下的慈善医疗救助中心。
但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当寺院经济强大后，必然引发更多的人“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社会相对稳定时，这倒也不至于让国家经济伤筋动骨。可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猛下跌，藩镇割据，土地四裂。寺院经济的强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唐帝国的正常运转。
中晚唐，唐武宗灭佛，天下僧侣被迫还俗，悲田院的业务一度趋于停摆。后在宰相李德裕的一再坚持下，唐武宗下令从被没收的寺院中拨出一部分田产，以田租作为经费设立“别坊”。由各地长官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自任院长，负责管理原有慈善业务，使民间医疗救助事业脱离宗教影响。
或许正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在杭州救灾的苏轼才想起设置病坊，以解民困。苏轼的成功，最终引起了北宋朝廷的重视。杭州瘟疫结束后，宋朝正式给这座病坊赐名“安济坊”，并将苏轼的救灾经验向全国推广。
事实上，有宋一代，朝廷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济工作还是十分到位的。
作为一个大宋百姓，从出生到死亡，均可享受官方为其量身打造的社会福利。如针对贫家妇女产子后无力抚养，朝廷出台了“助产令”，每产一子，可获补贴银钱4000文。若仍难以抚养，还可至官办“举子仓”中定期领取口粮。万一不幸生了病，平民百姓可到官方设立的“药局”“施药局”等抓药治病，对于前来看病的民众，官方一律采取只收本金、不取利息的付费方式，尽可能地为百姓提供合理的医疗保障服务。
据学者统计，仅北宋一朝，官方颁布的医疗卫生诏令就达200多条。宋太宗、真宗、仁宗、神宗等皇帝更是身怀绝技亲自下场，替王公大臣们看病，并多次命人收集各朝良方，先后编撰出版《太平圣惠方》《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经典医学著作。
然而，对宋朝民间医疗事业贡献最大的，却是一对遗臭千年的君臣组合：宋徽宗和蔡京。
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亲自主持修订旷世医学巨著《政和圣济总录》。该书收集了宋代以前历朝在中医药学等方面研究的重大成果，堪称宋版“本草纲目”。
作为宋徽宗最忠实的臣子，蔡京也不甘落后。他将宋朝民间原有的药局、安济坊、漏泽园等全部整合在一个体系内，由政府统一出钱管理，日常所需粮食皆由常平仓供给。
对于像安济坊这种专门为百姓看病的“公立医院”，蔡京专门设计了严密的监督和奖惩制度。凡受聘为安济坊医师，每人发给一本“手历”，要求医生妥善保管。这本手历，除用于记录病人的状况，还可作为每一位医生医术是否高明的评判，并用作医疗事故追责档案。
万一不慎发生医患纠纷，蔡京还为患者提供检举诉讼通道。老百姓可向地方衙门提交诉讼，由衙门会同地方刑狱司处理案件，遇无法断案者，可报送御史台纠劾。
可惜这对默契的君臣组合，并未延续多久。随着金兵南下，很快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作为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封建王朝，元朝横跨了欧亚大陆，多民族融合让这一时期的民间医疗体系呈现不一样的特色。
初来乍到的元世祖忽必烈，起初在中原沿用了宋朝的卫生医疗机构，在其他占领区则设立广惠司负责看病治疗。
随着蒙古铁骑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波斯的花剌子模王朝灭亡，元军的俘虏中多出了许多阿拉伯的技术人才。此后，元朝开始引入希腊、阿拉伯等西方医术，延请阿拉伯医生，配用回回药，在疆土之内设立“回回药院”，为不同地区的贫苦人士提供帮助。
值此中西方医学文化融合之际，有记载称，欧洲人弗兰克·依塞曾于13世纪下半叶在元大都城内开设了第一家“西医医院”。
到了明清时期，仍旧沿用宋朝的民间医疗保障体系，在地方设立“惠民药局”，作为官方唯一的公立医疗保障场所。明太祖朱元璋特别要求，惠民药局需深入到乡村一级，做到从根本上解决就医难问题。
但庞大的惠民药局体系，如同分布在全国的军事卫所，给养是个大问题。明朝的解决办法是，让惠民药局自力更生——通过倒卖药材，实现营收平衡，成了惠民药局的常规操作。
必须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各类药材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布不均状况，再加上战争、交通不便、商家哄抬物价等诸多因素，价格波动时有发生。据《东北三宝经济简史》记载，明初至嘉靖时代（1368—1566），一斤人参的价格仅银一钱五分，到了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人参每斤已需银十六两，北京等地甚至飙升至每斤二十五两。在此情况下，大部分惠民药局处于亏损状态，倒闭只是时间问题。
晚清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逐渐进入内陆。如同当年的佛教僧众利用寺院救助百姓，西医也在教会、教堂的推广下，为乱世中的百姓提供一丝生的希望。西医东渐，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医疗保障体系最终逐步瓦解。
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医者父母心，有医无类或许才是历史传承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