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刊【卷首】：发现地方的自发生长力
今年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从10月起，在媒体界、文化界、教育界，无论何种立场，人们都提出了对他的纪念，纪念文章绵延三个月。
到底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在这样一个大变局时刻，如此隆重地纪念一位学者？
我想，除了他专业上的贡献和人格魅力，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思想呼应了这个时代发展最深层的需求。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所著的《江村经济》就被他的英国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乡土中国》更是走出专业之外，成为当代人理解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后，他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社会学本土化，耄耋之际，还不停在全国各地奔走，通过实地调查，为解决社会问题出谋划策。
在长三角，通过“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梳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而在珠三角，通过“珠江模式”梳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则成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
但他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和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因为，除了经济发展，费孝通还看到了更大的问题，这即是他晚年反复提及的“文化自觉”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上世纪90年代，在一次研讨会上，费孝通遭遇一位鄂伦春学者提出的两难问题：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口只有5000人的鄂伦春族还住在偏僻深山之中，以狩猎和饲鹿为生，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森林环境的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森林日益衰败，已威胁到民族生存。那么，“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
答案是明显的，当然是先保护人，需要“文化转型”，但问题是：怎样转，转向何处？
他发现，这其实已经不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而是现代人或后工业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工业文明已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我们对地球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能源也开始告急……”
这一切，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严峻现实。
因缘际会地，在本期，我们不仅去了中国沿海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珠海，还去了四川西部最薄弱的地方之一——阿坝州黑水县。
在黑水，我们看到，通过教育精准扶贫，从2013年开始，黑水县启动了十五年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其提出的“三融合”理念（即家庭、学校和社会有机融合），不仅改变着无数个家庭，还有一个地方的文化面貌。在这里，人们不再是曾经“走出大山”的武断，“反而和黑水越来越亲了”。
在珠海，这个早在2007年就已实现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城市，我们看到，不但没有很多地方“超级学校”的野蛮发展，而且，一个个局部创新的教育实践正在逐渐汇合，形成了一种“人人都是创想家”的“自觉”。
我们想，通过教育的视角，回顾这两个地方过去四十年的变迁，人文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不仅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或许，也是走向未来最好的通路。
发现教育价值 记录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