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文】潘建国 | 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上】
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上】
潘建国
从1906年至1911年的六年时间，乃是晚清小说最为活跃的阶段，期间数以百计的书局，全面参与了小说从征求、编辑、撰译，到刊载、印刷、传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书局的积极推动和参与，而仅仅依靠文学观念的转变，晚清小说是无法获得现有之繁盛局面的。
晚清小说研究，曾经是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一块较为寂寞的园地，虽然，近十数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变，出现了诸如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1991）、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1992）、欧阳健《晚清小说史》（1997）、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2000）、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2002）等学术专著，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的晚清小说论文，亦难以确数，无论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辨，还是对小说观念演进的阐述，均较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作家作品和小说理论观念两块，而甚少从物质技术因素层面，对晚清小说的撰译、刊载、印刷、销售等环节进行考察。近几年来，讨论晚清小说与报刊杂志之间关系的论文，亦时有发表，但多数因未作深入调查而流于空泛，至于讨论晚清小说与书局之间关系的论著，则仍颇难获见。
事实上，在晚清小说史的演进过程中，物质技术因素，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从1906年至1911年的六年时间，乃是晚清小说最为活跃的阶段，期间数以百计的书局，全面参与了小说从征求、编辑、撰译，到刊载、印刷、传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书局的积极推动和参与，而仅仅依靠文学观念的转变，晚清小说是无法获得现有之繁盛局面的。
当然，古代小说与物质技术之间的关系，并非始于晚清小说，早在明清章回小说身上，就已有所体现，但这种关系，在晚清小说的发展史中，尤显突出。而且，由于明清书坊的材料非常匮乏，章回小说的文本，又大多没有刊载有关出版情况的文字，因此，研究的难度极大。但晚清小说则不同，首先，晚清去今未远，关于印刷、出版史的原始档案与文献史料尚有存留；其次，也是最为重要者，大部分的晚清小说文本，均刊有版权页，保留着小说出版的具体细节；此外，在晚清时期出版的报刊杂志中，也刊载有大量的书局广告与书刊广告。总之，目前所能提供的史料，已足够支持书局与晚清小说演进关系史研究的展开。
本文即以晚清小说的重镇——上海地区为例，依据笔者所获第一手调查资料，分成三个方面，对书局与晚清小说编撰、出版、传播诸环节之间的学术联系，试作论述。
《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
一、书局与晚清小说的编撰
作为出版机构的书局，其对小说编撰环节的参与，主要体现为对小说作家和小说稿源的组织与调控。
（一）以书局为中心的晚清小说作家群的形成。
晚清时期，受西方著作权法的影响，国内出版机构与作家个人的版权意识均大为提高，特别是面对日趋激烈的小说出版竞争，纷纷打出保护版权的旗帜，譬如小说林社、商务印书馆、月月小说社，均曾为其所出版、刊载的小说申请过版权保护，不仅警告其它书局不准转载、翻印，而且还郑重申明，即便是小说作者本人，也不能将作品的版权随意转让。与此同时，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1907年颁布《大清报律》，保护著作版权；上海书业公所也于1906年，进行了全市性的书底调查登记，以明确各家书局的版权。在上述背景下，拥有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对于一个书局的小说出版业务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随着稿酬制的推出与建立，那些依靠稿费度日的职业作家或半职业作家，也希望能够获得作品的出版保证。于是，以书局为中心的晚清小说群开始逐渐形成，其中尤以如下五个作家群体最为重要。
1.以新小说社、广智书局、新民丛报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
新小说社，1902年10月成立于日本的横滨，是《新小说》杂志的编辑、发行机构，负责人为赵毓林，实质主持者乃梁启超。广智书局，1901年11月成立于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同乐里，名义上由华侨冯镜如全权负责，实际上由梁启超幕后主持；新民丛报社，1902年2月成立于横滨，由冯紫珊为名义上的发行人，主编与总撰稿人仍是梁启超。这三者的关系，颇为特殊，它们既各自独立运作，又相互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出版集团。
以其为中心的晚清小说作家主要有：新小说旗手梁启超、小说名家吴趼人与周桂笙、留日学生披发生与红溪生等人。上述作家登载于该集团所属刊物，或由其出版单行本的晚清小说主要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与披发生合译），吴趼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电术奇谈》《九命奇冤》等，周桂笙的《毒蛇圈》《地心旅行》等，披发生的《离魂病》，红溪生的《海底旅行》等。
《新中国未来记》
2.以月月小说社、乐群书局、群学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
月月小说社，1906年9月创建于上海，是著名小说杂志《月月小说》的编辑发行机构，负责人为乐群书局的经理汪庆祺；乐群书局，始设于1906年2月， 1907年，由于汪庆祺染病，无力经营，遂由群学社接盘，负责人为沈济宣。这样，月月小说社、乐群书局、群学社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出版集团。
以其为中心的晚清小说作家主要有：吴趼人与周桂笙、天笑与冷血、陈蝶仙与天僇生等。上述作家登载于该集团所属刊物，或由其出版单行本的晚清小说主要有：吴趼人的《两晋演义》《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黑籍冤魂》《趼人十三种》等；周桂笙的《飞访木星》《妒妇谋夫案》《红痣案》《海底沉珠》《自由结婚》《新厂九种》等，包天笑的《铁窗红泪记》《千年后之世界》等，冷血的《女侦探》《爆烈弹》《杀人公司》《冷笑丛谭》（与天笑合著）等，陈蝶仙的《柳非烟》《新泪珠缘》，天僇生的《孤臣碧血记》《玉环外史》等。
3.以小说林、小说林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
小说林，1904年8月成立于上海，由曾朴、丁祖荫、徐念慈三人合办，创办伊始即以译印小说为己任。1907年2月，小说林又创办小说杂志《小说林》月刊，形成又一个小说出版中心。
活跃在小说林、小说林社周围的晚清小说作家主要有：曾朴、徐念慈、黄摩西、陈鸿璧、包天笑、奚若、吴步云等。上述作家登载于该集团所属刊物，或由其出版单行本的晚清小说主要有：黄摩西的《大复仇》（与奚若合译）《哑旅行》《银山女王》（与包天笑合译）等，徐念慈的《新舞台》《黑行星》《新法螺先生谭》等，曾朴的《孽海花》，陈鸿璧的《苏格兰独立记》《电冠》《第一百十三案》等，包天笑的《秘密使者》《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一捻红》《身毒叛乱记》《碧血幕》等，奚若的《福尔摩斯再生案》（1-4）《秘密海岛》《马丁休脱侦探案》（1-3）《骷髅杯》《秘密隧道》等，吴步云的《一封信》《万里鸳》《女魔力》《彼得警长》等。
4.以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社、小说月报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
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创立于上海，乃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出版机构，自1903年就开始译印外国小说，至1908年完成“说部丛书”100种。1903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主编为李伯元，共出72期，停刊于1906年4月；1910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月刊《小说月报》，截止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共出正刊15期，增刊1期，主编为王蕴章。
活跃在商务印书馆及绣像小说社、小说月报社周围的晚清小说翻译家和作家，主要有：林纾、吴梼、陈家麟、李伯元、王蕴章、许指严等。林纾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其大部分作品均由商务出版，据《林纾研究资料》所列目录，商务出版的林译小说总计有130种，阿英《晚清小说目》共著录商务出版的翻译小说186种，其中由林纾翻译的就多达60余种，约占三分之一。此外，有吴梼的《车中毒针》《寒桃记》《寒牡丹》《银钮碑》等，陈家麟（林纾的主要合译者之一，除下列作品外，尝与林合译小说50余种）的《白头少年》《博徒别传》《遮那德自伐八事》《露惜传》《血泊鸳鸯》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狱》，王蕴章的《钻石案》《碧玉环》，许指严的《堕溷花》《三家村》等。
林纾
5.以小说时报社、时报馆、有正书局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
小说时报社，1909年10月成立于上海，乃《小说时报》的编辑机构，由有正书局发行。有正书局，1904年由狄楚青（葆贤）创办，同年又创设《时报》馆，狄氏本人十分喜爱新小说，所办刊物亦对小说情有独钟。《时报》及《小说时报》连载的小说，大多均由有正书局出版单行本，小说林倒闭后，曾朴将所有的书籍以三千元抵押给了狄氏，因此，有正书局出版的晚清小说实不在少数。
围绕在此出版中心的晚清小说作家主要有：冷血、天笑、恽铁樵、杨心一等人。上述作家登载于该集团所属刊物，或由其出版单行本的晚清小说主要有：冷血的《白云塔》《新蝶梦》《火里罪人》《土里罪人》《新西游记》等，天笑的《毒蛇牙》《滑稽旅行》《销金窟》《一缕麻》《秘密党魁》等，恽铁樵的《豆蔻葩》《波痕荑因》《奇怪之旅行》等，杨心一的《黑暗世界》《虚无党飞艇》《虚无党之女》《秘密党》等。
考察整个晚清小说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五大出版中心，即为刊载、出版晚清小说的主体机构，而围绕在此五个中心的作家，也就是晚清小说撰译的中坚力量。不仅如此，诸如梁启超、林纾、吴趼人、周桂笙等著名作家，他们对于出版机构的重要性，是超乎寻常的。譬如1903年初，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至十月始回到日本，期间《新小说》的出版便陷于困顿，《新小说》第7号（1903年9月）载“新小说社紧要告白”，云：“本社数月以来，牵于事故，出版迟缓，深负读者诸君之盛意。顷总撰述饮冰室主人从美洲复返日本，稍料理杂事，即事著述。今先出本册，其余尚欠五册乃足第一年之数，当于明春三数月内赶紧出齐”，“以慰读者诸君之责望”云云，对梁氏归来的欣喜、鼓舞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月月小说社则聘吴趼人、周桂笙为总撰述和总译述，并将他们的照片刊载于《月月小说》第1号（1906年11月）之首，后又登载多则所谓的“紧要广告”、“特别广告”，声称“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曩者日本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刊名著，大半皆出二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始终将吴、周两人作为该社的最大资本加以宣传，大量刊载他们的小说作品，并给予较为优厚的稿酬。上述小说名家与各出版中心之间，构成了相辅相成、双赢互利的良性关系，共同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此外，晚清上海地区的书局，大多还设有专门的编译所，编译所中的工作人员称撰译员，其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编辑、润色社会来稿，其二、撰译各类小说。由于撰译员已经领受了书局的薪水，因此，其作品刊载、出版之时，往往迳署书局编译所的名称。譬如根据阿英《晚清小说目》的著录，从1903年至1910年的8年时间中，商务印书馆共出版翻译小说186种，其中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竟有90种，占据半壁江山。此外，小说林、新世界小说社、广智书局、小说进步社、改良小说社、时事报馆、集成图书公司等出版机构，均有数量不等的以书局编译所名义译印的小说。毫无疑问，这些默默无闻的撰译员，也是以书局为中心的晚清小说作家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
（二）书局的小说征文及其对晚清小说编撰的宏观调控
相对稳定的小说作家群，给书局的出版业务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仅仅依靠他们，仍然是不够的。书局必须不断获取更多作家的支持和更为丰富的稿源。举办临时的征文活动、实行长期的征稿制度，无疑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策。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拟定具体的征文要求和征稿条件，书局还可对晚清小说的具体编撰，实施宏观调控，使之朝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
根据笔者的研究，上海地区时间较早的小说征文有两次，一次是光绪三年（1877）十月十七日，署名“寓沪远客”者，在《申报》登载广告“《有图求说》出售”，称“兹有精细画图十幅，钉成一册，名曰《有图求说》”，“但图中之人名、地名以及事实，皆未深悉，尚祈海内才人，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另一次是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1895年5月25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登载“求著时新小说启”，称“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雅片，一时文，一缠足”，“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云云。
虽然，晚清小说史研究者，大多对傅兰雅的小说征文评价甚高，甚至视之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两次征文活动均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征文前后历时半年多，却只收到2篇征文，最后只得草草收场；傅兰雅的征文应者颇多，共收到作品162部，但均未合意，其命题立意、情节设计、语言风格，“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而与“时新小说”，相差甚远。
1902年之后，伴随着小说社会、政治、文学地位的不断提升，晚清小说逐渐完成了其酝酿、发展阶段，开始迈入编撰、出版、流通的鼎盛时期，它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而不无巧合的是，此时的上海出版业，恰好也在寻找着一个新的出版热点，这样，两者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撞击出无比璀灿的火花。书局对小说的出版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报刊也竞相刊载小说，小说的社会需求量迅猛扩增。为了能够获得较为充足的稿源，书局频频推出不同要求的小说征文活动，譬如：
1）新小说社在《新民丛报》第19号（1902）刊登“新小说社征文启”，2）商务印书馆在《申报》（1904）登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3）新世界小说社在《新世界小说社报》第2期（1906）登载“新世界小说社敬告著译新小说诸君”，4）月月小说社在《月月小说》创刊号（1906）、第14号（1908）、第15号（1908）、第20号（1908）登载过4次小说征文，5）小说林社在《小说林》第3号（1907）登载“募集小说”启事，6）改良小说社在《申报》（1909）登载“改良小说社征求小说广告”，7）图画日报馆在《图画日报》第1号（1909）登载“本馆征求小说”启事，8）小说月报社在《小说月报》（1911）第2年第1号刊载《本社通告》。此八则小说征文，颇具研究的典型意义：从登载者的身份来看，第1）、3）、4）、5）、8）则分别出自晚清最为重要的小说杂志社——新小说社、新世界小说社、月月小说社、小说林社与小说月报社，第2）、6）则出自出版小说最为积极的商务印书馆与改良小说社，第7）则出自晚清著名的石印画报社——图画日报馆，基本上覆盖了刊载、出版晚清小说的重要机构；就征文的时间跨度而言，第1）、2）则处于晚清小说的发韧期，第3）至第8）则处于晚小说的鼎盛期，恰好显示着晚清小说兴起的全过程。
《图画日报》
小说征文，对于晚清上海地区的书局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书局为应对激烈的竞争而采取的筹稿措施，同时，也是书局参与、调控晚清小说编撰的重要手段：
1.小说征文为书局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稿源。
上述八则书局的小说征文，均无时间限制，刊登之后亦多反响热烈，收效甚佳，为书局募得颇为丰富的稿源。小说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写道：“小说林登报征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都要从头至尾，一一看过，然后决定收受，那是很费功工夫的事。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他的情节、意旨、结构、描写都很好，而文笔不佳，词不达意，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现存晚清小说中，有不少作品、特别是翻译小说皆署名为“某某某译、某某某润”，其中当有不少乃是应征作品。
征文效果最为明显者，当数改良小说社，该社1908年开办之后，曾宣称每月出版十种新小说，但因为缺乏稿源，自1909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新出小说仅1种。6月26日，该社在《申报》登载“改良小说社征求小说广告”，声称“欲借他山之助，不得不为将伯之呼，尚希海内同志，交匡不逮，如蒙以大稿相让，不论文言白话，传奇盲词，或新译佳篇，改良旧作，凡与敝社宗旨不相背驰者，请邮寄上海麦家圈元记栈敝社总发行所，自当酬以相当之价值”云云。果然应者甚夥，截止1909年8月17日，在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改良小说新出版《新水浒》《新三国》《新儿女英雄》等小说，竟达34种之多，掀起了该社小说出版的一个高潮。
2.书局凭借小说征文，对晚清小说的编撰实施宏观调控。
作为晚清小说的策划者、刷印者、发行者及销售者，书局充当着小说作家与小说读者之间的联系中介，它不仅深悉小说读者的口味嗜好，也掌握着小说消费市场的最新动向。因此，由书局推出的小说征文活动，往往会对晚清小说的编撰，产生一定的宏观调控作用，具体表现为：
1）对晚清小说热点题材的引导。
晚清小说种类繁多，基本上均以题材为分类标准，有所谓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写情小说、社会小说等等。据统计，清末民初的小说种类，多达二百余种。毋庸赘言，列入书局小说征文启事的题材，即为当时最热门、最受读者喜爱和关注的小说题材。
根据上列八则征文启事，我们列出了1902年至1908年的热门小说题材：1902年，征求“提倡新学，开发国民”之小说；1904年，征求“教育”、“历史”、“社会”、“实业”小说；1906年，征求“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小说；1907年，征求“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1908年，征求“历史”、“家庭”、“教育”、“军事”、“政治”、“写情”、“滑稽”小说。
很显然，书局征文所倡导的晚清小说题材，显现出从严肃的救国、强国、教育题材，向消闲的家庭、写情、滑稽题材逐渐转移的趋势。小说史研究的结果证明，这一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民国前后兴起并迅速盛行的所谓“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无论是情节、主题，还是语言旨趣，均与晚清小说的初衷大为不同，《小说月报》第3卷第12号（1913）登载“特别广告”，要求应征小说“情节择其最离奇而最有趣味者，材料则特别丰富，文字力求妩媚”，将其与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对读，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晚清小说题材的某种“倒退”，对此，书局无疑应当承担相当的责任，正是因为过度的商业化，导致它们推出的小说征文，无原则地迁就于读者口味及消费市场，最终诱引着职业作家的创作，逐渐滑向“黑幕”与“鸳鸯蝴蝶”的狭隘泥潭。
《小说月报》
2）对晚清小说篇幅的调控。
晚清小说，通常首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再出版单行本，这就必须对小说篇幅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如果篇幅过于长大，就会给刊物带来相当的版面压力，即便是直接付诸出版的小说，其篇幅也不宜过长，否则将给书局带来投资过大、出版周期过长等不利因素，减弱其在小说消费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那么，到底多少长才算合适呢？我们来看书局的征文启事：新小说社要求“十数回以上”（1902），商务印书馆要求字数在2万以上（1904），月月小说社则推出了三个标准，或“长篇不得逾五万字，短篇不得逾五千字”（1907），或“每部以十二、十六回为率”（1908），或“每部十六回或二十回为合格”（1908），统而言之，其篇幅大致在十至二十回之间浮动。这一数字，既然是由书局提出，自应是最适宜刊载出版的篇幅。验之实际出版的晚清小说，结果正相符合：阿英《晚清小说目》“创作之部”标明回数的作品共有220部，其中八回至二十回的小说共136种，约占总数的62%，如果考虑到晚清小说往往分集出版的特点，那么，十至二十回小说所占的比例，无疑还会更高。
3.关于晚清小说的译、著问题。
晚清小说包括翻译小说和创作小说两大部分，其中翻译小说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得风气之先，对创作小说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创作小说何时取代翻译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的主体，此问题迄无细致的讨论。
从上文列举的八则小说征文，第一至第六则，均标明译、著皆收，第七则（1909）明确声称“译本请勿见惠”，第八则亦未提及翻译小说。这一情形表明：1909年前后，翻译小说在晚清社会和小说读者心中的地位，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我们对阿英《晚清小说目》的“翻译之部”、“创作之部”作了数量统计，结果为：
很显然，1909年之前，翻译小说的数量始终遥遥领先，而自1909年始，创作小说跃居第一，1910年两者的差距十分悬殊，创作小说从此牢牢确立了其在晚清小说中的主流地位。其实，这一转变，早在1908年，就已被若干目光敏锐的文人所觉察，譬如“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1908）曾预言：“翻译小说昔为尤多，自著小说今为尤盛。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吾敢信自今以往，译本小说之盛，后必不如前；著作小说之盛，将来必逾往者”。果然，仅过了一年，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此外，书局小说征文所涉及的小说语言、酬金设置等内容，还可为考察晚清小说的文学语言、白话文学史及近代稿酬制度的建立等学术问题，提供许多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前贤于此已多有论及，兹不展述。
（本文选自潘建国著《物质技术视域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潘建国，别署潘酉堂，1969年出生，江苏常熟人，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机构担任客座（访问）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东亚汉籍、古典文献学、印刷文化史等领域研究。已刊著述有《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2005）《古代小说文献丛考》（2006）《物质技术视域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2016）《古代小说十大问题》（合著，2017）《古代小说版本探考》（2020）《纸上春台》（2021）等，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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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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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赵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