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岩：晚清大人物的“小烦恼”
日记文体渊源有自，肇兴于汉，繁盛于宋，逮清蔚为大观，尤为晚清高官所衷爱，“事无巨细，笔之于书”。张剑先生耕耘晚清日记多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于晚清日记整理与研究累有成果。其新著《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聚焦特定文体——私人日记，萃取特殊群体——晚清高官，揭示别样生活——日常烦恼，是一本视角独特、很值一读的著作。
日记，以其私人化而能言诗文所不能言，以其个性化而能书史笔所罕书之事。日记，利于呈现个体生命在特定时空下的真实感受，这是其他文献难以取代的。如《何汝霖日记》，集中记述了何汝霖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乡居守制岁月的所见所历、所思所感。官高爵显的何汝霖饱受着家仆、塾师以及亲朋故旧的折磨与滋扰，日常烦恼不断：有“多言而燥，哓哓不休，令人生厌”“驱之不能，惟有忍气受之”的女仆徐妪；有“丧心病狂”“真令人气闷欲死”的塾师夏家铣；有“无情无理，刺刺不休，令人生气”的侄女婿王某，等等。据作者统计，在何汝霖日记中，“'可笑’一词出现了65次，'可气’一词出现了16次”，其中的大部分，是送给这些亲戚朋友的”（《华裘之蚤》第31页）。诚如作者所说，“何汝霖无所顾忌的书写，让我们看到官员乡居生活的另外一面”（《华裘之蚤》第59页），看到了一个被日常烦恼打败了的晚清高官。
不止何汝霖如此，军机大臣廖寿恒散值归家后亲睹兄长饱受病痛折磨，虽有“显赫之位、名医之方、珍药之奉”，面对疾病无差别的强大杀伤力，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兄长一日日走向死亡，而无奈呼号“伤哉，痛心曷极”（《廖寿昌日记》）。军机大臣鹿传霖更是饱受痔疮、便秘的折磨而直到生命的尽头，作者感慨道：“'吃力’'大吃力’'乏极’'乏甚’'惫甚’'气坠痔发’'卧’等字眼频见笔端，亦可想见其辛苦之状。”（《华裘之蚤》第119页）
如何了解一个古人？一者是参之以史，然史笔往往“微言大义”，失之于简；再者是参之以诗文，又不免受冯梦龙所云“但有假诗文”之困扰。而日记以其特殊的真实性、精细化的文体特点，既弥补了史书的缺漏和隐晦，也不必有遭遇“假诗文”的顾虑。
《华裘之蚤》中的季芝昌，于咸丰二年在闽浙总督任上忽然引疾辞官，时人多有不解。遂有曾国藩《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中的反问：“重任如此，何遽谦让勇退？”以及《清史稿》中的“寻以疾乞休”，并赞其“奉身而退”“见几知止”。因此季芝昌的辞官原因一直被标签式地阐释为“急流勇退”之举。而张剑先生爬梳藏于南京图书馆的六册《季芝昌日记》手稿时，却发现了其“辞官”的真实内情，并非“见几知止”，实因疾病缠身。如其辞官前一年，即咸丰元年接任闽浙总督不久的日记中反复陈述道：“是日秋暑不可耐，体中甚累，灯下了公事数件，就睡稍迟，竟夜不寐，肝疾复发，惫苦异常。”“闰八月九日：夜子正，大病。”“初十日：病势甚剧。”等等。从日记中可看到季芝昌是旧疾复发，并非一时害病，且此次病情复发又来势迅猛，以至奏请调理。然病情并未缓解，如其咸丰二年四月的日记：“十一日：连日体中不快。”“十三日：先邀许巡捕诊脉。”“十五日：以病不能行香。”“十七日：自草附陈病体情形一片。”“二十八日：半夜未寐，虽食药无裨也。”“二十九日：闷怀益甚，心疾较前月尤剧。”缠绵病榻，病情加剧，季芝昌遂于咸丰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奏请开缺。
正是借助“日记”的高清镜头跟踪摄录，《华裘之蚤》将晚清高官们拉回到寻常人的日常生活，将他们的喜怒哀乐呈现于世人面前。诚如作者所说：“时人撰写的日记，则虽视角受限、日常琐碎，但却感性生动、切身关心，恰好能在细节上弥合宏大叙事带来的缝隙，使骨骼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华裘之蚤》第195页）
人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所以个体的一言一行，无不濡染着社会风俗、关联着社会文化、烙印着社会政治。读一部日记，可窥见世间万象。如《何汝霖日记》不仅记录了江宁的天气、水况、自然灾害，刻录了亲朋故旧人情往来的风土人情，还摄录下了地方官场礼尚往来之烦扰、官吏庸碌无能之实况。何汝霖乡居期间的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江宁连遭水患，赈灾救民过程中，何汝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到了基层官员的愚昧与麻木、自私与腐败。江宁北捕厅孙炳炜通判，根本不懂水务，劳民伤财耗资四千余两修筑石闸，然此闸“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使得何汝霖在日记中直呼“孙通判真可恶也，实为在省之蠹”；江宁知府徐青照，为官愚笨，大灾面前，专欲侵挪赈灾款项，何汝霖为此痛心疾首，于日记中一一载录明白：“祥垣、子楚来商稚兰私动捐馀钱万二千。'□’字上改'借’为'提’直欲侵丰备仓公项，必扣留在省，以便算账。闻系挪偿方令亏款也。可恶已极。”何汝霖不禁慨然叹曰：“猝遇奇灾，地方官漠不关心，但图侵挪公项，吏治之坏如此，可恨矣。”其后江宁知府的继任者沈濂，更在赈灾抚恤事宜上“全无人味，毫不关心”，“多方阻挠”，终以“真阴滑人”而登上了《何汝霖日记》中的“恶官”黑名单。
《绍英日记》则生动呈现了清末满洲权贵和民初逊清小朝廷的众生相。如作者揭示了末代皇帝溥仪为争取先看奏折权利而作的努力，“即请王爷传谕奏事处，自明日起将奏折请皇上先看”（民国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前清权贵对主张宣统逊位的庆亲王奕劻痛恨有加，甚至在奕劻死后险些予其恶谥或无谥，“上云：'庆亲王将大清国都卖了，对不住列祖列宗，毋庸予谥。’”。等等。
日记，不仅反映个人生命史，而且潜藏着解读时代风云的密码，隐伏了探究古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对这一点，《华裘之蚤》是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