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友波：绝世独立大盂鼎，长篇铭文能抵一篇《尚书》？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在整理大盂鼎出土及流传的文献资料那段时间里，我想到的总是这几句诗的意象。

今年上博举办的备受关注的受赠青铜鼎特展上，这件潘氏家族捐赠、曾藏于上博、1959年调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的重器，与同由潘氏所捐的大克鼎再次重聚。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青铜重器，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并铸有291字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关于继承文王武王德行和酒鉴的训诫及对盂敬政敏事的勖勉与赐命封赏，足能抵得一篇《尚书》。

大盂鼎正面

大盂鼎背面

当时最是兴盛青铜器的铭拓，每有新出，辄趋而拓之。大盂鼎出土不久即有拓本流传，于是其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最初拥有者的秘不示人，当地县令的巧取豪夺，到原拥有者从市场上重新购回等等，还夹杂着其他种种出土信息的流传。一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大盂鼎及其铭文始终是当时士人学者关注的热点。左宗棠（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在陕西得鼎之后，初拟置于关中书院，后赠予潘祖荫（晚清学者、大收藏家）并最终运抵北京。

潘祖荫曾疑大盂鼎为伪器。陈介祺（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则始终信其为真，不仅给潘氏写信坚劝其收入，还写信给正在陕甘学政任上的吴大澂，让其考察鉴证实物，分析致疑之原因等。又有了吴大澂的验证，这才坚定了潘祖荫对大盂鼎的接受。

陈介祺还曾出主意，让潘祖荫请西安的著名古董商苏亿年办理运鼎进京之事。“海内三宝”之一的毛公鼎就是此人鬻卖给陈介祺的。陈介祺还讲，如果可以得到大盂鼎，以多少件藏器易之，都不为过。“既得此重器，其寻常小品，亦可不必过亟，凡物多皆是累也。” 潘祖荫给吴大澂信中也讲到，陈介祺心醉于大盂鼎，“为之魂飞魄散矣”。而他自己则为筹措大盂鼎进京，清理债务与其他存器，虚位以迎。

当然，大盂鼎值得。陈介祺就说过，大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是真本古文尚书”。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写道：“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应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大盂鼎铭文拓片及释文

完整的青铜器铭文除了记时之外，大致有纪事、颂扬（先王、王及祖先等）及祈福这样三部分内容。其中颂扬语和祈福语大多也是最早出现押韵的“韵文”，且有相当的程式。后来逐渐的叙事部分也出现了用韵，读起来便觉节奏铿锵。

最早是王国维关注到青铜器铭文的用韵并做了初步的整理，著《两周金石文韵读》。其序言说：前贤言韵，皆以诗三百五篇为主，余更蒐周世韵语见于金石文字者，得数十篇。……诸国之文，出商、鲁二颂与十五国风之外。其时亦上起宗周下讫战国，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

后来郭沫若等不断予以增补，至今已整理出有韵铭文近500篇。所以，青铜器铭文应该也是《诗经》的来源，特别是其中的“颂”和“雅”。只是早期铭文的用韵尚未臻规范。大盂鼎是西周早期的器，其铭文的用韵已经很清晰了。如：

取该铭之首尾看其如何押韵。其中王、方，阳部；帮，东部。为阳东合韵。命、民，真部；正、鼎，耕部。为真耕合韵。青铜器铭文韵文的用韵形式，有随韵、换韵、交韵及抱韵等，与《诗经》也很相近。上举大盂鼎铭的段落，前面用的是交韵，结尾的就是随韵。当然也有整篇随韵，一韵到底的，比如春秋晚期的《敬事天王钟》，通篇押阳部韵：

上海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大盂鼎铭文拓本，是吴大澂（清末金石学家、文字学家）题名并作长篇考释、补释的，有顾肇熙（清代官员、曾捐巨资办学）题跋。题跋就记述了大盂鼎到达不久的一次雅聚——大盂鼎运到北京的时间是1874年12月，潘祖荫得鼎以后，举办一场雅聚鉴赏活动，参与者有胡义赞、汪鸣銮、严玉森、王懿荣等，并记载了潘祖荫“赋诗寄谢湘阴公，盖湘阴公捜访得之，由袁而归潘也”。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故以湘阴公称之。袁指袁保恒，是左宗棠和潘祖荫之间的具体经办者。可惜这些雅聚酬酢之作及潘祖荫谢左宗棠诗，如今都不知存于何处了。

大盂鼎铭拓轴吴大澂考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