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四十年」永远的回忆——1977年高考之后的回忆
按语：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四十周年，本栏特推出“高考四十年”专栏。欢迎大家撰写回忆自己的高考岁月、讨论我国的高考制度、人才培养及选拔体制等文章。今特刊廊坊师范学院中文专业78级校友周纪鸿先生的文章，以做首启，期待大家支持。
自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以来，每年的高考录取阶段都是我最后悔的时期。4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自己已从当年的青葱岁月逐步进入老年阶段了。然而，当年高考填报志愿的一刹那，竞然一想起来就心里难过，而且也难对外人讲述。也许写到纸上变成文字，那被揉搓过的心仿佛书页一样会慢慢舒展开来。
其实，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即在1977年。那时我正在山海关老仓小学任教并兼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1972年，我从秦皇岛柳江高中毕业，因成绩很好且在毕业考试作文时，写了《我最喜爱的职业——教师》一文，被当时的语文老师王桂菁大加赏识，而且嘱人将该文抄写成大字报形式，在校园文化长廊的墙上张贴。一时间围观的人很多，我也很洋洋得意。毕业分配时，我就似乎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学校当教师。在干了几个月临时工后，我确感不适应建筑小工的重体力劳动，便于当年的12月26日这个吉祥的日子到教育局报到上班了。
整整5年，我在美丽的小学校园工作。边教学，边练习手风琴，后来达到能够演奏手风琴独奏《打虎上山》的地步。想当年经常登台演出，也下乡到农村或部队慰问联欢。在当时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一架黑色的鹦鹉牌手风琴，给我的青年时代增添了几许甜蜜的回忆和几抹浪漫的色彩。
1977年，听到全国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给我极大的鼓舞和震动。那年我正是大病初癒的疗养阶段。发病原因似乎也缘自于上大学。我有两个叔叔都曾经是名牌大学生，六叔在北京航空学院，即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七叔在唐山铁道学院，即今西南交通大学。我小的时候，父亲还给叔叔寄些钱供他们上大学。这儿时的印象恒久地强化了我也要上大学的愿望。1976年，山海关教育系统有一、两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那是最后一届推荐“工农兵学员”了，机会难得。我年龄，教龄等条件都合适，也填表了，但最终没有走成。据说是被区里的一位领导的儿子给顶了。不久我就病了。先是感冒，紧接着就是心肌炎，再以后是心律不齐。在秦皇岛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一个月夜未见好转。后来就到北戴河河北省干部疗养院疗养。边疗养，边复习，不敢累着，又不敢不复习。在即将考试前夕，我提前结束疗养，奔赴梦寐以求的考场。完全是凭基础，忙忙乎乎就算考完了。大概一个多月后，我的同事张桂兰老师说，“纪鸿，你考上了”。又是体检，又是填表。过了一个多月，结果有个别人陆续接到通知书，我逐渐希望落空，不知什么原因，初选以后未能最后录取。
我暗下决心，从头再来。在经历了一个很短的忧伤之后，我收拾起复习材料，准备东山再起。这期间，我的工作由小学升到山海关第三中学任教。而且还教英语。我高中时学的是俄语，英语几乎是自学的一点点。语法，发音，词汇量，都明显不称职。那也得硬着头皮现趸现卖。1978年夏天高考我又如愿以偿地参加了。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极多。不但我上边的老三届初、高中6届毕业生参加，而且1962年生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理所当然参加高考。我还算不老不少正居中：25岁。
高考成绩下来了，327分。现在看这点分实在太少，可在1978年看还真不少。上河北大学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与我同时参加高考的姜凌涛309分，上的河北师范学院，魏恩祥325分河北大学历史系……可我，我填的重点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普通院校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廊坊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间有个梯度河北大学、河北师大、河北师院中文系，因为生怕这次不录取以后就没机会了，填上后又被我亲手删掉了。
结果可想而知。我几乎是沮丧地接到了廊坊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有6年工（教）龄，按照政策规定上学带工资。于是，我一半失意一半得意地到廊坊这个北京天津之间的小地方上学。
到学校报到后，我被分到中文系78级2班。同学中既有大量河北农村中学的教师，也有原籍京津的下乡知识青年。一打听分数，少数略高过我的，大多数在300分以上不多。有一位刘姓男同学是应届高中生，考了300分，所有志愿全填的廊坊师专。终于感动了录取老师，如今这位同学已经是河北某地市级的纪委书记了。
坦白地说，廊坊师专是全省乃至全国师专中最好的大专院校之一。第一、她是省属师专，由省财政拨款，这就远非地（市）属师专所能比；第二，她是三年制，而大多数地市属师专为两年制；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当时在廊坊师专聚集着一批进京入津而不得的优秀教师。如我的现代文学教师、著名小说家汤吉夫，后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写作课教师，是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苗雨时教授；还有毕业于北大的才子陈涛教授，后调入天津师大，还有后来调到山东大学的李景彬教授，外国文学教授袁伟信，后调入河北师范大学等等。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大学教师队伍是何等壮观。在这些优秀教师门下，没有别的，好好学呗。何况我每个月还有37元钱的工资。一年后涨到42元。那时的级差只有5元钱啊。凭这，我几乎成了全班中的“贵族”！至1981年，我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学完了中文系本科四年的课程。令人欣慰的是我的母校廊坊师专已于2000年升格为廊坊师范学院。
1981年，专科毕业后我被分配至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厂职工大学。大专毕业教大专，显然是不行的。1985年，我又考取了河北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经历了三个寒暑假的多次面授、考试，1988年6月获得本科毕业文凭，并通过外语考试合格，获得了河北师范学院文学士学位。因为我77年考试失手，78年考试填报志愿保守的一念之差，害得我多考了多少次试我也记不清了。好在，我由于苦读不辍的钻研创作，1988年在我取得本科学历的同时，又破格评上了讲师职称。这相当不容易。与我同在一个单位的77级大连铁道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也没有评上讲师。
似乎对今天的知识经济有所预感，我的求学经历仍在继续。1990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特推荐我赴辽宁大学中文系乌丙安教授主持的民俗学研究中心进修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并得到秦皇岛市文联和职工大学校长行政和财政上的支持。这一年学习机会非常难得。我不仅能在“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1953年的研究生、辽宁大学著名教授乌丙安门下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而且拥有一批正规研究生同学和来自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留学生同学。虽然一年时间太短，但收获还是巨大的。我在辽大写的一篇论文《对建立中国民俗批评学的几点思考》后来在《北京社会科学》杂志全文发出，而我与编辑完全不认识，全凭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值得骄傲的呢。1991年夏，我离开辽宁大学的时候，由我任执行副主编的《山海关风情》一书，也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一版发行两万册。
从辽宁大学回来是个契机。当时职工大学即将“寿终正寝”。我抓紧联系并于1993年底调动工作，1994年3月5日调入海关总署秦皇岛海关学校任高级讲师。当时学校也不缺语文老师，校领导是从上海海关调来的杨延林校长，他非常爱才，并且力排众议，坚持把年已40岁的我作为人才调入海关学校人事处工作。我边做行政工作，边教写作课，逐渐走上领导岗位。2002年，我从秦皇岛海关学校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又调入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工作。此时，我完成了从教师到国家机关公务员身份的转变，一家人也从秦皇岛这个地级市调入直辖市天津。一晃，我到天津已经15年了。我从不熟悉海关，到逐步熟悉海关，并先后出版了《海关，我的行走与思考》和《海关，我的足迹与手记》两本书，其中一版发行7150册。我非常高兴。要知道，很多人出书是自己花钱的；而我的书不但自己不用花钱，还有稿酬收入，这也是令人高兴的呢。这几年，我偶有文章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去年著名作家汪兆骞《以浓缩于时空里的情怀》为题，对我的书给予评论，发表在5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一想起这些，我还有什么后悔的呢？
在天津，我能够经常见到自己的恩师汤吉夫老师，也经常到图书馆，阅览室、天津图书大厦看书学习，还时常拿着惠民卡在中国大戏院、天津大剧院、津湾大戏院，欣赏中外名剧、芭蕾舞等。每月拿着7500多元的退休金，享受着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闲暇时看看外孙子，真有一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哟。
2016年，是我们毕业35周年。我和同学们组织了同学聚会，我到汤老师家邀请年已80岁的汤老师。校领导、文学院的领导以及一些健在的恩师出席了我们的聚会。我的师弟78中文1班的翟暾说，“廊坊师专是我的贵人”。我和大家都很认同他的观点。我们77、78级的很多同学，都是从廊坊师专这所平凡的学校出发，扬起自己生命的风帆。我们从心里感念廊坊师专……
作者简介：周纪鸿，笔名周继鸿，河北省唐山人。文学学士学位，三级关务监督。1972年参加工作，任教师。1978年至1981年在廊坊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1987年破格晋升为讲师。1990至1991年在辽宁大学师从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攻读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1994年3月调入海关总署秦皇岛海关学校任高级讲师。1999年起先后任秦关校党办主任、办公室主任。2002年8月调入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历任副调研员、干部监督处副处长，研究室负责人（正处级）。兼任天津特派办海关学会秘书长、《海关研究》特约撰稿人。系中国民俗学会、河北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苑絮语》、散文集《山海语丝》《海关：我的行走与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