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桂萍：张锦池师晚年生活素描

像所有步入晚年的普通人一样，张锦池师的目光越来越温和，笑容越来越慈祥，行动当然也越来越迟缓。帕金森症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看和写。这对他而言应该是最致命的，因为他的晚年人生始终都在重复着一个念头：完成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考论，实现恩师吴组缃先生的嘱托；而当时，只有《红楼梦考论》、《西游记考论》正式出版了。

张锦池先生

面对难缠的帕金森症，我们并不知道老师曾经历过怎样的纠结、徘徊，或者痛苦。这种病衰之态还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张老师已经在进行《水浒传考论》的撰写了。他会跟每一个去看他的学生认真讨论目录的设置、章节的修改，以及具体的撰写内容。他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思路讲出来，一面思考着一边讲，而师母则往往主动凑过来，担当记录员。2012年夏，老师因微恙入院一星期。我去看他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床头拿起一小块报纸，郑重地说：“你念一遍。”我不解地看那一条从报头撕下来的纸片，念了上面参差不齐的几行字句，不过是一句话，一句修改《水浒传考论》某一篇中某一句的文字，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让师母临时记录在报纸空白处。我念过后，他又说了先前的句子，问我：“你说哪一句更好？”哪一句都好，这样的心血之作哪能不好？我内心哽咽，一再点头：“修改过的更好！”于是他满意了，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又继续有关这部书的其他问题。

张锦池先生手稿

这其实就是张锦池师晚年生活的常态、全部。《水浒传考论》于2014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们都悄悄向师母进言：“老师身体越来越不能胜任书写，头脑也不如以往机敏，还是劝他颐养天年吧。”每一次，师母都无奈地摇头：“我说不动他，还是你们劝吧。”于是，我们谨慎地含蓄地从各个角度试着劝说张老师：三大考论的完成、出版已经很不容易了，身体第一；师母虽然是位医生，但年事已高、身体欠安，不能总劳动师母当秘书了；《三国演义考论》工程巨大，如果一定要完成，可以跟关四平师兄合作。张老师的沉默，让我们的劝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纷纷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长期随侍左右的关师兄善解导师之意：“如果阻止他写作，他的身体将会更糟。”于是，他又开始了自己与自己的战斗，直到2016年2月《三国演义考论》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水浒传考论》，张锦池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37年出生的张老师今年虚度八十岁，又因为“四大古典小说考论”出齐，又因为后两部是在帕金森病魔日益侵害、身体日下的情况下完成，又因为他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做出的卓越贡献……无论怎样，给老师过一个隆重的生日并总结他的学术成绩都是应该的，可是张老师明确拒绝了。他说：“我从小是个孤儿，没有党和人民培养我，让我吃上饭，上了大学，哪有我的今天。我每天都在过生日。”无论以怎样的理由劝说，他都不为所动，众多弟子只能面面相觑。在边陲之地勤苦工作一辈子，为东北地区的学术发展奉献了一生，又拥有众多等待在天南海北为他祝寿的弟子，而没能给老师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生日，或许只能成为一个如鲠在喉的的亏欠了。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很坦然，也很高兴。他说：“四大考论完成了，我可以见吴组缃先生于地下了。”

《三国演义考论》，张锦池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学术，或者更具体点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是张老师生命的唯一，是他生活最美的景观，是他始终视为理想的人生追求，越到晚年越清晰，越到晚年也越执着。他曾在蜗居中完成了《红楼梦十二论》，奠定了以红学家身份走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后来又转攻《西游记》、《水浒传》等其他古典小说名著。当年李希凡先生以“文献、文本、文化整合一体”来概括他的研究方法，让他对自己的学术理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定和坚持；而借助名家名作来实现这一理念，是张老师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的学术著作充满魅力之所在。辨难解惑的质疑之念，重在文本的细究之思，爬梳习见文献的智慧之眼，都给了他建构新的学术话语的勇气和自信，而吴组缃先生的嘱托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始终在引导他激发他鼓励他，让他一次次开始与自我的战斗，并最终收获丰硕的成果。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作为弟子之一的我，或许永远不能真切表达出对老师的准确理解，即便只约略体会到了一种力量，即便这种来自心灵的动人力量足以让我受用终生。我理解，张老师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其实是一种心灵力量的自我战斗，是对围绕他的一切非学术因素，是对他的身体，也是对自己可能有过的放弃抑或悲观。他曾多次说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自信的给人以乐观和力量的人格无比宏大的“师者”。他是一位有着凡人喜怒哀乐的人，也是一位饱经命运风雨洗礼的人，更是一位百折不挠信念坚定的人，明乎此，他内心力量的强大、始终强大，无法被窥视却不能不被感知！

张锦池先生与作者等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 。

作为弟子，老师的晚年、老师的衰病，也让我们有机会真正感受到了他的温和与慈祥。他曾经投射在学生身上的严厉，甚至偶尔的凌厉，都因为晚年、衰病被逐渐化解，甚至凸显为一种英雄的气质、“烈士暮年”的壮美。至今还记得他每一次有言或无声的批评，还能回忆起每逢周五上课我的周四牙痛病，当然也不能忘记博士答辩时他望着我时紧张而期待的目光。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当时难堪甚至是痛苦的感受，正在逐渐置换为我们爱老师、师承老师的力量，并在如今无比温情的回忆中释放出、凸显出强大的一面。我们都懂得，张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强大，他对学生的期待永远如同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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