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在华巡展
长按二维码订阅《中华读书报》
从美国宣布撤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频繁与阿富汗的朋友联系。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展览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等部门的朋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社交媒体关注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成了这几个月几乎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里，大家也回忆起在展览过程中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曾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完全没有语言、习俗的障碍，甚至一度我成了“阿式英语”专家，对带着浓浓的波斯语和普什图语口音的英语毫无障碍。那是2017年，我正和日本的黄山美术社合作，引进一些日本的展览，后来通过日本原文化厅长官的引荐，我们接手了在故宫举办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巡展。这个展览曾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里举办过，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展览在中国引起的轰动一点也不比在其他国家少，毕竟一个从来只能在新闻中看到、向来跟战争密不可分的国家，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是那么陌生而神秘。虽然很久以来有不少中国人到阿富汗做生意，可几乎没有中国人去那旅行，即便从新疆坐飞机到阿富汗并不多么困难。
因为国际社会普遍的陌生与误解，许多人都将着眼点放在了阿富汗的贫困、战乱和落后上。然而我通过这次展览与许多阿富汗博物馆界、考古界和新闻界的工作者成了亲密的朋友，发现他们聪明，有礼貌，而且非常体贴、善良。印象最深的是阿富汗的女性工作人员，她们的英语都很好，教养和学识都很不错。虽然一开始有一点拘谨，但是熟悉后她们也会和大家一起说笑，甚至开玩笑，这完全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阿富汗女性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和博物馆的年轻男性职员开玩笑，问他们打算娶几个老婆。他们笑着说，在阿富汗其实没有人会娶一个以上的老婆。他们虽然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但是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与知识并不排斥。曾在阿富汗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喀布尔是一个颇有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堵车的程度甚至比北京还要严重。
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古代的阿富汗向来都是各大帝国非常在意的要塞，历史上曾被波斯、马其顿占领统治。阿富汗一度也曾孕育出非常发达繁盛的文明，那次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在中国的巡展就足以作为佐证。“帝国坟场”不过是近代以来大国角力制造出来的牺牲品，也是全球媒体对它多少带有一些歧视色彩的过分宣扬的产物。
展览的231件文物里，最古老的当属四千多年前的三件金器。四千年前正值中国的夏代，目前我们还没有明确带有夏纪年图文的文物出土，而阿富汗的这三件金器文物里有一件器型相对完整，是一个丢掉了底足的金杯，金杯上的几何纹图样表明其属于青铜时代（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公元前1900 年），这说明彼时的阿富汗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文明和先进的手工技术。金杯在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文化里，都是用来盛葡萄酒的器皿，这种源自两河流域的饮料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而阿富汗人在那时已经开始饮酒，从中可见其文明的发展程度和物质富足程度。
金杯，出土于法罗尔丘地，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
金器是展览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数十件2000年前的金器让观众叹为观止。这些金器主要是在蒂拉丘地出土的，后世称之为“黄金之丘”——在那里出土了21 618件金器。这些金器对应的时代是中国的东汉，从东汉对那时阿富汗区域“大夏”国的称呼可知，大夏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如同我们管罗马帝国叫大秦，管阿拉伯帝国叫大食——大，代表了敬意、认同。展览中的几十件金器，多数都是王室人员生前佩戴或死后专门为其制作的。我有幸在几次的点交和布展中极为近距离地观察过它们，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它们工艺的细腻、繁复和技巧的高超。有一件经常被各国博物馆放在海报上的王冠（皇后所佩戴）最具代表性，极薄的金片经过细致的錾刻、精密的切割，然后被特别细的金线连接起来——它们既可以被拆开平放以便收藏和携带，又很容易被拼合起来，组成一个美轮美奂的金冠，着实让人惊叹。中国后世常提及的“步摇”，其工艺和形式就来自于西亚、中亚的金器，这个金冠让人不禁想到白居易的诗句——“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纍纍佩珊珊。”
金冠，出土于蒂拉丘地，公元25—50年
有一件服装上的金饰也让我印象极为深刻，金饰正面是一个穿着当地装束的贵族形象的人物，左右各一条龙，上面嵌着精心磨制的青金石、红宝石和绿松石，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给它取的名字叫“君主与龙”。器物上龙的形象和中国的龙既有相似点，又有一些独特的要素，阿富汗的龙更像是龙与马的结合。可见，那时的阿富汗北部，草原游牧文化盛行，也多少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毕竟龙作为图腾以及它独特的造型都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和中亚各国已有许多往来。
君主与龙，出土于蒂拉丘地，公元25—公元50年
那一批金器有许多都是首饰，因为我曾专门研究过艺术史，所以知道要制作如此工艺繁复、设计精细而优美的首饰，不仅需要高超的工艺，更需要一个非常富足的生活环境。因为数量如此巨大的金器绝非几名工匠可以完成的，它们需要数百甚至上千位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以及各工种匠人的配合——冶炼、拉丝、切割、编织、焊接、镶嵌、打磨，还有发掘采集矿石，若不是一个十分富足的社会，怎么可能有如此专业的分工。且这些金器反映的是游牧文化，说明那时阿富汗的畜牧业应该不是一般的发达，不然绝不可能有财力支持如此庞大的技术工人团队。一件精美的黄金镶嵌首饰，无论如何也需要数名工人数月的工作，两万多件需要多少人，大家可以想象。
阿伊哈努姆是另一系列展品的出土地，它是希腊-大夏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带领马其顿帝国扫荡亚非欧大陆后的遗迹。这个遗址里出土的都是希腊化的雕塑、雕刻和器皿，明显带有强烈的希腊艺术色彩，多数的人物造型都是典型的希腊式，少量的人物形象带有中亚人的特征，这反映出马其顿占领当地之后逐渐与本土文化结合。展品里有一件科林斯式的柱头，体量非常巨大，由此可以想象柱子会有多高，而建筑又会多么宏伟、华丽。马其顿帝国将它无往不利的军队和风格鲜明的文化带到了阿富汗，这是征服的印记，也是那个时代野心、文化、权力相互交织的遗迹。
展览中还有很大一批文物来自贝格拉姆（又译巴格拉姆）——就是最近新闻里常说的美国空军基地所在地。它是大夏与贵霜时期的城市，在喀布尔以北，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贵霜王朝时期，这里曾是夏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此地为迦毕试。这批文物的原产地构成非常多样，印度、埃及、希腊、叙利亚、罗马等都有。尤其是来自埃及的玻璃器，其精美程度同样让人咂舌。其中有一个彩绘的玻璃杯，它在展览中没有引起太多学者的关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也对它鲜有研究，然而我却对它情有独钟。它的造型与今天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啤酒杯无异，说明这种造型的定式出现的时间非常古老，且一升左右的容量充分反映出它是啤酒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它外壁的彩绘用的是油彩。这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欧洲在中世纪仅有湿壁画的绘制方式，尼德兰画家凡爱克被西方美术史家誉为“油画技法的发明者”；而这个彩绘玻璃杯就是一个反面例证，说明油性颜料远早于凡爱克的时代，甚至可能在这个杯子出现之前许多年，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油性颜料及其绘画技巧。
彩绘啤酒杯，出土于贝格拉姆，公元1世纪
这次奇妙的缘分，让我与阿富汗的历史、文物和人都有了亲密的接触，也让我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家充满了兴趣和感情。祝福我在阿富汗的好朋友们可以平安、快乐地生活，也祝福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有机会重新打开大门，迎接观众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