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有两个地方仅一街之隔，一个游人趋之若鹜，一个却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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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大街东头正对卡尔顿山，几乎国内所有爱丁堡的旅游攻略都会介绍，那里是看日落的好地方。不过我们今天首先要去的是山脚下的一座墓园，那里有苏格兰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哲学家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之墓。
这片墓地不大，里面游人寥寥。可能很少有游客像我这样喜欢跑到公墓里找名人的墓碑吧。在黑乎乎的近乎散乱的墓碑群中，有个老头抱着吉它自弹自唱。画面虽然文艺，但唱功实在不敢恭维，可能只有那些沉睡在地下的魂灵才忍受得了，细一想也许这就是他选择在此弹唱的原因吧。
墓地中最显眼的是矗立在中央的一座方尖碑。顺着碑尖向空中望，仿佛一方利剑插入云端，浮云像被激起的水花，飘向四周。这块方尖碑是为1793年在苏格兰争取普选的运动中被判放逐的“殉道者”而立。墓碑上刻着他们中的领袖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1765-1799）的一段话：“我献身于人民的事业，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必将胜利，我们终将凯旋。”1832年，苏格兰议会通过新的选举法，终于实现了全民普选。遗憾的是托马斯·缪尔并没有等到凯旋的那一刻，他在1799年就客死他乡了。
戴维·休谟之墓并不难找，因为它是这里最大的一座，就是眼前这个圆形的建筑。
我们在墓园里还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原以为是大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仔细一看才发现上面刻的是Robert Burn，注意是Burn不是Burns。这位应该翻译成罗伯特·伯恩（Robert Burn，1752-1815），是位苏格兰建筑家。
上卡尔顿山的台阶在公墓东边不远的街对面。这座山不高，是爱丁堡三个死火山口中最矮的一个。山上有几处纪念建筑，这座圆塔是为纪念1805年率英军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击败法西联军的纳尔逊将军而建的纪念塔，建于1807-1815年。它是山上最高的建筑。买票上去可以俯瞰爱丁堡的城市风光。
旁边有点儿像古希腊神庙遗址的建筑是为纪念在拿破仑战争中牺牲的苏格兰将士而建的苏格兰国家纪念碑，由英国建筑家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Charles Robert Cockerell，1788-1863）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的设计者威廉·亨利·普莱费尔（William Henry Playfair，1790-1857）共同设计。原本是要建一座如同雅典帕特农神庙一般的雄伟建筑，结果开工没三年就因资金缺乏而停工了。民众对此议论纷纷，给这个烂尾工程起了不少不雅的绰号，比如“苏格兰之耻”和“爱丁堡蠢事”什么的，其中有一个绰号我认为比较贴切：“苏格兰的骄傲与贫穷”，反映出当时政府官员之好大喜功以及后来被现实打脸。
日落时间是晚上八点多一点儿，而此时还不到七点，那么就在山坡上尽情享受爱丁堡的阳光吧。
在山坡西面还有个圆形柱亭一样的纪念碑，也是威廉·亨利·普莱费尔设计的，为纪念苏格兰哲学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而建。
眼看着夕阳西下，暮色渐浓，爱丁堡古城像飘着威士忌酒香一样让人萌生醉意。
太阳要落山了，看这迷人的爱丁堡。
天色渐渐暗下来，街灯亮起，爱丁堡进入夜景模式。卡尔顿山南边的这幢建筑是1939年落成的圣安德鲁屋，现在是苏格兰政府的办公大楼。
我们下山后一路向西徜徉，走到威弗利火车站北边。眼前这幢漂亮的老建筑是1902年开业的巴尔莫勒尔酒店。有意思的是它钟楼上的大钟故意比标准时间快三分钟，据说这样是想让赶火车的旅客提早三分钟赶到站台，以免误车。只有每年的12月31日大钟才被调成标准时间，以便准点迎接新年的到来。
不知不觉走到了王子街的西边，猛然抬眼看到山上的爱丁堡城堡。夜幕下，黑色山丘上矗立着昏黄灯光映照的古堡，仿佛一座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