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光芒：批评家应该批评什么？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张光芒（拍摄时间：2008年）
1966年生，山东临沂人。现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心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副主编、中心当代文化思潮研究所所长，兼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等。出版学术专著有《启蒙论》《混沌的现代性》《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等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青蓝工程”培养计划、省“333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曾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紫金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奖”、江苏省首届紫金文艺评论奖等多项。
批评家应该批评什么？
——我的批评观
张光芒
批评家就是审美上的批评者和文化上的批判者，他永远与时代息息相通，但又似乎始终游离于时代。批评家职志所在，必须体现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而不是对文化泡沫的追随。在笔者看来，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有二，即愚昧和偏见。一方面是大范围内的“多元主义”的傲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完全向两极而动，格格不入，彼此拒绝，互相嘲讽。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政治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完全处于二律背反的怪圈，其间的裂隙愈来愈大。向相反方向疾驰的物质上的强大与精神上的渺小，自由空间的疯长与精神的自我萎缩，日趋剧烈，这表明自由手段的多样化、便利化与自由的异化在同步增长，个体精神的内在分裂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文人相轻”在今天尤甚，作家之间互相攻讦，批评家之间彼此指责，有的大腕作家更是声称从来不看批评家的东西。更甚者可以无知者无畏地指点江山，唯我独尊。愚蠢的傲慢和傲慢的愚蠢，正在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所谓“后启蒙”时代其实也就是“新型愚昧”的时代。
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新型愚昧”横行的时代，作家凭借经验而写作自然有其合理性，那么批评家就不能仅仅依靠经验，还必须有充分的理性高度；如果说作家可以从私生活出发进入文学叙述，那么批评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体领域，还有义务营造“公共空间”；如果说作家的写作可以是多向的、多元的，那么批评家的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方向和价值。当我们说文学批评也应该多元化时，应该指的是不同的批评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立场从事批评，而绝不意味着每一个批评家都可以无标准、无原则、无方向的多元。本雅明之所以探求“救赎的批判”，其意图即在于使一种已经孤立而又神秘莫测的经验归于一种公共的与普遍的经验。
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统一的思想观点、审美标准与批判立场，他必须面对大众、文坛与自我，进行多层面的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具体说来，第一，他必须面对整个大众阶层或者市民阶层，包括广大的读者和潜在的受众而发言。第二，批评家还必须有启蒙作家的高度，在理性美学的品味上他必须高于作家。第三，批评家还必须有强烈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启蒙”的意识。
我理解的批评家与时代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当时代处于思想解放的上升期的时候，他当然要顺应时代；当现代与愚昧充斥于时代主流时，就必须要做超前的、孤独的呐喊者和预言家。而当时代的主潮被西化和全球化的泡沫所鼓荡时，批评家则不妨保守一些，矜持一些，坚定一些。这也正是批评家与文坛的关系。常有批评家谴责继“上帝死了”之后接着是“作家死了”，岂不知，对“作家之死”来说，“批评家死了”尤其难辞其咎。因此，“后启蒙”时代的批评家何为？那就是回到启蒙立场，做一个与文坛对立的启蒙家。梅耶说：
“正如中世纪社会通过上帝和魔鬼来建立平衡一样，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对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也就是说，批评家必须作为消费时尚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揭示和批判，在文学观念与审美判断上保持自身价值的坚挺，从而使一股股坚挺的个体力量像阿多诺所倡导的那样，汇聚成为“人类面对飞扬跋扈的制度、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压力的一种抗议的力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无声的归来
——关于张光芒，还有我们这代人
张 生
印象中，我第一次和张光芒见面，大概是在2001 年10 月初的一天。尽管当时时序已经进入秋天，但江南的暑热却并未消除。晚上，我和几个博士同学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一家饭店简陋的包房里喝啤酒时，热得甚至都脱掉了上衣。当然，这也可能与我不胜酒力有关。其实，和别人不一样，我的酒量一直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然而，就在这种多少有些不清醒的状态之中，我的一个同学把我硬拉到楼下的一间包房，让我和他的几个同在南京读博士的山东老乡见了一面。这其中就有张光芒。
可能是怕我糊涂，也可能是怕我不了解光芒的分量，在告诉我光芒和我们这批同学一样，都是今年夏天来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我同学又特地强调， 光芒是现当代的博士后。言下之意，自然是指相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开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的人来说，光芒比我们要高级很多，换句话讲，当我们还只能在名片上小心翼翼地印着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光芒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挂上博士二字了。这个差别显然不是几个字的差别。
不过，那天光芒并没有因自己是博士后就对我这个准博士不以为然。因为多年前，我曾经在上海见过一个研究散文的博士后，他曾经很不以为然地谈到小说家，并且还以自己不懂小说感到骄傲。所以，我才对光芒的博士后身份这么敏感。但光芒并没有因此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像初次见面的人那样，很客气地对我点了点头，和我碰了一下手里的酒杯，然后先我而将杯中的酒喝光。他的这个作风倒很有山东人的特点，待人客气而讲究礼节。虽然，从他的清瘦的面庞和略显单薄的身材来看，他更像一个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
因为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同时，还要在上海交大上课，我常常是在南京大学上了课后就赶紧回到上海，而这样一来，我在南京大学待的时间就不是很多。所以，自从那次与光芒见了一面之后，再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但是，我的一些住在南京大学的同学倒是经常和他见面。因此，每次，我到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总能从他们嘴里听到关于光芒的消息。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光芒很刻苦，但到底怎么刻苦却不清楚。谁都知道，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或者博士后，都要求在读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尽管这些年来很多人对此颇有非议，但不得不承认，这一规定无形中对研究生所起到的督促作用却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南京大学，听到什么人说某某某很刻苦实际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大家都很刻苦。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同学们还都认为光芒很刻苦，可想他一定是很勤奋的。最起码，他一定比我们那些勤奋的同学还要勤奋才行。
或许正因为这样，同学们才会在谈到他的勤奋的时候，同时还谈到他不断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的以启蒙为主题的论文。我也是因此才知道光芒的研究方向的。而且刚知道他的研究是以启蒙为题的时候，我还颇有些讶异。我讶异的并不是启蒙本身，而是以光芒这样一个年龄的人，怎么会去做启蒙这个东西。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光芒和我是同龄人，我推己及人而已。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生于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在80 年代中后期受的大学教育，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脑子里都是装了不少浪漫的或者理想化的东西的，可遗憾的是，近二十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那些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幻灭。不言而喻，这其中就有所谓的启蒙。因为80 年代正是一个以新启蒙为号角的时代，而我们这些被启蒙的人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突然变化的现实，以至于我们对启蒙本身也犹疑起来，随着这种逐渐加深的犹疑， 甚至放弃或者不再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以更大的精力去面对时代变迁后陡然掀起的商品经济的洪流。
但没想到，光芒却并未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 这让我多少觉得有点意外。
我估计，这也许正是光芒博士毕业后选择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同时南京大学也愿意接受他来做博士后的原因。因为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些老师， 从在硕士时就给我上过课的爱讲五四的许志英先生和一直在大声疾呼要“豁蒙” 的董健先生，还有他们的学生，也是我的博士导师、近年来在学界提出要重回五四起跑线的丁帆老师，在这个大多数人都觉得五四精神已经过了时的时代， 仍在秉承和坚持着五四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和改善当下的人文环境。而在他们的感召和影响之下，这些年来，南京大学的现当代专业在以往那种相对比较重视学术性的基础上，也形成了新的特色，那就是重学术而不轻思想，或者说，以学术为基础，思想为追求。用丁帆老师在一次给中文系研究生所作的讲座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终究还是需要有思想的，我们不能因可能产生坏的思想就不思想，即使是坏的思想也比不思想和没有思想好。
信夫！
但我虽然这样想来想去，可因为忙的关系，和光芒始终没有机会见面一谈。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可就在我以为这个学期大概再也碰不到光芒了的时候， 某一天，当我应约到系里去和丁帆老师谈我的论文时，却碰见了正在隔壁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忙碌的光芒。看到我，光芒也愣了一下，但他很快想起了我是谁。因为我来得有点晚，所以向他打了个招呼后，就赶紧到丁老师办公室去了。而因此，在和丁老师谈我的论文的时候，我还有点后悔，我觉得，应该给光芒说一声，什么时候找个机会聊聊天。
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和丁老师谈完话后，走出房间的时候，却看到光芒正在走廊里等我。我们寒暄了几句后，就一起到青岛路的一个餐馆用餐。其间， 因为我事先已经约了我的同学翟业军吃饭，就把他也叫到了饭店。也幸好我把业军叫了过来，因为正式坐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敏于行的光芒有时其实是一个讷于言的人，更多的时候，都是我在讲话，要不是同样对现代文学所涉及的思想问题情有独钟的业军在旁边不时插上几句，可能这顿饭吃完，我的肚子还是空的。
实际上，和光芒一样，我同样也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如果不是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交大做老师，因此不得不上课、不得不和人讲话的话， 我可能到现在为止还不怎么会和人交谈。但是尽管如此，我和光芒却聊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当我聊起我们的同龄人在这些年的遭遇的时候，我注意到，每次他都频频点头。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现，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在社会上事功的，还是在大学里做学术的，有成就的人，或者，干脆点说，还能看到一点希望的人，其实都很少，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似乎都在近年来时代短促而又迅速的转换中迷失了方向，并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90 年代初，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颓丧和迷惘的情绪，我记得我的很多大学同学，而且越是那些比较优秀的怀抱各种文学和学术梦想的人，越想离开大学去工作。这种情绪即使到几年后我硕士毕业依然没有散去，当我后来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硕士同学中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在学校之外工作，而不是像我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教书。而我之所以到大学教书，只是为了方便和在上海的女朋友团聚而已，并非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有意无意的选择，看作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因为我们并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曾经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诸多的社会事变，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不管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动荡，他们都能在既定的轨道上生活。也不像我们的后面的人那样， 由于直接在一种充斥整个社会的商品气氛中完整地成长，其神经足可适应同质的生活。我们在刚刚开始成熟的时候就遭遇了一些社会的变迁，犹如一场寒流， 忽然将正在萌芽的树枝打掉，它的命运就是再也无法成长。这就好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年龄，再也无法成熟。
我们不仅与这个社会疏离，与我们的上一代人疏离，与我们的下一代人疏离， 甚至也与我们的过去，还有我们自己疏离。我们成了若有若无的一代，或者说， 疏离的一代。我们有理想，可是不坚定；我们想生活，但却没准备。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慢慢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在忧郁和犹豫之中消磨着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最后大多一事无成。
所以，当我和光芒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上就好像是两个劫后余生的人再次相遇一样，尽管有着一丝欣喜之情，却也有着一种消抹不去的淡淡的忧伤。
当然，这只是我心内的一些稍纵即逝的零散的情感，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却并没有这么纤细和伤感。我告诉光芒，就像我和他一样，虽然当年我们这批人大都离开了学校，可现在却一个一个正在归来。不说我常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看到当年和我同住一幢楼的那些哲学系、历史系还有政治系的硕士时代的朋友， 如今都像我一样不约而同地重回母校来读博士，就是在我现在的同学中，也不乏和我同龄且有同样的心路历程的人。像我的博士同学赵顺宏，在1989 年硕士毕业后，曾心灰意冷地把自己安置于广东的一所大学打发时光，而在撒手学术多年之后，又和我同年考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还有我大学时代的好友任辉献， 也在法院工作多年之后，又重新燃起自己当年的学术梦，准备考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来攻读西方政治和法律哲学的博士（后来他果然顺利地考到了南京大学， 跟随顾肃先生研读西方政治哲学），都是这样的例子。
这当然不像麦克阿瑟当年被迫离开菲律宾的时候，嘴里咬着玉米芯烟斗， 充满信心并且掷地有声地说，我将回到这里。事实上，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是不知道还会或者说还能回来的，但当年激动过我们的那些东西却并没有随着岁月消失殆尽，却是真的。如今，虽然当年的热情已经被时间冷却，但它依然存在，正是这种在内心深处跳动的持久的想望和追求，才让大家一个又一个无声地归来。就像当初悄无声息地离开校园一样，回来也是无声无息。而这或许正是这一代人的特点。
因为他们早已经在90年代的自我放逐中离散，现在也只是一个个零散地归来，来做过去没有做完的梦。
渐渐的，开始还很喧闹的小店里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然而，直到分手， 我都没有问光芒为何会选启蒙和中国这一百年来的文学之间的关系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和光芒这次见面之后，我已经知道这颗种子发芽于何时，又是如何支撑着光芒从山东辗转到多雨的江南来继续寻找和求索自己的梦想。
之后，我们彼此依然忙碌，也并未因这次见面而增加更多的见面机会。因为作为博士后，光芒不仅要完成自己的科研计划，还有教学任务。而我在完成博士学位的课程之后，基本上待在上海，和光芒见面的机会更少了。
2003 年的冬天，我到北京去办些事情，顺便也陪好友郜元宝到北京领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颁奖委员会的安排下，我们住到了芍药居附近的一家宾馆里。晚上，当我们和一个朋友在房间里聊天时，我突然看到了光芒和当时还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的张桃洲走了进来。我开始还感到很奇怪，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两个也都是来领取这个奖的。作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的奖项，能够获得“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显然是对一个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的最大的肯定。而光芒到南京大学后，很快就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说明他的确付出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努力，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勤奋能够达到的，其中应该还有光芒的聪颖和对思想还有学术的领悟在内。
董健老师在他新出的《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的序中就肯定了他的这个特点。并且，还不无亲热地称呼他为“张启蒙”，这其中，我想不无褒奖之意。
转眼，我离开南京大学又有三年，读博期间南京大学的生活又再次成为往事。前段时间光芒打电话来，说《南方文坛》要做他的一个栏目，要请一个作家和一个批评家来介绍他一下，他希望让我这个作家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开始还觉得有些为难，因为我和光芒的交往那么有限，自然谈不上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南方文坛》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批评刊物，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对青年批评家乃至青年作家的关注，大概在现在的很多受金钱支配的批评刊物中，是很少有的，我觉得有机会能为《南方文坛》写稿，是很高兴的事。同时，出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了解，出于对前些年在南京大学共同生活的背景， 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这个邀请。现在，在这篇文章结束之前，我要向光芒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的信赖，才让我有机会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忆了一下过去， 并在回忆中再一次思考了我们这代人的一些特质。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特质只是特质而已，与我们前后的那些人相比，并无高下尊卑之别。
不过，我最应该说的，还是请求光芒原谅我的拖沓和因此产生的散乱的思绪， 事实上，这篇文章早该写成，而且，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它应该以另外一副模样出现。或许才更符合光芒向我约稿和《南方文坛》的题中之义。
（张生，同济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