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宋金元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二)
2019年第148期||总第412期
宋金元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二)
——以西北汪氏军功集团为视角
王长华
南宋:庙堂内外的君臣和力御劲敌的将帅
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在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宋理宗赵昀最终还是做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耻,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赵昀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但宋理宗赵昀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从这两位帝王对于时局的不同认识可知,宋理宗要比金哀宗逊色得多。
其实,在此之前,北宋和金之间,当年签订的“海上之盟”的殷鉴不远,但历史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宋理宗的重视。
海上之盟是指北宋末年宋廷派使节自山东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泛海赴金,签订的共同灭辽复燕(今北京)的军事合作盟约。
海上之盟签订后,金宋果然合力灭了辽国。但是辽国灭亡以后,宋朝变相失去辽国作为它的屏障,以阻挡金兵南下。此后金宋边境正式接壤,双方仍然因为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等问题发生冲突,最终金兵果然于辽亡后南侵宋。1126年,北宋便在朝政败坏,国力和军力不振的情况下,遭强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带的领土,酿成靖康之变,立国167年的北宋灭亡。
其实,历史的教训殷鉴不远,而重蹈覆辙的宋理宗,注定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228 年),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即鱼关、仙人关、武休关)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军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
第二次入蜀战役发生在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甘肃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侵略四川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以宝章阁待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西连蕃僰(bo)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中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唇亡齿寒”的历史又一次在宋蒙之间重演。
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年)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蒙军遂围青野原,忠义军统帅曹友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
1230年8月,蒙古军队再次进攻天水军,曹友闻散尽家财,招募健壮勇士,组织建立了一支民军,人数大约有五千余人,号称“忠义军”。
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李埴(zhi)晓谕地方,令曹友闻统领忠义军,率领所部守卫仙人关。曹友闻领军且行且战,到了峡口,据险而守。前军统制屈信率领所部突击敌阵,夺回了在此之前被蒙古军队掠去的四个州的人民和牲畜。到了秦镇(应为今陕西勉县秦家坝),李埴派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敌人,但难以抵挡蒙军的进攻。曹友闻命令各部凭借高峻险要的地形据守,冒着箭雨和飞石,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李埴又传信曹友闻,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不久,蒙军退去,制置使李埴命令曹友闻领兵守卫七方关。
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八月,蒙古太子拖雷带兵经秦岭南侧向北,意欲攻占金占据的关中地区。因曹友闻部闻讯后烧毁了连云栈道,蒙古兵至大散关(在宝鸡西南的秦岭内)后受阻,蒙军改经两当县南出鱼关(今徽县虞关)攻占宋军驻地武休关(今陕西留坝武关河)、兴元(汉中)等地,接着又攻破七方关,进入沔州(今陕西略阳县)金牛镇(今宁强县大安镇)、大安军(今宁强县境)。十月,又分遣一路人马,从嘉陵江的木皮渡口进军,突出到了南宋将领何进所部的后方,仓猝之下,何进战败而死,蒙古军队得以长驱直入剑门关。曹友闻与弟弟曹万各率所部,取道偏僻小路,翻越毡帽山(略阳县西北九股树村南帽儿山),到达青蒿坝,与蒙军在白水江中流(徽县大河乡及略阳县一带)展开激烈战斗。蒙军撤退后,四川制置司命令曹友闻率部驻守阆州(今四川阆中市)。
1232年7月,蒙军再次攻陷凤州(州治在今陕西凤县龙口镇),攻略河池(今甘肃徽县,当时隶属陕西行省巩昌路),兵锋直抵同谷(今甘肃成县)。曹友闻秘密派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之以作战方略,令其出战。蒙古大军到了城下,曹友闻命令各部诸将各守一门,偃旗息鼓,告诫士卒,等到蒙军渐近,突然鸣鼓张旗,矢石并发,蒙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曹友闻又命王汉臣等将领抄近道出战,自己带领重兵尾敌随后,大败蒙军,并收复了河池等失地。
端平(宋理宗赵昀的第三个年号)初年(公元1234年),曹友闻派遣其弟曹万与忠义军总管时当可,分兵于碎石头、青蒿谷,前后与蒙军大战数次。四川制置使上奏其战功,朝廷特授曹友闻承务郎一职,全权节制天水军。
发生在公元1236年的蒙宋大安军之战,是曹友闻抵抗蒙军的最后一战,可谓英勇壮烈。
当蒙军铁骑团团包围了宋军,曹友闻叹息道:“这大概是天意啊!我只有一死而已。”于是,张口怒骂,杀掉所乘战马以示必死的决心。此后的血战更加激烈,最终与其弟曹万一起壮烈战死,全军尽没,蒙古军队战胜了这一强敌之后,才得以长驱入蜀。
当宋军被围,伤亡惨重之时,诸将曾劝曹友闻说:“军虽战没,然杀敌亦过半,将军曷若突围而出,以图后举。将军身在,敌决不敢入蜀。”于此亦可见宋军将士对曹友闻之崇敬。可惜曹友闻受制于无能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当时曹友闻就叹曰:“武休出奇,前既失机,沔阳坚守,今又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俱亡矣。”当曹友闻一军与蒙军苦战之时,赵彦呐却自逃遁,竟不遣援。曹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被歼灭(邹重华《宋蒙大战之阔端攻四川》)。
大安军战役,宋蒙两军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战,以南宋名将曹友闻全军覆没而结束,蒙军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泉(即阳平关)之下,白骨山积。蒙军打扫战场,得到曹友闻“遍身胆”旌旗一面及其遗体,方知其已阵亡,皆相庆贺。
曹友闻全军是被蒙军将领汪世显所部歼灭的。
大安之战后的第二年,即1237年夏,汪世显大军因军中流行痢疾,从四川北撤经过战地,感慨而言:“蜀曹将军真男儿汉也!”亲自进行了祭祀。
而在战前,他们曾经惺惺相惜,汪世显“尝以名马遗友闻”,这说明二人的个人关系相当不错。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二人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分属不同的营垒,只能以死相搏,一决胜负!个人命运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身不由己,足令人可惜可叹!
汪世显画像
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王开林《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三次不快》,《同舟共进》2019年2期)。
值得指出的是,在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大军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像曹友闻这样英勇奋战的杰出将领,但他们的勇于牺牲,却并没有换来战争的胜利,更难以挽救南宋衰亡的危局!
在历史的大势面前,包括曹友闻在内的众多南宋将领,其个人的命运确实可悲可叹,但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无情!
元朝人刘麟瑞有诗赞颂曹友闻道:
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花石峡鏖忠奋勇,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堪匹?千载人称大丈夫。
如果说南宋名将曹友闻是汪世显集团跟随蒙元大军南征途中的“战术劲敌”的话,那么,时任南宋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等要职的余玠,则是汪氏集团的“战略对手”。他在任期内,奉行积极的防御战略,并不失时机地主动发动进攻作战,一度使横扫整个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裹足不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衰亡。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余玠与蒙元军队大战于汴城、河阴一带,因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淮安知州,并兼任淮南东路制置司参谋官。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率兵接应援助安丰,授拜为大理少卿,又升为制置副使。他向朝廷上奏说:“必须要让我大宋朝廷内外,上下人等,办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四方才可宾服,受到感化。”
余玠的自我期许也非常高,他说,我当手举全蜀之地还归本朝,其功可昭彰于日月,而且可以期待。
不久,余玠被授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兼四川总领,还兼任夔路转运使。
余玠到任后,大力革除弊政,选拔地方长官,在府署的旁边修筑了一座招贤馆,里面的陈设用具和日常饮食等物和帅府完全一个规格。一时之间,四方之士但凡来者,余玠不厌其烦,都以礼接待,得到了众人的欢心。只要有一言可用,就根据其才而任用他;确实不可用的,也赠予厚礼而打发他回去。
余玠采纳播州冉氏兄弟冉琎和冉璞所献防守之策,修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大凡十余座城池,都依山为垒,棋布星罗,为各个郡城的治所,并在其中屯兵聚粮,作长期坚守的准备。经此安排后,整个蜀地的防御形势如臂使指,互相联络,气势贯通,浑然一体。余玠又命令嘉定守将俞兴在成都一带开垦屯田,以充实军资。余玠的坚城防御战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民回到家园,安居乐业,蜀地逐渐变得殷实富裕起来。
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率领诸将巡视边防,直捣兴元(今陕西汉中),蒙元大军和他大战多日。后来,大量蒙古援军的到来,打乱了余玠夺取兴元城,收复汉中的计划。宋军此时优势不再,如再一意攻城,有被蒙军围歼的危险,余玠遂有计划地撤军,先“佯设虚寨”迷惑蒙军,然后焚烧驻地,从容回撤。
余玠出师兴元府,一扫四川宋军与蒙军交锋一味溃败的颓势,打击了蒙军蚕食四川的计划,有助于提升民心士气。长期以来,四川宋军萎靡不振,与蒙军交战“不溃则叛,不叛则降,纪律荡然而几不能军”。蜀地百姓竭尽膏血以养军,反“困民力以养乱”,对宋军主导的抗蒙战争寒心已极。面对蒙军的蚕食,宋军只知进行消极的阵地防御,致使四川疆土日蹙。余玠出师兴元府,作为四川军民抗蒙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既打击了蒙军蚕食四川的图谋,亦使蜀地百姓重拾对宋军的信心,鼓舞其在此后的抗蒙战争中,军民携手,共保家园。
余玠塑像
四川军队统帅想举荐统制姚世安代替指挥大权,余玠早就想革除这种军中私自举代之弊端,就率领三千骑兵赶到云顶山下,派遣都统金某去往军中,代替姚世安,但姚世安却关闭了城门不让其进入。而且,姚世安故意危言耸听,常常怀疑余玠将要收拾自己。正值丞相谢方叔家的子侄自永康避居于云顶,姚世安以厚礼结交他,请求在京城的谢方叔作为其后援。谢方叔于是在皇帝面前扬言余玠早已失去了军队统帅之心,不听朝廷调度,而且迟早会有变故,又在暗中唆使姚世安秘密搜集余玠的缺点,奏陈于皇帝跟前。于是,姚世安与余玠渐渐成了一对政敌,余玠郁郁不乐。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岁。有传闻称他是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全蜀之人无不悲戚,如同失去父母。
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对于武臣的忌惮和防备,几乎是深入到其骨髓的。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天下,再加上前朝李唐王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最终使一代王朝走上衰亡之路。总结历史的教训,宋朝的统治者,对于手握重兵的边关统帅,是时刻提防并不信任的。再加上余玠长期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好大喜功,很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授人以口实。岳飞的悲剧在眼前明摆着,但可惜的是余玠没有引以为戒。各种因素交相作用,才共同促成了余玠的悲剧命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边关统帅,在历史的大局势之下,其悲怆的命运,竟然和在他之前的岳飞、在他之后的明代蓟辽督师、抗击清军的袁崇焕的结局非常相似,令人感叹唏嘘不已。
王长华,甘肃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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