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办农场之残缺的记忆
我读书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我的高中母校——一所县城中学曾办有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给我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记忆。
此校读书期间，校内所有高中班每学期都会轮流去那个农场参加劳动。每次六天，周一上午去，周六下午回，吃住都在那里。两年的高中，我的记忆里我所在的班共去农场有四次。不过，我只去了两次，另外两次是被安排进了校办工厂里劳动。
这里我试着回忆一下农场的情况。由于去农场次数少，且时间已过四十多年，再加之本人记性欠佳，有的记忆已经在我脑子里消失，这里把仅存的一些模糊记忆说一说，不完整的地方需他人给予补正。
先从农场的位置说起。这农场位于县城北门水库外，在一个绵延起伏的山上。山不算高，算深丘。在四川丘陵区域，一年四季可见青山绿水，且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水有多高，地也就有多高。在不到山顶的地方有一块略微平缓开阔之地，那就是学校的农场。农场与外界之间没有设置区域围栏。农场总共有多少亩地？不清楚。这块地是什么时候划给学校作为农场的？不清楚。所收获的粮食是否向国家上缴？也不清楚。可以说我是三问三不知。当然，那时的我丝毫不关心这些问题。
农场与学校相距的距离约有5~6公里。前一段要穿过整个县城。当时的县城也不大，县城的房屋分布在狭长的沟里，城里有一条顺着山沟弯曲而上的、可通车的街道。后一段为羊肠小路加崎岖山路。从学校走到农场需要花一个多小时，前后两段差不多各需一半的时间。
那时农场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只有几间房子，且都是茅草土坯房。农场里最大的一间房子是学生住的地方。房子呈长条状，左、右分隔成两大间。右边一间女生住，左边则是男生住。房间里没有多的陈设，只有床。床也不是在学校里所常见到的高低床，而是如北方的炕一样的大通铺。每次上山，老师和学生都自带行李卷，晚上一个挨着一个并排睡在一起。房间前后墙开有方孔，算是窗户，用于白天透光到屋里。窗户上没有玻璃，窗户口外有撑起的木板，吹风下雨天放下来可挡住风雨。
这间房子的正前面，向下五、六步台阶，是一块 “三合土”的小坝子。所谓“三合土”是石灰加粘土加沙子的混合物，那时水泥少，一般用不起。小坝子面积不足排球场大，是我们集合说事的地方，也是我们吃露天饭的地方。
这块小坝子的另一侧，再低几个台阶的地方是农场的厨房，以及农场的保管室。厨房也很简陋，没有冰箱、冰柜。厨房中有一个土灶，灶台上有两口大锅，灶膛烧的是山上的树枝和秸秆。我记不得有没有专门的厨师给我们做饭，记得有我好像还被安排在厨房里干过两天。
农场解决了吃的、住的问题后，就具备了劳动的基本条件。农场的劳动是常规的农业劳动，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农场里根本见不到一件农业机械。在我们高中开设的课程里有一门农业课，课本还挺厚。我记不得课本名称叫什么了，或许叫《农业技术基础》，或许叫《农业技术常识》。内容大概是关于土壤、农业机械、病虫害防治、果木嫁接、还有良种畜禽等方面的知识。课堂里学农业知识，可这个农场却并不是供学生学以致用、搞农业技术实践的地方。农场里没有一块农业试验田，连一棵有经济价值的瓜果苗木都没有。
我们在农场里劳动也没有专门的人带队。每天都是由班主任老师和班里的几个干部不知从哪里接受任务，带着大家干，或用锄头翻地，或挑着粪桶为农作物浇水、施肥。班上有来自乡村的同学，他们吃苦耐劳，是干活的主力军。
农场里安排干的活中，最艰难的莫过于下山挑粪，把学校茅坑里的粪挑到农场。这活要拿给现在的学生干，不累死也会恶心死。我记得我和几个人去挑过两趟。第一趟大家都比较踏实，每个桶都装够了大半桶。这一挑子对于少有挑担子的我绝对不是轻松活。途中不断的转换肩膀，也多次停下来休息，上坡时候更是累的汗流浃背，但最终我还是咬着牙挑了上去。第二趟，我们这一组人就开始不踏实了，不知是谁出了个偷懒的点子。我们从学校出来每人两边的桶里只装了小半桶，这样一来，一路上轻松多了，但大家并不打算就这样挑上去，也认识到这样被老师或同学看见不好，所以，当离目的地还有几百米时，我们从一个沟渠里取水将每个桶补充满，然后挑了上去。就这样耍聪明，以做假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挑粪任务。
下山挑粪不仅仅是男生的活，也有女生参加，女生挑粪当然会更吃力。多久以后，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说出，当年本班上曾有男生，在挑粪的途中学雷锋，主动帮过班上的女生。对于在那个男女生之间相互都不搭理的年代，能做出如此好事，实属难能可贵。
在农场里，除了白天劳动之外，好像没有组织过其它活动。夜幕降临后，外面漆黑一片，大家只有躲在屋里。那时候农场已有照明用电，每间屋子里安有一盏白炽灯。晚上白炽灯给大家以光明，但同时也招来多种、大大小小的飞虫。飞虫不仅围在灯泡打转转，也会向人身上俯冲下来，这时候开着灯还不如关了灯好。
我曾记得在一个夜晚，大家起兴唱起了歌。不知是不是由隔壁女生先唱起来的，后来两边一起唱。当然唱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歌曲。唱了： “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还唱了：“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那一晚唱的很起劲，歌声让农场外的夜空失去了寂静。
“红米饭，南瓜汤”其实也是农场里的生活写照。我们吃的主食是大米加红苕（红薯），早上红苕稀饭，中午、晚上红苕干饭。下饭菜很单一，以南瓜为主，偶尔换成豆角，或者萝卜。我们大家吃饭不是在桌子上吃，因为农场里根本没有供吃饭用的桌子与板凳，而是蹲在那个坝子上吃。6~7个人围一圈，盛着菜的搪瓷盆放在中间。农场这点好，饭不定量，大家都能吃的饱。那时没有挑食的人，发现菜里的虫也不当一回事。
说到农场，不能不提到当年农场里还有两个人，两位可怜人。这两人曾经是学校老师，不幸被打成了右派，成为了那50多万人中的一员。他俩被贬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也成了看守农场的人。他俩姓什么？我不知道。有老婆、有孩子吗？我也不知道。这两人的外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俩中等个子，那时年龄可能也只有40来岁。有一个人的脸已经晒得接近于非洲人，身穿黑衣黑裤。另一个，可能经得晒，肤色白一些，他身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他还写字吗？也许以此仅仅是为了向旁人表露他曾经的身份。
他俩是劳改对象，他俩并不和我们一起干活，住也是住在远离我们独立而建的小茅草屋里，所以我们和他俩难有说话的机会。只有一次例外，与那个穿中山装的有过两句简单的对话。一天我与另两个同学从他房门口经过，他正蹲在门口手端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茶缸在吃着里面的东西。我们看见他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不知谁开口向蹲着的他问了一句：“这吃的是什么？”。他放低了手，回答道：“吃的是蚂蚁稀饭。”又问：“为什么要吃这东西？”他向我们说出了原因，他说：他患了脱肛症，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偏方，说是吃蚂蚁可以治好他的病，因此他抓来许多蚂蚁，混入稀饭里一起煮。之后，没有人再接着问下去，我们随即走开了。
那人是否通过吃蚂蚁治好了他的病，我不得而知。不过，每当想起农场，我就会想起那位把蚂蚁当药吃的不幸的人。他，以及另一位不幸的人，之后的命运如何？想必他俩应该是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平反了，或许又重新走上了讲台。但，那农场里的日子一定会是他俩不堪回首的日子。
以上为我记忆中的高中母校农场。它是全国无数个校办农场之一，它的情况可能也是全国大多数校办农场的情况。时到今日，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当年学校办农场真的有意义吗？结合我的经历与实践来看，它没有意义，它浪费了学生的青春时光，并不能让学生在农场劳动中收获到未来需要的知识和本领，因为在农场里所从事的生产是原始落后的，所采用的劳动方式也是原始落后的。那时，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我头脑里所能想的只是盼着太阳快点落坡，我根本不知道世界先进国家的农业已达到的水平，不知道有的国家平均1个农业人已能够为80多人供给粮食。我也根本不知道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学生是不是也有学工、学农劳动。我更想不到在西半球的中学生里，正在孕育着乔布斯、比尔盖茨等科技精英，能改变世界、影响未来的科技精英。
校办农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它消亡了，如今留给我的只剩下这些残缺的记忆与内心的感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