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1979】再回首
本文作者：要瑞芬
李白诗曰：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离开考场已经39年，但我所经历的那一幕幕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再现于我的梦境里。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跳出农门不易，再回首不禁感慨万千！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这次不同寻常的考试，给了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千千万万青年借此叩开了人生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改写了人生的轨迹。
1978年春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篇文章非常鼓舞人心，撩动着人们的求知欲，迎合了人们长期以来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全国一片喜气洋洋，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觉得春天真的来了，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了！社会上积压十年的往届毕业生纷纷报名参加高考，夫妻同考、兄弟姐妹同考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学习文化知识的气氛空前高涨。1978年的报考人数记录在十多年之后才被打破。
我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我高考前就读于察右中旗苏勒图中学，即现在的察右中旗第四中学。
苏勒图中学是一所乡村公立学校。坐落在察哈尔右翼中旗西南部山区。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新鲜，环境良好，学校学习气氛浓厚。
苏勒图隆盛水库 摄影：刘峰
我们的学校，教学设备很差，学生都是农民子弟，不少同学穿着补丁衣服。但是那里的老师都是经过教育局挑选的高素质的教师，他们职业操守强，工作认真，对学生充满同情和爱心。
我们这批学生正好是在文革十年期间上学的，在校阶段没有学到什么知识。那时“读书无用论”猖獗，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们就是属于没有好爸爸的那一类。
由于高考停滞十年，加上我们地处边远山区，信息封闭，我们对高考非常陌生。人们对农村孩子考大学持不乐观态度，普遍认为祖祖辈辈泥腿子的山里娃考大学简直是异想天开。记得寒假回家，天气特别冷，我们几个同学搭乘了一辆马车，路上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进了一个车马店里取暖，有一位长者坐在炕上，以很同情的口气说：“唉！看这些娃娃们可怜的，考上还好说，考不上这罪就白受了。”一个烧火的妇女说：“哪能那么容易就考上？能考上都考去了！”二位的对话让我们心里酸溜溜的。出来以后，我们谁都没再说话，一路沉默回到了家。家长们多数也不明白考大学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自己的孩子学习不错，只要考上了高中就坚持供到底，说不定孩子真能考上，也说不定熬到毕业会峰回路转，碰上什么好事。
听说现在的高考生饮食标准高，此外还要吃各种保健品强身补脑，还有家长陪读。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艰苦，集体宿舍很拥挤，一个普通宿舍住十几个学生，所谓的床是用砖头垒起的两截矮墙，中间架上一些粗木棍，再铺上草垫。我们的伙食很差，一天两顿饭，烩菜就是几块带皮的水煮土豆，上面漂着几滴油花，再加上一个半斤面窝头或者馒头。现在那些是精准扶贫对象的孩子们的生活好过我们几十倍。由于学校生活艰苦，加上人们普遍对高考信心不足，故而一些家庭经济状况好和有其他出路的学生都半途退学了。
城市里的人情况和我们也相似，照样该接班的接班，有招工的照常应招，有当兵机会的当兵，很少有人把考大学视为出路。即便是参加高考，也不是那么自信，他们有“一条绳子，两套准备”的说法，因为上山下乡政策还在继续，考上大学捆行李上学，考不上捆行李下乡。
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全是没有出路又不服输的学生，老师们反复给我们讲道理，鼓励我们，我们抱定了必胜信念，我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当时民营企业还未出现，城里的工人都是国家特有编制，不存在进城打工一说，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做生意更是天方夜谭。我们只有高考这一条出路，且是千军万马过一根独木桥。人在没有退路的境况下，往往背水一战，才可以将智能和体能发挥到极致。我们没有早餐，只有中餐和晚餐，学习强度非常大，早晨天一亮就起床，晚上十一点学校统一熄灯。在饿着肚子、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奋力拼搏。后来我看了一部香港版的《花木兰》电视剧，片头歌唱道：“老天搞不定，命运靠自己摆平。”滑稽的歌词，让我联想到了高考，如果这歌曲出现在当时，那绝对励志，绝对流行。
我在加拿大观赏过三文鱼回流，那些三文鱼每到秋季就会溯流而上，游回出生地产卵。它们奋不顾身地逆流而上，竭尽全力，一而再再而三地一跃而起，拼命要跳上高坎，跃上去后继续向前游，迎接下一个跳跃。一大群逆流而上的三文鱼几乎塞满了江面，情形蔚为壮观。我们当时的学习劲头正如回流的三文鱼，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三文鱼回游 图片来源于网络
没有电视，没有报纸，老师们有半导体收音机，还稍微知道一些信息，我们却毫不知晓，真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58年到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岛进行炮轰，单打双不打（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炮轰在1979年一月已经停止，两岸关系逐步改善，这么重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却一无所知，还在作文里写：“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消息如此闭塞，根本不知道外面真正的高考为何物。就我自己而言，信息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听说77和78年有人考上了中专，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令我羡慕不已。当时我自己的最高理想就是能考上乌盟师专。
现在的学生高考前就计划着考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些想法，一是不知道中国有些什么大学，二是不懂得什么专业是什么意思。就我们的状况而言，只要有学上、只要能离开农村就行，甚至不在乎也不懂本科、大专和中专的区别。我报北大纯属偶然，当时看到列出的高校排名，第一个是北京大学，我考分高，选择余地大，我觉得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生活的地方，令人憧憬和向往。我一直对《北京颂歌》情有独钟：“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旋律特别优美，它让我觉得能在北京读书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就这样我选择了北大。
1979年考生的录取政策是，采取先大学后中专的依次录取梯次，走不了大学的走中专，走不了中专的走技工，被当时人们称为“一条龙录取法”。考完以后，过了分数线的考生除了填报志愿，还要过政审关，政审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记得我们文科考场设在中旗二中。第一天进考场前，一些二中的老师站在院子里，一边目送我们进考场一边聊天，一位看上去三四十岁的男老师说：“这伙学生中不知道会出什么人物，他们前途无量啊！”我正好听到了这句话，我回头看了那位老师一眼，我们的目光正好碰在一起，我很感谢他给我们寄予了这么好的一个意念，我冲着他笑了笑，便随着人流进入考场。
考试很正规，监考老师很认真，考场没有作弊现象，也没有人想过作弊一事。第一场考政治，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考卷发下之后，我看到最后一张是白纸，便认为是给我们预备的答题空白纸，就没在意。我平时考试有个习惯，就是提前答完题，留出检查时间。那天同样答完考卷后检查了一遍，一看时间还有半小时。我纳闷怎么高考试题这么简单？我就开始给自己算分数，这一算才发现我的卷子总共只有80分，原来是最后一页没印上题，我吓了一跳，立刻举手，监考老师得知情况后，箭一般地冲出考场，很快为我拿回来一份考题。他看上去特别替我紧张，而我知道还有半个小时，反而没有他紧张，最后我还是提前答完了题，有惊无险！最轻松的要算考英语了，我们在校只学了26个字母、几个简单单词和句子，看着那张英语考卷像是看天书。因为不会，所以没有压力，选择题就是瞎选，填空和阅读理解全部放弃，最后一道英译中短文，看了半天，只认识“a” 和“the” 两个单词，英语老师教过的 “pen”、“pencil”、“desk”、“truck”、“apple”等一个没有出现。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汉语注释“蛇”，当时想会不会是农夫和蛇呢？本想胡诌几句，后来怕惹恼阅卷老师，就放弃了。我环视了一下考场，看到大家都很轻松，个个面带自嘲的微笑，半个小时以后，全部交卷。好在那年英语只占10%。听我大学同学讲她的英语考试经历更好玩，她和我的情况相同，只做了选择题，不同的是，她用了碰运气的选择法，闭上眼睛，用笔去点答案，笔落到哪个答案就选择哪个，最后她得了11分，我得了14分，我被分到了英文三班，她去了四班。
一个多月以后，考试成绩公布，我们学校的成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班三十几个考生，八个上了本科，一个上了大专，很多上了中专，考中率是90%多。我们觉得像是在做梦，有飘飘然的感觉。“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阶前”，我们当时的心境和女驸马冯素珍完全相同。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等“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的矛盾严重。而且没有私立大学和自费招生，考上了就是全部公费，考不上的便没有其他选择。1979年全国共有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8.4万人，录取率为6.1%。这和今天的录取率没法相比，简直是乾坤倒转。当时，考上大学的人都被视为天之骄子。
79年是应届生大规模考上大学的第一年，之后每年有大批应届生考入各大专院校。自1980年起，国家取消了社会青年报考大学。家长们也开始重视起子女的考学，并且把培养子女上大学当做了家庭重要产业来经营。
曾经听到过有人说，在考场时感觉很好，结果出来差距很大，认为高考有时会判错题。我参加过1984年北京市的高考阅卷，对此有发言权，高考阅卷是很公平的。我们阅卷的老师都是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有经验的优秀教师和一些在读研究生。我在历史组，三四人一个小组，只负责一道题。组长第一个判，之后传给下一个组员，依次传下去，最后比较，如果每个组员给出的分数差别在允许误差内，就以第一个人的为准，如果第一人和其他人差距较大，就要讨论，组员可以否决组长。如果组内讨论解决不了，再报上面的大组讨论，总之最后给出的分数是很公平的。全部考卷阅读后有一个组专门要汇总分数，汇总之后，还要由另外的人核对。两个人一组，分别核对，互相交换。错的概率非常小。阅高考卷的老师们很负责任，也很有同情心，有些考生的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但是也有道理，就要讨论，如果合理就给分。现在是电脑阅卷，应该准确率更高。
我们当年高等院校比较少，但社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供不应求，用人单位几乎都是抢着要人。这也导致了76级工农兵学员分配难，一些单位宁愿多等一年，要招77级的学生。所以我们那时候考上大学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毕业后就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看看如今毕业生为找工作一天赶好几场招聘会去投放简历、而面试屡屡碰壁的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怀念那个时代，为现在的孩子们忧心。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人们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而把改革招生制度后，1977、1978、1979年入学的这三届大中专毕业生，称作“新三届”。这些新三届学生，正好赶上了国家实行干部“四化”政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年代，所以，这三届学生，大多成为社会中坚和各行各业的骨干，为国家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后恢复高考， 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面貌，功不可没，值得追忆。
小编的话：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现定居加拿大多伦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王丹
校对：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