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辉丨恶月不恶 毒日不毒（一）
恶月毒日由来久
农历五月初五，人们又迎来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一天，全国各地各种端午纪念活动搞得十分丰富多彩，人们包棕子、赛龙舟、举行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热闹非凡。但是，许多人并不清楚，早期的端午节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开心节日，古时候端午是一个祭祀之日，而祭祀的对象，则是一系列邪恶神灵。在古人心目中，五月初五是全年最不吉、最不祥之日，邪恶的魔鬼瘟神，在这一天胡作非为最为猖獗，一年当中端午这一天也是人们最提心吊胆小心谨慎的日子，人们生怕冲撞邪神招灾惹祸。古人将五月初五日，亦称之为恶月恶日。也正是因为如此，端午节的问候语是与其它节日完全不同的，习俗上端午节亲朋见面时只问安，而不问好。
古人普遍认为，恶月恶日不仅是邪魔恶鬼肆意横行的黑暗日子，就是这一天出生的婴儿也被邪魔打了了灾祸烙印，成为了恶鬼的帮凶，因此，端午出生的孩子，儿妨父、女尅母，会给家族带来灾祸。成为了受到古人诅咒的五毒俱全的灾星。几千年来民间对于五月五出生的孩子，采取了极端野蛮无情的方式对待——抛弃。一般情况下，抛弃的方法就是将新生儿抛弃到荒郊野外，让其自生自灭。而这些被狠心父母抛弃的无辜新生儿，因弱小无助其死亡率基本上是百分百，造成死亡的原因除了饥饿、生病以外，绝大多数则是悲惨地成为了野兽鬣狗的食物。因此这些生不逢时的可怜婴儿，下场是极其可惨的。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讲述的残害五月初五新生儿的情况，应该是发生在遥远的蛮荒时代，发生在是未开化的原始部落里，非也！根据史料记载，这种令人发指的恶俗直到宋朝时，仍然在民间还广泛存在。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所谓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会给家庭带来灾祸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迷信行为。令人费解的这种荒唐做法，在社会上很有市场，因受到普遍接受而大行其道。有道是“虎毒不食子”，爱护自己的子女，是人的本能天性，特别是女性母亲们，为了保护子女免受伤害，不顾一切生奋不顾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实例比比皆是，这是伟大母爱的体现。但是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旦被贴上五月五恶 月毒日标签后，许多父母会丧心病狂，发生如此严重的心理扭曲变态，瞬间就变得杀婴恶魔呢？要想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恶月毒日的由来。
恶月恶日，故名思义，就是邪恶的日子。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五”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不吉利的，而五月五日是个"重五"之日，因此其不吉邪 恶更是被放大到了恐怖的程度。人们视五月五日为洪水猛兽，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产生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或"毒日"这一迷信认知的大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社会根深蒂固恐瘟惧魔的迷信心理；二是五月是患疾病灾害多发季节；三是历史典籍等为五月五日不吉提供了许多文献记载佐证。
迷信是盛行于科技尚不开明年代的习俗，远古时期的人们对于自然界各种现象，特别是奇异事物，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认为其背后必然要有神灵主导支配，所以无论自然界的山川草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在冥冥中操纵着，这就是古代各种神祇的产生的过程，也是原始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发展繁衍过程中，生活条件艰苦，面临的困难与危险众多，疾病、瘟疫对人们的生存威胁非常大，人们为了生存，对主管疾病瘟疫的神灵十分恐惧，因此总是用祭祀供品等形式，努力讨好这些存在于虚空中的邪恶神魔，祈求其不要降下灾祸，久而久之的被动顺受，这种自己吓唬自己的迷信，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习俗。
这种造神、敬神、祀神的现象，逐渐发展成为了社会的重要性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反映出了这种信仰习俗，成为了全民性全社会性的活动最为重要的内容。
农历五月初五日的端午，古人早期称其为″端五″，在这里"端"就是开始、开端或排列在第一位的意思。由此可见，古人对五月十分重视。（后“端五”演变成“端午”），古人重视五月什么呢，更准确的说，是因为"怕"所以才重视，因为"怕″字当头，所以才让"五"变成了"端"！那么，古人怕什么呢？
按古人迷信说法，将“五”字视为洪水猛兽，认为生活当中逢“五”必有灾。对"五"的恐惧也并非毫无端底凭空想象，它也是有一定缘由的。《吕氏春秋》中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君子斋戒，处事掩身，欲静无燥，止声色---”按这一说法，一年当中的"五月"称为"恶月"、"毒月"，意思是说这个月阴邪之气至极，病毒瘟疫泛滥，将是灾星当头祸事连连高发，较为集中的月份。
古代的推命理论中，也对"五"给予了不友好的注释。比如："五"是阳数，五月初五，则是一个"重阳"之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讲究阴阳平衡，也就是说有"阳"就应该有"阴"，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而"重五"这种极阳无阴之数，显然不符合阴阳平衡的观念，因此被视为"不吉之数″。五月初五即"不吉"，若"不吉"则显然意味着"有灾"。
这种说法实质上是严重曲解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阴阳学理论的似是而非，是很荒谬的。
但是这种荒谬邪说，也并非空穴来风，五月份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变化，都直接支持这个五月注定是疾病流行的月份。而大量古代文献也为"五月"是灾难频仍的"不吉"、"恶月"提供了有力佐证。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明确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人们长期生活经验也证明了"恶月"这一说法的可信性。而五月灾害之月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主要有两个，一是五月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五毒及蚊虫蝇的活动开始越来越活跃，（五毒是指：蛇或长虫、蜘蛛、蝎子、蟾蜍、蜈蚣）。古人认为这些伤人毒虫是受到他们的司命之神"五毒神"支配操控来到民间猖獗活动的，所以五月自然就成为了"五毒俱全"的月份。因"五毒"伤害而造成的死亡的事例时有发生，这显然成为"五月"为"恶月"的直接提供了证明。另外疾病瘟疫在五月份之后也明显增多，古代卫生医疗条件落后，因病死亡事件，在五月份亦呈上升趋势，在古人看来，这显然是邪恶之魔在祸乱民间的铁证。今天的人们知道，疾病是由于致病病毒病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引起的，但古人不可能掌握这些知识点，面对毒虫疾病肆虐，想当然认为是及其背后的邪恶神灵在发怒逞威。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束手无策的古人，只能靠禳灾祈福、挂艾佩符、送神迎魂等方式来自保避祸。（古代早期龙舟的出现和就是古人为了讨好邪神送魂使用的）
人们在经过一系列祈福活动仍然不能消灾的情形下，也找不到真正改变噩运的办法。而恰巧五月由于瘟疫等病高发，本月生产的母亲也因产后身体虚弱，气候闷热潮湿造成患产后疾病及其他病症的情况高发，由此自然出现了一轮产妇生产后死亡率攀升的新高潮，这些灾难让不具备医疗卫生常识的先民，将此灾难祸的源头错认或迁怒于新生儿身上，于是五月出生的孩子尅母妨父的奇谈怪论就出炉了。无辜的婴儿成为了"毒月毒日"的替罪羔羊！并开始演变成了为毒魔恶灵危害家族的帮凶及代理人。而这个黑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扣在了五月初五日（即毒月毒日）出生的婴儿头上，成为千年魔咒，大规模全民性残害五月五日新生儿的暴行出笼了。并且自三千多年前周代开始，这一暴行延续了二千多年，直至宋朝仍然没有彻底平息。
中国拥有大量的历史典籍，记载了丰富历史信息，这是作为文明古国的重要证据之一，而其中记载的各类信息也是一座无尽的宝藏。但是，且不可想当然认为史籍中所有信息都是正面和有益的。从现代观点来看，许多信息是属于封建糟粕、迷信等不良信息，这些私货裹挟在古籍之中，而关于五月五是"恶月毒日"的信息也充斥在古典文献里。比如在东汉应邵所著《风俗演义》中就明确记载着：“俗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在其名著《论衡·四纬》中说：“讳举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文中的“举”今译就是抚养、养育。也就是说，民间忌讳养育正月（一月）、五月出生的孩子，因为他们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如果这个时间段出生并已经被父母抚养的孩子，其父母必将遭遇灾祸而死亡。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毫无科学依据，荒谬绝伦，但是中国自古就是重视书籍的国度，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社会地位十分尊崇，因此他们写下来的白纸黑字，其社会影响力十分重大，社会上愿意全盘接受古籍观点，奉为信条依文而行者从来都是大有人在。正是这些古代文献的错误谬论，对五月五日是"恶月毒日"的冤案定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传统道德中的“孝道”是传统文化的最为重要基石之一，但由于错误的将"恶月毒日新.生儿定性为妨尅父母、祸及家族的恶魔与元凶之一。偏听偏信的愚昧民众，顿感五月五日新生儿犯下与孝道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弥天大罪，于是将自己的孩子视为寇仇。因此将带有不孝大罪的孩子扼杀在摇篮的野蛮恶行，被披上了公共道德的漂亮外衣，残害婴儿的行径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维护社会安全的正义之举，而在恶魔行凶作恶之前就将其消灭的弃婴行为，在这一意义上说，不仅是预防了犯罪，而且也是对五月五出生孩子的一种灵魂拯救。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孩子的亲生父母对待自己的骨肉为何如此心狠手辣！干下这等灭人伦的行为为何还心安理得，因为他并没有杀死自己的骨肉，而是在铲除一个即将危害社会的魔鬼，消灭一个即将祸患家族的孽子时。也因此上“虎毒不食子”这一说法在这种背景下根本就不适用也不成立。
弄懂了"恶月毒日"的来龙去脉，我们深切体会到了那句“封建迷信害死人”的深刻和沉重。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所谓端午（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是恶魔之子、灾祸之星的说法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捏造，是一种欲加之罪的借口，是对善良无辜无助婴儿的污蔑诽谤，是对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倒行逆施。所以相关的所谓理论、论据也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异端邪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庆幸这段黑暗的历史早已翻过去了，并为二千多年间被因贴上"端午"标签而惨死于父母之手的千千万万无辜婴儿们祈祷，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作 者 简 介
纪晓辉，微名“纪源”，北京人，1963年出生，北京交通管理部门工作。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员、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会员，曾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等机构举办的“全国首届二十年会馆文化突出贡献人物评选”监察委员。现为《中国会馆》采编部主任、电视新闻评论员。三年来，在多种报刊传媒发表各类文章、诗词、评论、论文等约5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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