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柏克论卢梭
本文摘自柏克《致一位国民议会成员的信》（1791年5月），
详见柏克《法国革命补论》
冯克利 译，约4000字
………………
国民议会奉行的准则与此截然相反。它建议年轻人学习大胆的道德试验家。人人都知道，他们的领袖之间有很大分歧，但是他们与卢梭最为相似。事实上，他们都与他相似。他们把他的血输入自己头脑、自己的作派之中。他们研究他、思考他，只要能从白天作恶、晚上放荡的生活中分身，他们总是会翻阅他。卢梭是他们的神圣教义。他毕生都是他们的波留克列特斯教义；是他们标准的完美形象。巴黎的铸造厂，正在把他们的穷人的水壶、教堂的铜钟融化，为这个人、这位作家、作为作家和法国人的楷模赶造塑像。假如有位作家是伟大的几何学天才，即使他的所思所行在道德上极为恶劣，也可以为他塑像，他们推崇他，只是把他作为几何学家。然而，卢梭是个道德学家，不然他就什么都不是。因此，选出这位作家供人学习，其用心何在，人们不可能搞错。
他们的大问题是，要寻找某种代用品，取代过去一直用于规范人类意志和行为的所有原则。他们从那个人的思想中发现了有这种力量和品质的气质，要比过去的道德观好得多，适合他们的状态，更有利支持他们的权力，消灭他们的敌人。于是他们选定一个自私自利、卖弄风情的恶棍，用来取代朴素的义务。真正的谦卑，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所有真正美德的深厚而牢固的基础。但是，它践行起来很痛苦，表现起来很压抑，因此被他们彻底丢弃。他们的目的是把所有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变成过度的虚荣。稍有虚荣，而且是表现在小事上，倒也无关宏旨。倘若毫无节制，却是最大的罪恶，是所有罪恶中最丑陋的表现。它使人变成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毫无真诚可言，完全不值得信任。最好的品质受到毒化和扭曲，反而会产生最恶劣的作用。你们的贵族养着许多作家，像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例如伏尔泰等人）一样道德败坏，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他们打算树为美德的那种奇怪的恶习，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我们在英国，也能感觉到这位虚荣哲学的大师和创立者。我几乎每天都有机会知道他发挥的作用，他使我毫不怀疑，影响他的心灵，或引导他的理解力的原则，只有虚荣。他这种恶劣品质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同样是出于这种颠狂错乱的虚荣，这位被国民议会奉为苏格拉底的狂人，忍不住出版了一本疯狂的《忏悔录》，讲述他的颠狂的缺陷，试图赢得到一种新名声，费力地炫耀阴暗而庸俗的恶行，我们知道，有时它还混杂着耀眼的才华。他看不清虚荣的性质，也不知道它什么都吃，从来不挑食，甚至喜欢谈论自己的缺陷和恶行，只要能令人惊奇、引人注目即可，而那是最不宜率真地公之于众的事情。这种能让虚荣变成虚伪的恶习和堕落，使卢梭所记录的生活，不需要用美德、用哪怕是一次良好的举止偶尔装点一下。他选择了把这种生活呈现于人类的眼前。他以粗野的轻蔑态度，把这种生活呈现在他的造物主面前，他只将其作为挑衅的对象。你们的国民议会知道榜样要比格言强大得多，所以选择了这个人（从他本人的记录看不到一样美德）作为模范人物。他们为他竖起第一座雕像。以他作为起点，开始了他们的荣誉和成名之旅。
你们的主子把这种新发明的美德奉为教义，这让他们的道德英雄为表达自己的普世之爱，不断消耗着他的花言巧语，他的心无法守住一丝寻常的父母之爱。怀有对全人类的爱，却对与他有交往的每一个人缺少同情，构成了那种新哲学的特点。他们这位虚荣的大英雄，坚持反社会的独立精神，拒绝对普通劳动的公平出价，否定富人给予天才、给授受双方都带来荣誉的捐赠；然后把他的清贫作为犯罪的借口。他向与他几乎毫无关系的人释放柔情，然后他抛弃已让自己腻烦的恋情，把子女送进育婴堂，就像扔掉垃圾粪便一样，没有一丝痛苦。熊尚且能呵护和养育自己的幼崽，但熊不是哲学家。虚荣从颠覆我们的自然感情找到自己的价值。有成千上万的人赞赏这位伤感的作家，而在他自己的家乡，却没有人知晓这个深情的父亲。
在这位哲学导师的“虚荣伦理学”的指导下，他们试图在法国重建人间的道德法典。政治家，你们现在的统治者，靠弄虚作假蒙骗世人生存，正是这种，使那个人离开他的住处，登上一个舞台，装扮成矫揉造作的角色，涂满作戏的油彩，供人们在烛光中观赏，隔着适当的距离细心地品味。虚荣极易在我们中间、在所有国家流行。对于让法国人更趋完善来说，按这套学说进行教育似乎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显而易见，目前的反叛是它顺理成章的产物，而反叛也在每天喂养着它。
如果国民议会推荐的这套制度是虚假的演戏，那是因为他们的政府系统有同样的特点。两者可谓珠联璧合。要想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把立法者的政策和道德风尚联系在一起。你们务实的哲学家事事都有一套理论，思想有着明智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合乎自然的道德因素，与之针锋相对，他们把一个铁石心肠的下流父亲树为表率，他有博爱之心，爱全人类，却恨自己的亲人。你们主子否定这种天然的义务关系，视之为自由的对立面，它没有社会契约的基础；不受人们权利的约束；因为不言而喻，这种关系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在子女一方肯定不是，在父母一方也未必总是。
他们通过推崇卢梭而宣扬的第二种关系，其神圣性仅次于父亲。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教师是头脑冷静、值得尊敬的人，与父权并列。黑暗时代的道德学家preceptorem sancti voluereparentis esse loco。（译注：拉丁语，意为“他们让教师占据了父母的位置”）与此不同，他们教导世人说，在这个光明的时代，教师应当成为勇士。他们系统地腐蚀很容易腐败的一群人（有一段时间在你们中间不断壮大的害群之马），一群鲁莽、暴躁的文人，为他们指派的角色，不是承担起适当、严肃、朴实无华的义务，而是卖弄小聪明，他们快乐、年轻气盛、趾高气昂，衣服上挂满饰物。他们号召法国的新一代心仪于冒险和运气，竭力将他们的情感吸引到教师一边，背叛最值得敬畏的家庭信任，教唆他们的女学生行为不端。他们教导人们说，那些勾引几乎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处女的人，他们家里可以放心地接纳；合法接任丈夫位置的人，他甚至能充当其荣誉的卫士，而那个位置是被年轻文人抢先占领过的，他不会为此询问法律或良心是否允许。
可见，他们打破了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等所有的家庭关系。通过这种教师败坏道德风气，他们也败坏了品味。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品味在道德品质中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但是在调节生活中并非不重要。品味不是能把邪恶变成美德的力量，但是它用愉悦的规劝鼓励美德，消除恶行。卢梭是个笔力强健、精力充沛的作家，他把任何意义上的品味都置诸脑后。你们的主子以他为师，认为一切优雅的表现都有贵族制的特点。过去的时代使我们本能的嗜好变得优雅和高贵，将其提升到它似乎达不到的层次，但是这个时代气数已尽。通过卢梭，你们的主子决意毁灭这些贵族的偏见。被称为爱的激情有着十分普遍而强大的影响；支配着各种娱乐活动，事实上占据着塑造性格的大部分生活内容，形成能够培养同情心、激发想像力的方式和原则，对于每个社会的道德至关重要。你们的统治者很清楚这一点，为了改变你们的风俗以适应他们的政治，他们发现最好用的莫过于卢梭的思想。他们通过他教导人们模仿哲学家的作派，也就是说，他们教导法国人不讲风度的爱，没有青春之美和绅士精神的爱，而这种爱即便算不上美德，也能把生活装点得更美好。他们把这种激情，天然地与优雅和风尚相结合的激情拒之门外，为年轻人灌输一种下流、酸腐、阴暗、粗野、淫荡而又卖弄的混合物，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和最粗俗的风流好色混杂在一起的东西。这就是从他们的著名哲学家、他的谄媚的哲学名著《新爱洛伊丝》中发现的激情。
阻挡这些轻浮教师的篱笆倒掉后，你们家庭不再受得体而有益的偏见的保护，离可怕的腐败便只有一步之遥了。国民议会的统治者大有希望看到，舞蹈教师、提琴手、美发师和男侍从以及诸如此类的活跃公民，会让法国家庭的女子成为他们可以轻松到手的猎物，这些人会进入你们的家庭，那里的气氛让他们不再见外，通过正常或反常的关系，与你们融为一体。他们利用法律，使这些人成了与您平等的人。他们接受卢梭式的情感，让这些人成了您的对手。这些伟大的立法者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平等计划，在可靠的基础上确立了他们人权。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卢梭的著作直接导致了这种可耻的恶果。我时常纳闷，他在欧洲大陆为何比在我国更受推崇，有更多的追随者。这种不寻常的差别，语言的魅力可能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确实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感受到，这位作家有一种闪光、活泼、热情的风格，同时我们也发现，他行文松散，东拉西扯，说不上是最出色的文风；他的所有作品都矫揉造作，下笔铺张。他无所取舍，不分主次。一般而言，他过于紧张，不善变通。我们无法信赖他的任何著作，虽然其中偶尔也有对人性相当不错的洞察。从整体上说，他的教义与真实的生活和风尚不相干，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从中得出任何法律和行为准则，或者参照他的意见去强化和阐明任何事情。他的著作会让我们陷入古老的困境。
也许大胆的思辨更易于被人接受，因为你们觉得这是新东西，而我们对它早就厌倦了。就像过去两代人一样，我们继续广泛阅读那些可靠的古代作家，我相信，这种现象较之现在的欧洲大陆要普遍得多。他们占据着我们的头脑，赋予我们另一种品味和作风；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不会多于让我们对似是而非的道德观莞尔一笑。我并不认为这位作家彻底抛弃了正确的观念。在他的乖张表现中，必须承认他有时是讲道德的，而且是一种十分崇高的道德。但是，他的著作的总体精神和倾向是有害的，而且因为这种混合而更加有害。彻底堕落的情感与雄辩滔滔并无不相容之处；其思想（虽然堕落，但说不上面目狰狞）厌恶单纯的罪恶，避之唯恐不及。这些作家甚至能用美德去奉承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