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高考都是千军竞过独木桥，何曾发生过“剧场效应”
胡子宏生命日记（792）
42年高考都是千军竞过独木桥，何曾发生过“剧场效应”
（一）
这两年，针对高考和中国教育，常常有人提到一个词组：剧场效应。
通常的解释是，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忽然，有一个观众站起来看戏，周围的人劝阻无效，管理员又不在岗。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
所有人，比原来都付出了更多的体力成本，得到了和原来一样的（甚至更差）观剧效果。更悲剧的是，虽然大家都更累了，但不会有任何人选择坐下来看戏。
在剧场效应的观点里，破坏秩序的人没有得到持久的收益，而遵守秩序的人则是受害者。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剧场的管理员，毕竟，他是秩序维护者。
颇有一些专家学者喜欢谈及：“剧场效应”绑架了教育，我们的教育失去秩序，在每况愈下中加速坠落。
在他们看来，剧场效应绑架教育的表现是，上课时间不断延长，作业量越来越大，导致学生负担重。于是乎，中国教育陷入最危险的关头。
剧场效应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在现实中是这样吗？剧场效应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有戏看，而且每个人都能看得清楚。而教育资源则是稀缺的，它不可能保证每人都有相应的“座位”。此时，只能保证那些跑得最久、最快的人，才有机会进入教育资源的“剧场”。
有人在喊叫着，孩子们作业量大呀，累呀，这样要把孩子累死啊。可是，回顾42年高考，从1977年开始，哪一年的高考生不累呢？大凡是在高考中胜出的学生，谁不是拼死拼活才获得一张通往大学的入场券呢？
（二）
我知道“考大学”这个词是在1977年。那一年，我爹走进家门，宣布了一个消息：以后可以考大学啦。不久，我在填家庭成分的时候，我爹告诉我，可以把地主改成农民。
那一年，我二舅开始在县城读高中。我每次跟着妈妈到姥姥家，姥姥就会讲述二舅读高中的事情。记忆最深的是，姥姥常说，离家远的学生带着高粱面窝头上学，过几天后，窝头就会长白毛，可是，没办法，他们就把窝头在学校食堂里蒸一下，继续咽进肚子。
姥姥家距离县城中学只有两公里，二舅没有吃过那些长毛的窝头。他第一年的高考只考了197分，落榜。复读一年后，1980年，二舅才顺利考入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我曾经听姥姥讲，二舅的同学同时考入北京政法学院，对方的家长说，我二舅考上的是一所破学校。
数年后，我才知道，北京政法学院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并入北方学院。前者是著名的211名牌大学，后者确实只是一所普通大学。
不用细说我二舅读大学时的刻苦，我姥姥说，某一次排队打饭，我二舅忽然晕倒在地。醒来后，继续上课学习，根本没有去医院。
我二舅考入大学的时候，我在本村读初中。晚上，我们一群孩子凑到学校的教室里学习。当时，我们点的是煤油灯。在废弃的墨水瓶里，插上一根铜制的自行车胎芯，把棉捻穿过来，灌上煤油，就能做一盏煤油灯。
我初中的教室里没有电灯，晚上，我们都是煤油灯下学习。时间长了，鼻孔会被油灯熏得发黑，但一群孩子聚集在一起学习，都比较用心，学习气氛很浓。最深的印象是，冬夜里，手背冻得生了疮，不疼，很痒。
（三）
少年时，我对刻苦学习的认识，仅仅是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彼时，还没有做课外题一说。初中的学习很松懈，我不知不觉就掉了队。初中毕业后，如果想到县一中读高中，必须参加升学考试，很不幸，我连预选都没有通过。
1982年秋季，我舅舅考入大学后的第三年，我到了威县二中复读初三。威县二中在县城的东南角，威县一中则在县城的北部。我住在学校的大通铺宿舍里，某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就跟同学一起潜入威县一中校园。
我们进入威县一中校园后不久，教室里就熄灯了。我们正想离开，却惊讶地发现，前后三排的18个教室里，一分钟不到，就纷纷亮起烛光。透过教室后门的玻璃望去，只见很多学生在点着蜡烛继续学习。
1982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学习到晚上12点。从那以后的4年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保证了13-15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我不记得当年熬夜都学了些什么东西，但是，如今，我连续892天，坚持日更微信公众号的原创文章，就是那种学习精神的延续。
我二舅说，1979年高考落榜后，他就跟着村里的乡亲一起干农活，后来去了挖河的工地。二舅累得汗流浃背，力不能支，他曾经沮丧地想，这样的苦日子，何时是头儿呢？
我二舅的舅舅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在城市工作。1979年的秋天，舅老爷回家探亲，帮着二舅联系了威县一中插班复读，才使得二舅成为1980年的一名大学生。那一年，大中专录取率是8%。
我和二舅的苦读都没有白费。1983年，我二舅读大三，我考取了威县一中。在学校食堂的蒸笼上，我真的见到了农家孩子带到学校的干粮。那些干粮是高粱面掺着白面，有的发霉，长了白毛。我则是带着粮票换饭票。
1986年，二舅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读研毕业，我顺利地进京读大学。我记得，高中的三个冬天，我的脖子都黑乎乎的，被大人称为车轴。身上的秋衣长久不洗，脱下来已经发硬。
如今，我二舅的女儿已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留美就业。我的儿子申请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留学，正在学英语，准备考雅思。
（四）
我摆出二舅和我的成长经历，是想说，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迄今，每一个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学生，都是在千军万马竞过独木桥的竞争中拼杀出来的。
当年，我二舅曾经累得晕倒在排队打饭的行列里。我放了寒假回到村里，有乡亲见到我，惊讶地说，你怎么变得又黑又瘦？
那时候，没有减负，没有素质教育的口号，没有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落差。各个学校都在默默地拼教学质量，那些苦读的学生都在默默地做卷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我们同学的家庭中都是一群兄弟姐妹。孩子显得不那么娇贵。学习之累、之苦，被家长们视为正常的现象。即使我二舅晕倒在食堂前，我姥姥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惊讶。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独生子女日益普遍，也许是父母心疼孩子在学业上的付出，减负声开始喊响，“快乐成长”“儿童天性”之类的词汇开始喧嚣。于是，人们都开始觉得孩子累了、苦了。
可是，相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为了考大学的艰辛付出，眼下孩子们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衡水中学管理之严，只不过把学习的节奏控制得更加规范。毛坦厂中学只不过把学生父辈的苦读精神，来了次集中爆发。
毛坦厂中学的学习时间，与我读高中时每天学习13-15个小时差不多。衡水中学竟然每天能保证学生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简直是我们当年难以想象到的福利。
（五）
高考是一种竞争，是社会阶层逆袭的唯一通道。剧场看戏是一种娱乐享受，是身心的休闲放松。前者要搏命进取，才可能脱颖而出，后者则是闲庭信步，不会付出精力的巨大消耗。
高考的规则是分数说话，只要我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在高考中赢得高分，那就会得胜回营，迈向高等学府。高考充盈着无时不在的竞争，毛坦厂中学那种搏命式的苦读、衡水中学那种严格规范的的管理，都是在高考的分数竞争规则面前愿赌服输。
剧场效应则排斥了竞争，讲究的是秩序。它的前提是，每个观众都取得了欣赏舞台演出的入场券。它的规则是对号入座，管理员的管理规则，与高考秩序根本不是同一个模式。你见过剧场里的观众抢夺座位吗？
我参加过一期河北卫视的访谈节目，石家庄的一位高中女生天真地设想，大家都按时作息，都不做题，都不那么累，高考的时候，不也是同样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吗？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呢，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样轻松地学习，她不会在高考的竞争中输掉。
可是，更多的学生意识到，如果按照那种剧场看戏的模式去学习，不刻苦学习，不做题做卷子，自己就根本不会在高考中胜出，于是，他们干脆就孤注一掷，愿赌服输，竭尽全力地拼高考。这就带动那些懒人，不得不强打精神，跟着去拼搏。
42年的高考历史，都充盈着千军竞过独木桥，谁曾见过“剧场效应”？用剧场效应来要求学校和学生，躲避竞争，按部就班地学习，那只能是懒人们的一厢情愿。竞争从来都掺杂着残酷性，不可能像剧场里看戏那样四平八稳。
高考虽然残酷，但它是寒门子弟的最后一场公平竞赛。彩虹总是在风雨后。如果我们无法绕开高考，就只能直面高考的残酷竞争，愿赌服输。试图绕开竞争，把中国教育设计成剧场看戏那样井然有序，那只能是理论家们的独断臆想。
胡子宏，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20多年来在全国及港澳台400多家报刊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散文随笔。作品有8篇（次）散文入选大中学课本、阅读教材、考试试卷。大力倡导“平二代”通过刻苦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实现社会阶层的逆袭。鼻咽癌患者，康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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