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榜生到“救世主”
“救世主”是靠不住的，欺骗人民的政府也是靠不住的。人民不需要“救世主”，也无法容忍奉行愚民政策的政府，怎么办？容闳的观点是，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不是“一姓之废兴”；而所谓真正的革命，就是在“国体”和“政治”上，有“重大改革之效果”。
从落榜生到“救世主”
——蠹鱼笔记
◆徐强
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神志昏聩中，自谓曾至天上，蒙天主授以极重要之职。命其毁灭世界上崇拜之偶像，指引迷途，晓谕世人，使人人咸知天主，信仰耶稣，俾耶稣得为世人赎罪。洪秀全既自以为在天主之前受此重任，故自命为天主之子，与耶稣平等，称耶稣为兄。（容闳《西学东渐记》）
【蠹鱼案】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他那本研究群众运动的专著《狂热分子》中指出，群众运动通常是失意者的狂欢，“所有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都以失意者（the frustrated）居多”，“失意者一般都是自愿参加群众运动的”，“即使没有外来的煽动游说力量，失意感本身即足以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埃里克·霍弗是美国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完全是自学成才，而且终生从事码头搬运工作，即使成为大学里的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之后，也没有离开过码头。他的著作，全部是体力劳动之余的“副产品”。
埃里克·霍弗关于群众运动的独到见解，据说就是在码头搬运货物之余勤于思索的结晶。有一天，他和整个码头最笨手笨脚的一个工人合伙搬东西，他发现，这个工人对自己该搬的货物一点兴趣都没有，却很喜欢跑去帮助别人，搬这搬那，不亦乐乎。经过一番思考，埃里克·霍弗灵光一闪，得出结论：“这家伙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会那么热心去做责任以外的事情呢？我的解释是，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由此，他联想到了群众运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改善自我是没有价值的，自私自利是注定会失败的——抱有这种念头的人，渴望“重生”，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而一项“神圣”的事业，比如说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迫切的愿望。“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的自信。”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拯救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拯救别人、拯救世界的冲动；在试图拯救自己而遭遇挫折失败之后熄灭的信心之火，会在拯救别人、拯救世界的“神圣事业”中重新点燃，发出熊熊的光芒。就像在码头上帮助别人搬运货物会赢得好感一样，从拯救自己向拯救别人、拯救世界的转变，常常被认为是利他的、高尚的，这正是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救世主”为什么喜欢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为口号，而人们又总是天真地把“救世主”当作“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来顶礼膜拜的原因。
在埃里克·霍弗的视野中，群众运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举凡宗教运动、社会运动、革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均在群众运动之列。当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吹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条，反倒自谦说那只是一些“片面的真理”。不过，用他的眼光来审视洪秀全，无疑是恰当的。容闳与洪秀全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时候，中国的大门虽然已被西风吹开，但整个中国仍然是“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洪秀全六试不第，敲门砖砸了六块，门缝都没开成，打击之重，失落之深，可想而知。在最后一次落榜返乡的途中，洪秀全写了一首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这首诗表明，他对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富贵荣华已经彻底绝望了，正是在绝望的深渊之中，他产生了“定乾坤”的念头，也就是说，他完成了从落榜生到“救世主”的转变。太平天国领导人中的科场失意者，除了天王洪秀全，还有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干王洪仁玕（李世愉《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这进一步印证了埃里克·霍弗的观察：“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
如果说埃里克·霍弗对失意者的分析，为探寻群众运动兴起的“主观因素”提供了一条颇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那么，容闳对清政府的批评，则点明了引发群众运动的“客观环境”。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写道，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馈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既然政府成了欺骗人民的头号诈骗犯，上当受骗的失意者自然不可胜数，“救世主”振臂一呼，遂成燎原之势，席卷十八省，激荡十数年。基于这一认识，容闳本来对太平天国运动深表同情，甚至还抱有一些幻想，但经过实际接触之后，他发现太平军由于大量吸纳无业游民，“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又贪恋江南烟花之地的财富和美色，“道德乃每下而愈况”。假设洪秀全取得成功，无非是又多了一个“清政府”而已。
“救世主”是靠不住的，欺骗人民的政府也是靠不住的。人民不需要“救世主”，也无法容忍奉行愚民政策的政府，怎么办？容闳的观点是，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不是“一姓之废兴”；而所谓真正的革命，就是在“国体”和“政治”上，有“重大改革之效果”。——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能够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主张，容闳真不愧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