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农民、宗教、资本与工人阶级
李卧云
近年来网络流行翻案风，其中一个较有名的翻案当属“资本家当年为什么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愿意送给穷人”？很多人以当下菜农没有售出而毁于田地的蔬菜为例进行了辩驳，诸如送出去的运输成本要高于菜价等。此类言论的最大错误是历史环境的本末倒置，当下中国并不适合倾倒牛奶的那个欧美时代。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背景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在他的笔下可以一窥彼时资本家们真实的模样，也许资本家们倒掉牛奶的初衷比我们想得还要恶劣，在此我先引用一段话表明态度：“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人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车来拾取丢弃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们的眼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烁着一股越来越强的怒火。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到临。”（这段文字节选自《愤怒的葡萄》3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那么问题来了，愤怒的葡萄最终会收获什么？一场狂风骤雨的革命？还是一场伟大的心灵净化运动？前者指向马克思，这群人将变成无产阶级并以暴力革命的方式结束压迫？后者指向基督教，这群人将重踏两千多年前罗马人民的老路，面对不公正和强权走向一个心灵和道德的团结体，即基督教。这部作品的特殊性不在于它是左翼的，而在于它不完全是左翼的，它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维度。首先它是左翼的，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20世纪30年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左翼思潮都是当时社会的主导大潮，文学界尤为如此。此时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开启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历史。无独有偶西方文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左翼文学思潮，不过相对于中国的情况而言，欧美的左翼思潮虽然强势（这或多或少与大萧条的经济背景有关），但并没有诞生多少伟大的作品，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法雷尔的芝加哥三部曲、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以及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很难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寻觅到，更不用说其他远在文学史之外的作品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是这股思潮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作者也凭借着这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这部作品像极了同时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与自《圣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和道德传统密切相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天国是两个相互纠缠的基本元素。两者的对立并不是通过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来，而是通过单一角色表达出来。如前牧师凯西以及乔德家坐牢归来的大儿子汤姆·乔德。这两个人既代表着基督教的倾向也代表了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成形。
故事改编于30年代那场真实的农民西进运动，讲述了美国中部阿肯色州乔德一家的流亡故事。乔德一家跟其他无数农民一样，被银行赶出了几代经营的土地，因为一张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招聘传单而举家迁徙，最后证明这个招聘传单也是虚假的。出发时他们一共13人，小说结尾之际他们只剩下8人，有人逃走不知所踪，有人是病死饿死。几经波折之后，这家人的命运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相反正朝着更为恶劣的方向迈进，人们能够看出群体的愤怒中一个新的革命阶级正呼之欲出。以此观之，这部小说可以当作一部工人阶级前史或革命前史来读，它涉及到农民在银行的圈地运动之后如何一步一步变成工人阶级的故事。只不过最终乔德一家以及与其有一样命运的破产农民们最后有没有成为工人阶级，有没有确定无疑地走向暴力革命，斯坦贝克都未明确表态。
这部作品跟同时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铁流》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在《铁流》中“赤党”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苏联共产党在群众的凝聚和团结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而这里“赤党”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幽灵。阿肯色州破产的农民们确实带着愤怒上路，带着愤怒前行，带着愤怒谋生，但愤怒的指向一直不明朗。尽管农民的罢工总被当局（警察、资本家等）指责为“赤党”煽动所为，但纵观全书，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有类似社会主义信仰或宣称自己是共产党的人走进破产农民之中，没有宣称也没有煽动，一切罢工或反抗行为都是自发的，甚至是在一个“牧师”（凯西）的带领下完成的。破产的农民们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有组织的反抗乃至汤姆式的暴力反抗确实有所增加，但却始终缺少一种东西将他们凝聚为工人阶级。但我们又有理由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颠覆旧式生产关系的革命群体。这个问题可以从他们破产开始讲起，乔德一家是拓荒者和勤奋者的后代，这块土地是先辈们开垦出来的，留着先辈的血汗，埋着亲人的肉体与灵魂，他们是天然的土地主人。但资本或银行像一个吸血鬼一样敲骨吸髓地榨取，由于荒年的存在，银行和资本便通过贷款的形式逐渐将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分益佃农，再经过几个荒年的累积，分益佃农彻底变成了破产农民。最终他们被现代化的拖拉机赶走了。在出走的路上，各路大小资本层层吸血。低价收购他们农具的商贩只用了180块便拿走了他们全部家当，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几个月的开支而已；二手汽车老板以几倍的利润将老朽的、毛病百出的汽车卖给他们；一路上的汽车修理店也在浩荡的老朽汽车中很赚了一笔；就连吸引他们西去的广告宣传也不过是资本家压低工钱的一个套路，来的人多，饥饿的口就多，工钱自然可以再压一压。路过的各地州警很配合地将这些农民撵到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动辄以逮捕威吓预备停留本地的逃难农民；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无缝衔接，层层盘剥，最终逼死老弱病残，将成年壮劳力也推向绝境。
在旧时的中国，大地主兼并小农的土地以至于小民无立锥之地时，小老百姓便会揭竿而起。千百年来的中国一直在重复这个怪圈。然而现代农民不可能期盼这种起义之路了，他们缺少一种凝聚的力量。说白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发泄出口。在小说开篇不久处，愤怒的农民要拿枪去反抗，可是他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仇恨对象，他们只能威吓开拖拉机的司机，而司机也不过是刚刚同样破产的邻居罢了。他们追问司机受何人指派，层层推进之后，银行最终跳了出来，成了一个无名无姓的绝对存在。愤怒的农民不知道如何才能开枪打死银行，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它是一个实体却又虚无缥缈，它不像无道的昏君和吸血的地主那样有名有姓有血有肉，但又确实将他们逼上绝路。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彻底被转化了，如果真有那么一种解决办法，那么就只能是消灭银行，消灭银行背后的整个经济政治体制，也许破产的农民们不知道这些大道理，但事情走到最后必然是一次彻底的颠覆。
另一方面这里又有着强烈的宗教意味，斯坦贝克似乎在祈求宗教的救赎之力。牧师凯西的存在已经毋庸多言了，凯西只是一个前牧师，他认为自己失去了信仰，但大家却始终将其视为牧师。母亲总是说带上一个牧师上路总是有用的，生老病死的仪式都离不开他们。小说中第一次明确的集体罢工行动就是凯西组织的，凯西甚至还顶替汤姆进了监狱。凯西虽说不信仰基督教，但确实始终践行着基督教的爱人伦理。他并不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痛恨在组织前往社会主义的罢工运动，他是出于耶稣式的悲天悯人而拯救人。最有可能完成暴力革命的大儿子汤姆最后逃走了，不知所踪。而且他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一个背负原罪的罪人。此外，整个故事的结构非常类似于《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破产农民像犹太人一样朝着资本（新上帝）承诺的应允之地前进，一路上都在遭受上帝的考验。结尾处那场似乎要淹没一切的大雨与诺亚方舟的故事背景也十分相似。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面对社会的极其不公时往往展现出一种清贫的道德优越感，历史上的第一批穷人基督徒就是如此面对奢靡的罗马贵族。穷人虽穷，但他们自认为在精神和灵魂上高人一等，乔德家的母亲是圣母，乔德家的孩子都是圣徒，他们在基本的物质层面上像动物一样活着，但他们依然以一种友爱的方式面对世界，哪怕最无助的时候也是如此。出发时他们带上了自己的狗，也带上了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凯西牧师。在路上他们与威尔逊夫妇相互帮助，还留下了20元钱。在与其他破产农民的相处中，大家都是彼此照顾。在结尾处这种主题被揭示的更为明显，刚刚小产的罗莎夏跟着父亲和母亲到了一个高坡的谷仓避雨，那里有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行将饿死，他们将毯子给了无衣可穿的罗莎夏，罗莎夏则用给死去婴孩准备的奶水救济快要饿死之人。
在官方收容所中，尽管没有食物，只有干净的引用水、洗澡热水以及抽水马桶这些基本的供应，乔德们便感到活得像人一样，他们感谢周围的兄弟姐妹，也感谢上帝为他们带来的希望。他们也不再愤怒，即使前期已经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只有当为了肚子不得不再次上路时，他们才又一次愤怒起来。底层人如此强大的包容性，如果没有一个人或组织去刻意引导他们，一旦资本家改变统治策略，愿意把一些资源让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单向度人便诞生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走向一个友爱互助的基督教群体的概率要远远高于走向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