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打箭炉的锅庄（三十七）

清初，“上以西藏番部嗜茶，许西藏营官在打箭炉管理土伯特贸易事。”（《清史稿. 唐希顺传》）。

喇嘛营官昌侧集烈，杀明正土司，作乱打箭炉，在康熙四十年正月（公元１７０１年２月）平定之后，朝庭先考虑的，还是这个茶市的兴旺。

在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公元１７０２年２月），即“命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铁图等往打箭炉地方监督贸易。”要他们到任后“即将奉差情由移文弟巴（藏王）。须文辞明悉，令彼速遣大喇嘛来监督贸易。倘若迟滞，将我等撤回，永不得贸易矣。”并交待“侍郎满丕督师彼处，与尔等事各不同，务各勤尔事。”要求他们各自分别管好军政事务和茶市贸易。还特地叮嘱达木巴色尔济、舒图等，税银只征内陆商人的，不征番人的。一句话“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 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为念。须图好名，稍有优处，人即称颂。”（《清实录. 圣祖实录》）。

后来，当时还控制着西藏的蒙古汗王拉藏汗，又向朝庭提出要打箭炉地方，皇上明确回绝他说“朕思打箭炉原系本朝地方，我朝之人实处其地，于拉藏汗大有裨益。我朝之人若行撤回，则茶市亦停，大无益于伊等。”考虑的还是茶市的兴衰。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１７０６年），横跨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架成，极大地便利了出入打箭炉的交通，茶市更加兴旺。

到乾隆年间，各地茶商每年在打箭炉销售的茶叶，就达十万零三百多引，按一道引贩茶一百斤、纳税银一钱八分计算，一年销售的茶叶就在一千万斤以上，征收税银一万八千零五十八两。

茶市兴旺，使本是“听差伺贡”的打箭炉锅庄，演变成以堆放、经销茶叶为主的商贸埸所。

四十八家大院住满主要从茶庄汉商手里买茶的藏商，每年上千万斤的边茶，在这里储存、交易，然后打包、发运，“西出炉关”，销遍康藏。可想而知，就在我们如今所住的这座当年称作木老爷锅庄的大院四周楼下那一间间仓房里，不知堆积过有多少西藏人民生活必需的边茶；更不知有多少白花花的银子流进国库，流入官府，流到土司和藏汉茶商的银袋中！

康熙皇帝就规定，在打箭炉税收项下，每成拨五千两白银给达赖喇嘛，作为僧众养赡。另外每年还给班禅茶叶五十大包，作为札寺僧众熬茶之用。（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可见打箭炉茶市税银之可观。

到西藏著名的喇嘛寺熬茶，在清代，已成为中央王朝礼待和尊崇西藏宗教，联络宗教领袖的一种重要手断。

蒙古和其他藏族地区的土司和地方首领进藏熬茶，朝庭管制很严，要先奏请，得到准许之后方能前往，以防其借熬茶赴藏生出事端。

乾隆四年（公元１７３９年）,当时为鄂罗斯（俄罗斯）属下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呈请前往西藏熬茶，就颇费周折。同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请往西藏熬茶，朝庭就很不放心，川陕总督继善上奏说：“准噶乐队夷人进藏熬茶，虽不至遽生事端，但夷性无常，或因此探听青海消息，窥视藏里情形，俱未可定。臣已密嘱将军乌合图等密探夷人进藏系何心事，如何举动，务须朝夕留心，切勿忽略。”得旨：“办理甚妥。”（见《清实录. 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