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作家•评论】曾令琪/读攀枝花谢敏短篇小说《鼻梁上为什么有道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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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攀枝花谢敏短篇小说
《鼻梁上为什么有道伤痕》
文/曾令琪（四川成都）
小说，不是写阅历，就是写内心感受。但归根结底，小说是人类现实和梦想交织的产物。作家通过小说构造自己的梦想，读者则通过小说赏读作者的梦想。
读谢敏的小说《鼻梁上为什么有道伤痕》，我感到她的作品有着显著的个人风格，耐看，令人回味，探骊得珠，如同木兰坠露一般，美丽杳渺，时时散发出极大的诱惑。
一、结构的简单化，散发出一种天真的纯美
有评论家言：“一切美的东西都由简单构成。”不管小说创作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写作，其小说实际上就是文字化的白日梦。要使你的白日梦让更多的受众心安理得地接受，你就不能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设置。郑板桥《赠君》诗云:“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化繁为简，也是小说创作常用之一法。美国作家E·B·怀特的《夏洛的网》，法国作家圣·德克旭贝里的《小王子》，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与《伊豆的舞女》，卡夫卡的名篇《变形记》不用说了，其小小说如《陀螺》、《敲门》等，都是以简洁流畅的结构、自然朴素的语言成就经典。
谢敏的小说，就有一种对简单结构的追求。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在某个单位任职的“我”，因工作的压力，时时感到紧张，性生活方面感到很不行了。于是，谎称去下属部门检查工作，背着家属和朋友，前往一个偏僻的医院就诊。结果，在去医院的路上，发生车祸，当场死亡。
红尘滚滚，人生若梦。当我们历经桑海，我们曾经那份纯真是否还在？爱情让人变老，每经历一次爱情，我们的爱就会减弱一分，我们的伤痛也相对减弱一分。到了最后，我们连感慨的心情都没有，一切都归于平淡。谢敏小说提炼生活而成的纯美，让人回味无穷。
二、情节的戏剧化，创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凄美
谢敏小说在情节的处理上，是以“意外”的方式出现的。意外就是“偶然”。一个构思巧妙的“意外”，它在偶然之中，一定深藏着必然。
“我”当年高考，作文满分而数学零分，这在一般人眼里，算是一个意外；但对“我”而言，显然是一个必然。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在高考落榜后的第28天，出版“我”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诗集？我在S大学校园意外地与樊筱竹重逢，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没有我对樊筱竹的多年暗恋与苦苦追求，“我”离开中学校园以后，根本就不可能与其在同一所大学再见。而“我”在床上的多次失败，也与工作的压力息息相关，并非偶然。“我”悄悄去医院诊治，结果发生严重的车祸，更非偶然，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
故事情节的构造，实际上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也非作家所能所独享的技能。6岁的小朋友就能很好地叙事和表达感情；乡间一字不识的老太婆，能满口“恍兮惚兮”添枝加叶地讲述流传了几百年的故事。但要有意识地追求情节合乎逻辑的戏剧化，获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特殊的艺术效果，则非作家不能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谢敏这个小说对“偶然”与“必然”的处理上，是符合逻辑的，辩证的。故而其情节虽然简单，但引人入胜。小说的最后，作者以卡夫卡式的荒诞性情节，给小说塑造了一种凄美的意境，让人扼腕而叹。
三、意象的诗意化，酝酿出一种诗意的柔美
本来，“意象”这个概念，似乎属于诗歌审美的范畴。但读谢敏的小说，我感到她是有意借鉴诗歌的这一创作手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小说洋溢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柔美。在小说中，谢敏使用的都是符号式的意象，对情节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小说中，我非常欣赏谢敏对“眼睛”这个意象的设置。
因为“眼睛”，“我”经常在“高歌猛进”的时候，突然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我”长期感觉有如芒刺在背，因之坐卧难安……在我看来，小说中多次、反复出现的“眼睛”，如同音乐的主旋律的重复，应该就是工作、生活高强压力的符号化、意象化。谢敏的这个小说，含蓄地表达了一个在超强压力下打拼的男子，如何在妻子与情人之间游移，其灵魂也随着情感的游移而漂浮。结果，紧张的情绪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缓解与释放，“我”反而为此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而当生命结束之后，“我”所期望的平静，才姗姗来临。小说通过意象的诗意化，很多地方运用富于表现力的川话，以卡夫卡、博尔赫斯式的荒诞、变形的文本，辅之以偶尔的玩世不恭与插科打诨，将“我”工作的紧张，心灵的空虚，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通过其如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被社会压抑、扭曲、变形的人格，从而引起我们对普通人的生活予以重视，给予关照。
云烟连绵，流水迢迢；春意盎然，秋色明洁；草莽丘垅，怨恨悲愁。简洁的结构，荒诞的情节，加之以富于诗意而张力极强的语言，让谢敏这个8000字的小说禁得起咀嚼与回味。孔夫子曾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看，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西南作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