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密码

■ 吴辰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二十四史”都是神圣的。中国人善于治史，从太史公司马迁发奋而著《史记》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编撰前朝历史的传统，直到清朝乾隆四年《明史》正式定稿，历代史家经历了进两千年的接力，终于成就了这一套浩浩荡荡的中华正史。从三皇五帝起始，自崇祯十七年为止，“二十四史”可谓包罗万象，容纳古今。

永不停止的“二十四史”

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可不读“二十四史”，而完整阅读一遍“二十四史”又谈何容易。“二十四史”具体有多少字数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但据估算，至少也有四千七百多万字。如果说这个数字还是太过抽象，可以设想一个人能够做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万字，那么四千七百天后，他大概可以读完“二十四史”，而四千七百天就是将近十三年。试问，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三年，又有几个人能够十三年如一日开足马力去攻读这套史书，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将这十三年读到的内容消化并为己所用呢？

“二十四史”由于年代不同、文风各异，其中一些内容不经点拨是很难读懂的，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由于避讳或错讹而产生的问题，普通读者在阅读与接受上困难很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多次组织过对这套史书的校注，每一次校注都倾注了一个时代史家大量的心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观，而每个时代又不断有新的史料被发掘，所以，对于“二十四史”的校注其实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止的工程。

1994年，由文化部批准立项，这项宏大的工程再一次启动了，2020年，《三国志》等七史的出版宣告着这项工程的完成，蓦然回首，已是二十七年光阴。在历史学界恐怕再不会有第二个课题能够让三百多名著名学者用二十七年时间去完成了，这套《今注本二十四史》之所以能让整个中国历史学界为之前仆后继，是因为在史的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长盛不衰的精神密码。

“二十四史”的三个版本

在《今注本二十四史》之前，“二十四史”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通行版本，分别是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武英殿本”、民国时期张元济主持编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国家牵头、史学名家顾颉刚总负责、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

清朝到了乾隆皇帝年间，国力极一时之盛，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而“二十四史”的名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这一名录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乾隆皇帝认为只有这些才称得上是“正史”，并规定“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也就是说，这些史书是皇帝亲自定下的，其他史书是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虽然“武英殿本二十四史”集乾隆一代学术之大成，但是碍于时代所限，其大部分史书版本仍来自旧明遗留，其优者自然有之，而其劣者却未能有所纠正，故而，这一版本的“二十四史”虽然重要，却难称“善本”。

1930年，基于“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重要价值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亲自操刀，汇集当时中国史学名家广搜各个版本的史书，重新勘定“二十四史”中每一史的最优版本，并互为参照，并尽力补齐文中残缺脱漏之处，以求其最善。由于此版“二十四史”出自不同版本之间的互相缝补，恰如僧人所穿打满补丁的“百衲衣”，故被称为“百衲本”。“百衲本”虽然看似鹑衣百结，每一处补丁却都是当时学人治学心血的体现，故而此版一出，便代替了曾经通行的“武英殿本”。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国务院决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审定和出版“二十四史”，这项被称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汇集了包括顾颉刚在内的百余名著名学者，随着工作的开展，部分学者还被征调进京，专门从事“二十四史”的编校。前前后后历经二十年，这套被学界称为“点校本”的“二十四史”终于问世了，并从此成为“二十四史”的权威版本。

通读“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雄浑厚重足以使一般读书之人望而却步，而另有一些人却将通读“二十四史”作为炫耀的资本，经常会有人宣称自己年少时即通读了“二十四史”，甚至数遍通读“二十四史”，考证其真实性其实并无太大意义，但是将通读“二十四史”作为一种谈资本身也并非一种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那么，有没有人曾经通读过“二十四史”呢？自然是有的。由于“二十四史”成型于乾隆年间，在此之前通读则无从谈起，而到了晚清民国，学术之风大盛，的的确确出过一批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大学问家。

史学家吕思勉为了编撰通史，曾经通读过“二十四史”，据学生辈回忆，对于其中某些史书，吕思勉竟然反复阅读达四遍之多。正是由于吕思勉的这种钻研精神，在1920年代，中国白话文学才刚刚诞生，他就能用白话写出《中国通史》，领一时史学之潮头。吕思勉一生著述超过500万字，而其对一些重大问题自古而今的把握也与其通读“二十四史”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社会史》《中国制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演进史》，一般人没有“二十四史”打底，是万万不会像吕思勉那样下笔有神的。

原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以整理、校勘古书闻名，三十二岁时即点读完毕“二十四史”，并深以此自得。及至遇见刘子庚，见到其父亲所校的“四史”，数量虽少，却精益求精，乃领悟自己原先自以为傲的点读“二十四史”不过是走马观花，于是深耕古籍，遂成一代大家。张宗祥博闻强识远胜他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通过治史发现自身不足，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张宗祥治史而反诸己身，也许这正是治史的一种境界。

历史学家张舜徽也曾发愿通读“二十四史”，于是他整整用了十年时间，“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虽然从张舜徽的回忆里看来，知道当年是寻常，但是十年如一日的耐心和信心试问又有几人能及？

其实，通读“二十四史”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实无此必要；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心中要时刻装着“二十四史”，那些隐藏在史书字里行间的民族精神也将经由我们而传扬下去，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